家庭、身份与东亚气质

一、永恒的问题

《家》的结局里高觉慧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离开了老家，在哥哥的支持和接济下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似乎从此可以过上全由自己做主的生活。但如果他在上海过的是一种饥寒交迫的窘困日子，此时接到老家寄来的信，告诉他母亲离世，叫他速归，他会不会回到那个他曾经奋力逃离的家呢？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大多数人都会顾念亲情而选择回家奔丧，但紧接着的是另一个问题：回来了，还走不走？在家里不用担心自己下一顿饭没有着落，不用担心被房东赶走流落街头，如果觉慧的革命信仰没有坚定到可以战胜生存压力的话，他会再次离开吗？如果他选择留下，是会心安理得地马上适应自己曾经逃避的身份和生活，还是会时时陷入茫然无措的噩梦中？

来自海南岛的作家林森，试图以他的创作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八〇后”的年轻作家，他已经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在他的故事里，人物似乎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家庭，就像他们离不开自己身处的岛屿。

翻开林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暖若春风》，读上一遍，我们会很轻松地记住发疯的弟弟、吸毒的叔叔，小说里最戏剧化的情节都发生在他们身上，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源自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但了解了整个故事的走向之后再读这本书，我的注意力逐渐被故事的讲述人“陈蔚然”所吸引。

《暖若春风》的故事进行到最后，“走神”的弟弟痊愈了，叔叔去世了，而“我”接受了爷爷安排的工作，安分地当起了小学美术老师，一切都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好像我曾经的“出走”是一场梦。只有陈蔚然的知己陈可樱有时会问他：“你真的甘心吗？”——“我真的甘心吗？”在陈蔚然自己独处的发呆时刻，或者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刻，他也一定会这样问自己。在不断地问与反问之中就有了《暖若春风》的故事，他通过讲述重返自己做出抉择的那一瞬间，试图给自己找到答案。而叙事者的这种目的使得小说的另一半故事——陈可樱和许飞的爱情纠葛、海口设计公司的勾心斗角等等“都市言情”部分，有了实质性的意义。这段时髦洋气的剧情嵌在乡镇陈家的鸡飞狗跳中显得格格不入，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而它的作用正源于它的“突兀”。陈蔚然因为弟弟生病从北京回来，但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爷爷安排的工作中，而是在海口找了份兼职，这份工作让他有了一个躲藏的机会，他从小镇到海口完成的是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穿梭，从爷爷的孙子、弟弟的哥哥到陈蔚然，他需要这份工作来提供一处放置“自己”的地方。两种不同的生活景象交织呈现在陈蔚然和读者眼前，在陈蔚然的追忆视角里闪烁着光芒，提醒着我们另一种人生的可能。

毋宁说《暖若春风》完成的是对一位徘徊于走与留矛盾中的青年的塑造，而这种塑造一直隐藏在事件的叙述背后，小说从来没有直接展现过陈蔚然的心路历程，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一次次冲击的间歇，他望着夕阳发呆的背影。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只是通过陈蔚然的眼睛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什么，却不明确地告诉我们陈蔚然在想些什么，因此也就避免了单一的答案抹杀掉其他可能的情况。至于陈蔚然为什么辞掉海口的兼职工作回到小镇，究竟是因为意识到了身为家庭长子的责任，还是因为体验到了无聊生活的安稳好处，陈蔚然本人无法做出回答，也许那时的林森也未想好答案。

二、难逃的宿命

林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关关雎鸠》继续探索《暖若春风》所留下的疑问。这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相邻的两个小镇上，同属一条世界线，只不过前者的时间跨度更大，涉及的人物更多。如果说《暖若春风》的视角是跟着陈蔚然在走，那么《关关雎鸠》的叙事视角则是架在“瑞溪镇”上空的固定机位，作者不再满足于描写一个家族内部的纷乱杂事，而是有了更大的野心，将一座城镇纳入观察视野中（林森曾经将其中的一条故事线抽出来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小镇》）。也因为固定机位这一视角，《关关雎鸠》中只有一种生活逻辑与场景，从而规避了《暖若春风》里由于两种互不相容的生活气质相缠斗而产生的混乱感。

“瑞溪镇”是林森精心建筑起来的模型，是水晶球里的世界，这个文学时空与现实世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血缘宗亲名分的格外凸显。在“瑞溪镇”的人看来，如果不认祖归宗，不按照宗法道德履行自己的家族责任，就会失去祖先的庇佑，就会事事不顺，乃至家破人亡，所以打铁公死后僵直的尸身令不孝子们感到了巨大的不安，黑手义用自己的失踪来报复两个儿子，而远在三亚、海口的许召才和张小峰必须要回到“瑞溪镇”举行认祖归宗仪式。就算他们已经在地理距离上远离了自己的老家，但无论走向何方，终究还要回到小镇，他们就像是乘船出海的楚门一样，最终发现（或者说是读者发现）世界的尽头是一堵墙。《关关雎鸠》解释了《暖若春风》中某些没有言明的东西，比如，陈蔚然为什么会留下，张小峰为什么要回来。镜头拉近，我们会看到圈起这个世界的围墙，砖瓦皆由“血脉羁绊”黏合而成，严丝合缝，人物无处可逃——《暖若春风》开篇第一章的题目便是《无处可逃》，似乎在故事开始时就已经暗示了贯彻全篇的某种宿命难逃。田晓菲在论及金庸的武侠宇宙时提出了“瓶中之舟”的概念，侠客们的生活就像密封在玻璃瓶中制作精良的帆船模型，没有武功的常人以及读者只能欣赏他们却不能加入他们，永远无法穿透那层透明的玻璃进入“江湖”。而“瑞溪镇”作为一个同样被玻璃罩罩住的异常世界，里面的人物则永远无法穿透那层透明的玻璃进入自由的寻常生活，他们甚至无法像读者一样意识到有那层玻璃罩的存在，没有人觉得这种无法逃离的家庭梦魇是他们的牵绊，都很自然地接受了那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逻辑。值得注意的是，“瑞溪镇”不单单是人类的集聚地，也是神、鬼、人杂居在一起的地方，石头爹、婆祖推算的准确性和五海公一次次的降童，都让读者在阅读中暂时相信了有鬼神的存在，他们维护着异世界的法则，面对法力高深的神秘力量，我们只好乖乖认命。

而林森没有把留下与归来完全归咎于对诅咒的屈从，张小峰和许召才同时因为黑手义的失踪而回到“瑞溪镇”，比起许召才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的考量（父亲失踪后自己的工程队频繁出事、镇上的人指责他不孝），张小峰的归来更多的是为了获得自己内心的归属感和安宁：

张小峰早先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一直希望能回去，过了这些年，他还是不明白，但不明白是一回事，父亲的愿望，却几乎完整地移植到了他的身上。那个愿望不随着时间更迭而减弱，反伴随着年岁增长而翻倍，时时喷涌而出，把他淹没。这是每一个海南人的宿命吗？不希望自己是祖宗血脉的终结点，所以怎么都要生个男孩；不希望自己是无端而来的，才这么强烈地要在族谱上，填写自己的名字。给自己找到来龙去脉，把虚无的生命，塞进整串链条。

面对张小峰的自白，过惯现代生活的读者可能会大感疑惑：既然不明白父亲的愿望，为什么不拒绝他的愿望移植到自己身上？祖宗血脉为什么不能终结？自己是无端而来的又能怎么样？克服生命的虚无感，是否只有把自己的名字写进族谱这一种方式呢？《关关雎鸠》中氤氲着的文化气氛是古老的，但并不与现行的中国社会相悖，对于家庭（家族）的依恋情结或者说阴影，始终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徘徊不去，张小峰身处的便是这种情结和阴影被放大到足以笼罩整个人生的世界。时代浪潮中自己渺若浮萍，他想要找到依靠，就只能借助血缘宗亲给自己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份，让自己飘摇不定的心在牢固的亲情网络中感到踏实，不需要再独自面对世界，而是置身于家族之中，从而获得某种“团结”的安全感和力量感。而陈蔚然为什么矛盾？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放弃“自己”。林森挖掘到的是数千年来中国的宗法意识和先进现代意识之间的冲突，陈蔚然看见了那堵困住他或者说困住所有人的“墙”，但他只是一位不成功的茅山道士，卡在了穿墙过程中。《暖若春风》中没有提及陈蔚然未来的打算，任何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都无法判断他最终会轻松地越墙而过，还是安分地留守于墙内——这是“五四”以来中国人需要解答的难题之一。所以陈蔚然长久留在我们脑中的印象，是一个卡在墙中的尴尬暧昧的身形。

而对于人物难逃家庭血脉牵制的宿命，作为作者的林森似乎也感到无可奈何，尽管他是“瑞溪镇”这个文学时空的创造者，但这个世界一经创造便自有其运行逻辑，尽管这些“逻辑”不是林森自己凭空捏造的，而是他从现实中观察获得并移植到“瑞溪镇”上的。作者知晓他们宿命难逃，于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人物的同情和怜爱，这种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爱，不是曹雪芹对于贾宝玉顾影自怜式的宠爱，而是福楼拜面对爱玛·包法利时的幻想和因其死去而产生的同情和惋惜。而这份同情必须是克制的，它会因为点到为止而更加意蕴深长，比如《关关雎鸠》中作者关于少年潘宏万对张小兰暗恋的描写。潘宏万伙同一群流氓去欺负张小兰，张小兰抵抗的时候摔坏了自家洗衣用的红水桶，当天夜里潘宏万便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水桶放在张小兰家门口，此时作者写道：“杂货店老板问他要不要换另外一种颜色，比如白色，白色的，就便宜点。潘宏万摇头，他一定要那只红色的……为了避免别人顺走，他用绳子在水桶和门把上都打了死结。他没想到，这个死结也同时打进了他的心。走出很远，他还觉得那只红色水桶，是一团燃烧的火焰……过去好多年，那团红色还在把他烧疼。他有时心想，或许当时应该选那只白色的，白色的，火就不会烧得那么旺……”多年之后，张小兰嫁人生子，在镇银行做保洁工人，沉重的生活早已将她高傲的头颅压了下去，她变得平和沉默，但是有一天下午她突然发了火，“她刚扫完院子，把树叶和废纸塞进一个大塑料桶里，接着，抱着塑料桶到农行边上的那条水沟边倒掉。刚出院门，发现潘宏万直愣愣地看着她，看着她怀里的那只塑料桶”，她对着潘宏万破口大骂，而“这一次发火，并没让她解恨，反让她辗转反侧一夜没睡。到了凌晨两点多，她还悲伤难抑，又说不清悲从何来”。时过境迁，塑料桶再度出现，我们发现原来潘宏万从未忘记过自己对张小兰的感情，而张小兰也不是对潘宏万的心意一无所知，在文中出现了两次的塑料桶充当的是契诃夫的枪，它打响之后在读者眼前炸开的，是物是人非、青春不再的失落与冷清之感。

三、时代的梦魇

“瑞溪镇”看似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天命难逃，下有蝇营狗苟，似乎可以永无止境千年万年地运转下去，只要扮演好孝子贤孙，就可以确保一生无忧，因此《关关雎鸠》中的人物总是想搞清楚自己从何处来的问题，好像解决了这一疑问，自己该到何处去的问题便也会迎刃而解。但事实恐怕并非他们想象得这般单纯美好。

无论是《暖若春风》还是《关关雎鸠》，主体故事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商业浪潮刚刚兴起的中国，即使他们远在“天涯海角”，也不能避免被纸醉金迷的不良风气所侵袭的命运。市场经济以及消费文化的到来打破了小镇平静的生活，自此“礼崩乐坏”，家不成家，由此催生了《暖若春风》和《关关雎鸠》共同的故事发展模式。第一，“魔鬼都是外来的”。历数这两部小说的情节，几乎都是因为被外来的赌场、毒品、集资陷阱等引诱，人物一步步开始堕落，在堕落的过程中，导致家庭的破裂。陈蔚然将陈家的遭遇归咎到曾祖父身上，认为是他出现之后陈家才开始历尽阵痛的，而曾祖父对这个家做出的最大“贡献”即是在镇上为他们建了一座房子；黑手义和老潘也不止一次地后悔将家搬到镇上来，仿佛如果家还在村里，就可以有效避免或者延缓家庭的破裂（林森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拾木人》则告诉我们，绝无这种可能）。第二，不肖子孙的不断破坏与坚韧父辈的苦苦支撑之间的循环运动。这两部小说的情节推进都是靠问题制造方（堕落的子孙，如陈可文、潘宏万、潘宏亿）和问题解决方（坚韧的父辈，如陈兴江、老潘）之间的配合而完成的，后者不断应对前者带来的麻烦，努力维持生活的平静，试图将家族众人的生命轨迹拉回到原有的轨道上（这条“轨道”是祖父们提早为子孙们打算好的）。但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其速度之快也暗示了它们的无法避免，“瑞溪镇”的人频繁地求神问佛，希望鬼神可以指点他们的未来，而这样做，正是因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人们已经不能预测、把握自己的命运。然而，看似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是否真的能够庇佑它的子民躲过时代的风浪？《关关雎鸠》的每一章最后结尾处都是一段风声，这风因为人物的心理投射而具有了很多含义，从另一种角度看，它就是无情的岁月本身（甚至这段岁月因正处于商业浪潮蓬勃汹涌之际，必然裹挟着无数诱人堕落的因素），吹过意气风发的潘宏亿、忧心忡忡的老潘、迷惘无措的张小峰，风还在继续吹，还在酝酿下一场灾难。在祖屋外的老潘和终于认祖归宗的张小峰都听到过相同的风声，比起祖先的轻柔抚慰，它更像是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打击的预告。我由此联想到《红楼梦》第七十五回的“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宁国府众人欢度中秋时，突然听到一阵长叹之声，而声音的来源正是贾府祠堂，此“异兆”被公认为是家族祖先在警告后人气数将尽，而当时贾珍等人只觉得是醉后自怪，那不过是一阵风声。无论是祖先的警告还是对未来的预告，都预示着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但不管是《红楼梦》还是《关关雎鸠》，里面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以为祖先的福荫绵长，可以庇护他们顺利平稳地过好一生。另一方面，贾府的大厦是骤然崩塌的，来不及采取措施就已然被抄家下狱，而《关关雎鸠》中老潘清楚地预见了自己家庭的破败并一直在努力维持，但最终仍然失败了。孙子潘宏亿复吸毒品，这个秘密一旦曝光，他的家庭将会再次分崩离析，到那时，这个已经经历了太多分别和死亡的家庭是否还能保存完整，都是一个未知数。风声呜咽着在所有人头顶吹响，老潘此前的努力都被宣告无效，林森以实写虚，似乎在向读者暗示没有什么能抵御住时代的冲击。“瑞溪镇”的人们以为只要把虚无的生命塞进血脉传承的链条便可以让自己的心安顿下来，能帮助解决不期而遇的灾难，但事实证明，就算许氏兄弟举办了认祖归宗的仪式，失踪的黑手义也不会回来，张小峰把名字写进族谱也改变不了“风”从他耳边呼啸而过的事实，对于家庭名分的执着除了徒增生活的负累和内心的焦虑之外，什么也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