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雷声万里闪

一  泰山来了一位法国人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座山，能像泰山这样浸染着那么深厚的文化，没有一座山被人们如此崇拜和崇敬。进入清代以来，到泰山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而这些外国人有的是专门慕名而来，有的是来中国公干顺便而来。因为泰山对于他们、对于世界都太重要，加上所来不是官员即是学者，来到这里，必然要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的惊叹与惊羡。而且他们的文字多翻译成了白话文，这样，二十世纪初期关于泰山的游记便十分可观。这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是白话文的进步与发展。

一百多年前的1916年，美国著名女诗人蒂金斯，站在泰山之巅，被眼前的景象所陶醉，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将来自大洋彼岸的赞美之情，汇成了热烈奔放的诗篇：

来自广阔空间十二方纯净的风，

震荡着六千级阶梯之后的狂喜，

张扬着天穹最激动的呼喊：

这就是泰山，

美丽、神圣的泰山！

蒂金斯从此爱上了中国文化，创作出大量中国元素的诗歌，其中以泰山为主题的长诗《最神圣的山》，被文学史家称之为伟大的作品。闻一多1922年公派留学美国，最先认识的诗人就是蒂金斯。蒂金斯非常赏识闻一多，热情帮忙刊登他的诗，还引荐他结识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比女诗人来得还早一些，他1912年登上泰山，感悟到了泰山的自然美，这种美包括依山就势修筑的层层叠叠的台阶。他因此感叹：“中国人在山水间的点缀是没有一点辜负自然的，他们宁可牺牲一点便利，不愿斫丧自然的和谐。”

同闻一多一样，诗人徐志摩也是那个时间出国深造，到英国后认识了狄更生，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两个人畅谈文学，话题也会转到泰山上。狄更生对于泰山的感觉和赞美，让徐志摩慨叹不已，后来徐志摩也留下了《泰山日出》的散文。说是散文，实则是一章散文诗，充满了激情与浪漫，是难得的泰山日出写照。

在这些外国人的诗文中，日本汉学家松平康国写得较有特点。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曾经登上泰山，有《登泰山记》及《登泰山》诗。他写到：

五岳惟泰山最名，《尔雅》谓之“东岳”，《尚书》谓之“岱宗”。岱，代也，言东方为万物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古有封禅之典，明堂之设焉。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四月，余自直隶游山东，将拜圣庙于曲阜，路宿泰安。其北泰山，蜿蜒磅礴，势颇雄拔，瞻之在前，仰之弥高。余夙有登泰之志，至是决然。五月六日昧爽，乘轿而发，行五里抵岳麓。

拾蹬数百级，仰则中天门在近，如可一跃至，良久始达。门内有伏虎，履尾不噬石也。降又陟，是为黄岘岭，俗呼快活。溪上石亭，谓之“涤房”，结构古雅可爱。溪以全石为底，点以苍苔，水散漫而流，阔处缓，隘处急，急者如骤雨，缓者如戛玉，清音妙响，使人悠然意远。度小桥，路左右设红栏，其上五大夫松在焉。老干古枝，数百年物，然非秦代之旧。稍登，峰峦合沓，四面迫人，身陷于壶底，天小于盆，峰头皆松，破石罅而出，天风所鼓，飕飕谡谡者，其太古之韵乎？至朝阳洞，南天门悬在头上，欲仰视则帽檐碍背，轿夫一步一喘，徐行如蜗。马第伯《封禅记》云：“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今践真境，始解其妙矣。巳牌后半刻，达南天门，自麓至此为磴八千级云。下轿东行半里，有碧霞宫，香火甚盛，稍西拜孔子庙。东北地势隆起处，是为玉皇庙，即泰山绝顶也。庙前设石坛，坛下有无字碑，高二丈，阔二尺，石腻而泽，古色可掬，金石家或为秦碑，或为汉碑，余则左袒刘氏。

后绝壁有唐开元摩崖碑，碑趾石坏字灭，盖冬日打拓者，就碑下燎火取暖，故然。午牌还至南天门，觅来路下山。闻登岳有二途，一从东谷，一从天门，岩瀑之奇，东谷为优，而里程则相若，余由天门云。《汉官仪》《泰山记》皆曰“高四十里”，明人某用西洋测地术，得十四里。余以所经时刻推之，后说为近。夫此山，高则不若嵩、华，奇则不若恒、衡，而其名最著者，岂非以有仲尼小天下之语乎？嗟吁！泰山常在，圣人不复起，吾至仲尼登临之处，俯仰今古，感慨从中来。自今数日，渡洙泗，诣阙里，寻杏坛之遗迹，拜孔林之圣茔，其感果何如耶？

这篇游记随意自然，简洁干净，又不失个性，显现出成熟的汉语功力，写景如画家描摹勾画，繁简得当；论理便细致考究，思维缜密；抒情则豪迈奔放，意气风发。此文首先在其日本朋友间引起反响，继而影响了日本国民。

泰山文化在国外逐渐产生广泛影响，由此，一批批来自东方韩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来自西方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美国等各种人士，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

当然，由于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有的人可能留下来的是一篇文章、几首诗歌，有的则会专门写一本书出来。奥地利汉学家哈克曼、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美国传教士布朗、英国女画家坎普、德国建筑师柏石曼，都在当时著有论说或摄影专著。譬如德国学者卫礼贤写了一本《中国心灵》，其中专有《圣山》一节，详记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登泰山的所历所感。他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座山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它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它象征了一种启示，也象征了一种神秘，生和死都被认为起源于它。”

还有六十二岁的德国传教士彭安多的《泰山及其祭祀》一书，彭安多自序中称：“本书所描绘的泰山及其名胜古迹，基于1901年和1903年作者游览泰山时之个人所见。”尽管法国人沙畹对此书评价不高，认为其大抵以《泰山道里记》为蓝本。但整体上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创作态度，还是应该给予肯定，尤其书中亲历亲睹的一些泰山风俗，今天仍可作参考和研究。书中所配酌泉亭、遥参亭等三十五幅照片，也显珍贵。

当年外国人来泰山，最大的好处是他们带来了相机，把泰山的景象都记录在一帧帧底片上。通过这些底片，我们现在依然能领略当年的泰山时光，而且可以借助这些照片来研究泰山的历史，包括建筑，包括民俗，包括山水。譬如周郢先生就发现，当时老外拍摄的天贶殿部分壁画内容，与现在的壁画就有些不同。

整体上说，这些西方人无论是散文笔记还是著书立说，对于泰山都是有所贡献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认知解读了这座东方的圣山。

列举了这么多，就像是一个序曲，我们似乎还是有所期待，期待着有一个人，能够更加系统、更加深厚地研究泰山，认知泰山，以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等到了，泰山等到了。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正月，当中国人正在欢度春节的时刻，一位法国人来到了泰山。这个人，就是沙畹。

沙畹是一位十分喜欢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山水风情颇为热爱。他把泰山当成一座宝藏，把毕生花在泰山的研究上，花在中国民俗文化的发掘上，成为一代享誉世界的泰山学者和“中国通”。

有人称沙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是现代汉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普及者，此说一点都不为过。

这就让人想了，这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他从何处得到了汉学真经？你还真想不到，他曾经是一位对中国汉语一无所知的年轻人。

1889年1月24日，二十四岁的沙畹第一次跟着法国驻华使团乘船到中国来，船在海上走了近两个月，直到3月21日才到达北京。旅途的漫长，使他感到来一次十分不易，此后除了1891年短时间返国与爱丽丝成婚外，他坚持在中国待了四年。

沙畹当时的身份是法国驻华使团的自由工作人员。什么是自由工作人员？可能就是一个额外的与使团关系无关紧要的人物。有说他是一位编外译员，可我们知道他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连一声“对不起”都不会。那么这样一个年轻人来了又会做什么呢？恐怕连带着他来的使团领导都不大清楚，也就让人想了，他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关系进入的这个使团？

不去想了。但不能不说这个人是个奇才，一位不起眼的年轻人，竟然很快成了“中国通”，成了汉学家，成了著作等身、弟子成行、连中国人都叹服不已的大学者。

那么，沙畹还是来对了。沙畹来了可不是为了东游西逛，他是有目的有抱负地来中国，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人竟然一头闯入了最为艰难的汉学领域，包括碑铭学、古文字学、西域史、西突厥汉文数据、中国舆地学及地图绘制术，并且拿出了让人刮目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司马迁史记》《菩提伽耶中国碑考证》《西突厥史料》《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甚至在晚年还研究过中国道教。

那样说，这位法国人，他真的是配来一次泰山，而且他一定要来一次泰山了，因为他最初接触汉语，接触古代文学，就是与泰山有关。

沙畹自从来到中国，就有了一个大的目标，不仅是学习汉语的问题，而是要把汉语的精华介绍出去，让全世界知道。大家不会想到，他第一次拿起来的竟然是《史记》，是《史记》中的《封禅书》。

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说法，《史记》是一部“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书。得有多大的学问才能知晓其中的历史事件，熟悉其中的文化内涵及人物关系？即使借助典籍资料，也是十分不容易。汉语没有词根、时态变化，同西语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大仙是如何翻越语言这座阻隔的大山，而他真的是要注译《史记》了。

据沙畹说，当年他就某一个问题去请教中国人，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么，他就这样，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钻入了《史记》这庄严而神圣的宝库，在复杂浩繁的历史中游走闯荡。他甚至很快就找到了兴趣，找到了一个钻孔，他真的是乐此不疲了。

那样，他就必须要跟随着众多帝王，登上一次泰山，亲自体验泰山的宏大与封禅的意义，实现藏于他内心许久的愿望。1891年1月24日，也就是沙畹来中国的第三个年头，他对汉语知识有了一知半解，掌握了一些字词，并且会用简单的汉语对话。

沙畹就这样第一次登上了这座心仪已久的圣山。这次游历，使他获得了第一感知和第一手材料，他或有了一项伟大的计划，并且业已实施。在那个时候，他就把中国当成世界的了，他要凭着对中国对泰山深深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力图展现出深层的思想和概念，向世界人民介绍东方最神圣的大山。这便是他此行的大愿。

沙畹之所以盯上《封禅书》，大概是他对于信仰、崇拜和祭祀不大陌生，而中国古代祭祀到底是怎样，同国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对一座山如此尊崇？这种疑问，无疑增加了沙畹的兴趣，尤其是增加了对泰山的兴趣。

在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协助下，他就从一座大山开始，去探寻中国古老的祭礼，开始撬开《史记》的第一扇厚重之门——《封禅书》。

沙畹的关注绝对不是浮皮潦草，而是真正地深入钻研。这个可爱的法国人，一开始就走火入魔一般，他不仅研究《史记》本部，还研究司马迁参考过什么文献，利用过什么资料。为了慎重，他顺藤摸瓜，去查找那些文献，探究其可靠性。譬如《楚汉春秋》，譬如《书经》。《书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毁，后来有人发现了留存下来的五十八章，其余四十二章遗失。虽然士子凭记忆不断恢复完善，却也是面目全非。沙畹竟然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没有找到原始材料，参照《楚汉春秋》和《书经》时，都有用过恢复的新文。

如果沙先生如此认真下去，势必要大大拖延他的译注，因为本来一字一句就十分艰难，再细究起来，就更加艰难。哪里想到，仅仅四年过去，他已经注译完了《史记》的一部分，并交由基督教会主办的北堂印刷厂出版印刷了。

来华四年后，沙畹在1893年1月回到巴黎，此时的他对汉学有了较为丰富的认识，并且收获满满，小有名气。二十八岁便就任了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主讲汉语、满语和文学，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这也正符合他的爱好，他对中国的关注和热爱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于考古学和史学的研究。12月5日，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讲演，题目就是《中国文献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