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母亲

有人说，是无边的草原让牧人胸怀变得宽广；也有人说，是牧人的坦荡让草原变得辽阔；我说，是天、地、人的融合，才使呼伦贝尔草原这般辽远、博大，充满生机。千百年来，在这骏马跑上九十九天，马蹄下还是草原的自然界里，斗转星移，物竞天择，唯有一棵棵相依相偎的小草，默默在风雪中站立、倒伏，在枯萎中再生，最终汇成草海，荡起草浪，迎送日出日落，托起万马奔腾……连绵起伏的怀抱里，养育、承载着万物生灵！

许多人把草原比作母亲，称之阿妈，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感受，因为生身母亲只给予了他们生命，草原母亲却给了他们乳汁，给了关爱和教诲，包容和善良，像阳光雨露，更像5月的春风，让每一个生命之花都在草原上绽放出美丽。

时值草原最美的7月，我去牧区采访“国家的孩子”。一路疾驰的越野汽车，追赶着永无尽头的地平线，吸足了阳光的柏油路仿佛不甘于匍匐在绿色的长毯上，与升腾的热浪一起堆砌着如梦如幻的海市蜃楼。草原的辽阔让天空降低了高度，缭绕的白云不时跌落在山坡上的羊群里。离公路不远处是向西奔流的海拉尔河，翠绿的芦苇沿着U形河岸汇成一大片湿地，白色芦花在风儿的催促下弯身亲吻着水面，数不清的水鸟集聚在芦荡的上空，它们对行驶过往的车辆视而不见，飞落自如。在路边没有网围栏的山坡处，我停车小憩，走向没膝的花草中，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百灵鸟婉转清脆的叫声自天而降，我仰头聆听着最纯正的天籁。

临行前我在档案馆查询到一份泛黄的资料，记录着1959年至1961年间，刚刚新生的共和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人口密集的江、浙、沪一带，许多孤儿院里的孤儿因饥不饱腹已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被惊动的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指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乌兰夫，当即部署各盟市及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接收孤儿的准备工作，并保证：“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为此新华社曾播出这样一条消息：1960至1963年，上海、江苏等地先后有近3000名营养不良的孤儿，被送到内蒙古草原，这些孤儿最大的7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他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

越野车在草原上穿行的印辙，像一根长线，串联起“国家孩子”被草原接纳的故事，一位位年近七旬老人沙哑、低沉地讲诉，充满了对草原母亲的感恩之情，哽咽之处，老泪纵横。

蒙古包里煮沸的奶茶，温暖着沧桑的话题，告别时炊烟挥动的手臂，被草原的晚风拉长。

当年，被草原接纳的“国家孩子”，历经了草原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磨砺，有的已经成了真正的牧人，穿着蒙古袍，说着流利的蒙古语，在牧场里照料着畜群。有的去嘎查、苏木甚至旗里当了教师、工程师、做了军官、国家公务员，还有的找到亲人回到了出生地。他们虽然已儿孙满堂，可是一颗牵挂的心始终还在草原上，在健在的阿爸、阿妈身边，在留下足印的牧场里，在已故双亲的山岗上……晚年天伦之乐中的回忆，如波光粼粼的河水与天边的夕照融合在一起，依恋在草原母亲的怀抱中。

“有干牛粪烧的蒙古包才不会冷，有爱支撑的日子才不会苦”。当300名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国家孩子”相继到达呼伦贝尔时，盟委、盟行政公署已提前安排牧业四旗开展了领养人的审查工作，其中有两条硬杠领养人必须具备：一是生活条件有保障，二是政治面貌可靠。

1960年5月，有着多年党龄、做了母亲的莫德格来到了组建不久的呼伦贝尔育婴院，当上了一名保育员。育婴院对陆续到来的婴儿高度重视，制定了：“集中养育，调整身体，适应环境，适时领养”的管理方案。由于莫德格主动承担了十几个最小弃婴的保育工作，她每天轮流给孩子喂饭、喂奶、换尿布……哪个孩子有了异常，哪个生了病，她会整夜守护在床边，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精心周到。有个几个月大的女孩又瘦又小，连个名字也没有，莫德格给她取了个蒙古名字：敖德巴拉（意为菊花），经过莫德格一段时间的调理，敖德巴拉小脸蛋儿上有了红润，身体一天天硬实起来，当她第一次对着莫德格叫“妈妈”时，莫德格的心仿佛都融化了，她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感受着再一次做母亲的幸福。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德格家采访时她对我说，“当时国家孩子这四个字的责任，就是让我把年轻党员的身份，变成一个合格的母亲，把一个个孩子养育好，再把他们健健康康地交到领养人的手上。”一个被她喂养的白胖小男孩被领走时，莫德格担心他不适应新环境，陪孩子到牧区住了三天，把孩子的习性一一告诉养父养母。

分别时，男孩哭喊着抱住她，她也抱紧孩子，久久不愿离开。经过莫德格和同伴一年多的细心照料，12名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鄂温克草原一次性慷慨接纳。离开育婴院这天，她一路陪伴孩子来到旗所在地，对赶着勒勒车、骑着马前来领养的牧人千叮咛万嘱咐，唯恐有一点点遗漏。没有出嫁的姑娘从怀里掏出焐热的奶瓶；饱经风霜的额吉敞开蒙古袍的襁褓，母性温暖的怀抱里，搂紧了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生命。

罕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高日根和新婚的妻子接过敖德巴拉时，懂事的孩子贴紧了他们的脸。回到牧区不久，到了上小学年纪的敖德巴拉突然被诊断出患了骨结核！8年间，父母为了给她治病买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变卖了大部分家产，跑遍了北京、天津等许多医院。终于，父母的诚心换来了奇迹，敖德巴拉的病被一家大医院治好了！

在大爱里幸福成长的敖德巴拉，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把全部感激之情投入到了热爱的工作中，用获得的旗、市、自治区、国家级的奖章、奖状、证书，报答着草原母亲。

今年六旬开外的萨茹拉回忆说：“我从上海来到鄂温克草原时还不到一岁，是在旗里工作的拉西东日布父亲和母亲莫德格玛收养了我，并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萨茹拉，我小时候患有软骨病，父母节衣缩食给我买药，买有营养的食品，每逢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总要给我买漂亮的裙子、洋娃娃，还有好吃的糖果糕点。有了我以后，父母就把我当成了亲生骨肉，再也没要自己的孩子。”现在，退休的萨茹拉有一双儿女陪伴在身边，她闲暇时还经常与几位住在附近的姐妹聚聚，话题常常回到当年。

2020年“呼伦贝尔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以草原母亲和“国家孩子”为原型的歌舞剧《大爱无疆》演出结束时，4位来自鄂温克草原的“国家孩子”，簇拥着88岁的莫德格妈妈走上舞台。鲜花、掌声、祝福，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这是3年前在敖德巴拉的提议下，几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代表上海的孤儿，给莫德格妈妈过完85岁生日后的又一次相逢。

“1961年初夏，草甸子上的芍药花刚打骨朵的时候，我的养父从夏营地赶着牛车颠簸了一整天，来到呼伦贝尔育婴院领养了不到一岁的我。”曾担任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海拉图嘎查书记的其日麦拉图对我说。当时领养其日麦拉图的牧民嘎巴日，是自治区人大代表、嘎查书记。他和妻子那布础丽已有了三个女儿，家中突然出现的欢笑声，让许多牧民争先来看望。养父给男孩起了个寓意一切都努力向上的名字：其日麦拉图。三个姐姐对小弟弟宠爱有加，母亲在哄他睡觉时都让他吸吮着奶头。草原的乳汁肉食给了其日麦拉图健壮的体魄，他4岁时，父亲就将他扶上了黄膘马背。初中毕业后，其日麦拉图接过了父亲的套马杆，19岁开始就在嘎查担任起了多种职务，23年分文不取。在当嘎查书记的8年间，他带领牧民投入到嘎查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牧民腰包鼓了起来，嘎查的机械化程度、疫病防治和棚圈建设在全旗名列前茅。其日麦拉图多年始终帮扶的几个贫困户，也都走上了致富之路。老父亲84岁那年去世后，其日麦拉图按照习俗继承了家产和畜群，三个姐姐没有说一个“不”字，她们说，只要弟弟日子过得好，姐姐们就开心。告别时其日麦拉图对我说：是民族的大融合，让牧人的胸怀变得更加宽广，是民族的大团结，给草原带来兴旺、边疆稳定。我这辈子已经在草原扎了根，我感恩父母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真正的蒙古族牧民。

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图公社的安玉田夫妇，当时觉得自家符合领养孤儿的条件，便向公社和生产队提出了申请，得到批准后，他们连夜找车来到了呼伦贝尔育婴院。刚进护理室，张巧娥看见孩子们都在玩耍，只有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女孩不言不语，躲在角落里抹眼泪。临来前，她和丈夫商量好要领个男孩回去，因为在牧区男孩皮实好养。可是当张巧娥看到这个瘦小女孩的一瞬间，母爱的怜悯和柔情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她走到小女孩身边，小女孩也伸出小手拉住了她的衣角……回去的路上，两个人给怀抱里的孩子起了汉族名字：安晓燕。60年代初，牧区定居户的住房都是土坯垒起来的，十分简陋。夫妇俩冬天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的，夏天孩子睡着了，他们轮流给孩子驱赶蚊蝇。看到4岁的孩子还不会走路，父母急得天天挤牛奶给她喝，甚至端着个小盆去邻居家借“细粮”。晓燕上小学时，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小男孩，可是，谁也没有冷落爸爸的“小棉袄”，妈妈的掌上明珠。每次去城里回来，父亲都要给女儿买红头绳和好看的衣服。晓燕上高中时，父亲就花120元给她买了块上海手表，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是上海的孤儿，更不知道父亲给她买上海手表的一番寓意。高中毕业后，生产队的小学校招聘教师，安晓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她走上讲台担任班任时，经常带领学生用蒙汉语朗诵诗歌，用汉语进行知识竞赛，激发了孩子们使用两种语言的兴趣。安晓燕过30岁生日那天，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惊呆了片刻之后，她搂住头发已经花白的父母放声大哭。流淌的泪水里，是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养育之恩，更是今后要加倍孝敬父母的女儿之心。在教育战线工作的37年里，安晓燕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组织上也给予了她最高的褒奖。

汽车在没有尽头的草原路上疾驰，所到之处迎接我的不仅仅是村口路边的鲜花，更多的还是古今尘封的往事，有的已被世人知晓，有的还深埋在不善言辞的长辈记忆里。但是，养育“国家孩子”的佳话，已像遍野盛开的萨日朗，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几代人美好的记忆。我曾采访过一位不太会说汉语的草原母亲，她给我倒满的一碗奶茶里，盛满了千言万语。问及当时的她抱养孤儿时的情景，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就那么答应政府的，要把国家的孩子给养好……”老人朴实得就像连天接地的牧草，用倒伏、挺立的坚忍，在困苦的岁月里兑现着草原母亲的承诺！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十大杰出母亲”“草原额吉”都贵玛老人，她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的牧民，上个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把一生如百合花般盛开的美好年华，都献给了嗷嗷待哺的博爱行善，自己却终生未孕。她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超血缘、跨地域的捐助向善之举，如同春风在中华大地吹拂。目前，收到资助的孩子遍布内蒙古12个盟市，1500多名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短短几年间，自发加入爱心团队的人越来越多，遍布珠三角，远及澳大利亚，他们中有各行各业的人士，也有外籍华人，这些人有的已是耄耋之年，有的还是少年儿童。一个草原母亲的倾爱所为，让无数感动化作了追随与效仿，如同草原上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汇成了澎湃的江河。

我不知道游牧民族在人烟稀少、消息闭塞的草原上如何形成了宽广的胸怀？也不知道他们的仁慈和善良源自何处？我只知道，在草原生活的人们敬山、敬水，更敬畏自然，他们在宝格德乌拉山堆起神圣的敖包，祈祷人畜兴旺，风调雨顺；面对纵横的河流湖泊，他们从不倾倒任何污物，甚至认为“鱼为马魂”，不捕食鱼虾；他们爱惜牲畜就像爱惜生命一样，所到之处均能见到羊羔跪乳、母牛舐犊的感人情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早已成为草原人代代相传的信奉，融进血脉，荣辱与共。骑在马上的牧人没有近视眼，举目就能看到翱翔苍穹的雄鹰，远眺就能看到在远处河湾吃草的羔羊，他们的长调能在地平线上延伸，他们的耳朵伏在套马杆上，就能听到几公里开外的马蹄声……

我采访的“国家孩子”还有：单玉芝、郭丹、萨茹拉、沃慧琴、花拉、其木格、何淑珍……

在我采访最后一站地——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哈克木嘎查，我见到了今年62岁的乌兰巴特尔，他身穿藏蓝色蒙古袍，脚蹬及膝的马靴，腰间别着银饰刀柄、长链的蒙古刀，完全一副当地牧人的盛装打扮。1962年，两岁的乌兰巴特尔被已过花甲之年的伊敏花，从旗里抱回了辉苏木。当时伊敏花已育有4个子女，她在乌兰巴特尔6岁时不幸离世，扔下小巴特尔只好寄居二姐夫家生活。没有歧视，没有冷眼，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姐姐给了新成员无限的温暖，一次偶然的机会，20岁的乌兰巴特尔遇到了呼伦贝尔原育婴院的院长——嘎日布，嘎日布阿姨告诉乌兰巴特尔，“你的名字当时就是我给你取的，我还把你抱到过家里……”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身世的乌兰巴特尔，拉着嘎日布阿姨的双手泪流不止，回到苏木后，他找到埋葬母亲的地方，在草原上长跪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