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的理解是共情（特约评论）

肥沃的泥土芳香是如此的相似，这一瞬间你的心中已充满了乡愁。你的思绪远离了此时此地，在时空中遨游，你回忆起那逝去的青年时代，那时的美好憧憬、炽热爱情和宏伟抱负。如果你是一个人们所说的愤世嫉俗者，一个感伤主义者，你的眼泪将情不自禁地涌出眼眶。而当你收拾好心情恢复自我时，夜幕已经落下了。

——[英]萨默塞特·毛姆

2006年6月8日，当我拿到过从甚密的同事唐建清先生翻译的毛姆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立刻就在办公室里翻阅起来，看到以上这段话时，我真是感慨万千，反躬自问，我的“夜幕已经落下了”吗？

于是，我在这一段话的旁边画上了红色的惊叹号和一个问号，因为在我所经历的那个悲苦时代的中国乡村生活屏风上，起码我本人并没有美好憧憬和炽热爱情，更没有什么宏伟抱负，每天想着的就是回城，哪怕在南京城里干最脏最累的环卫所工作都可以；再不济，在县城里当个工人也行；最差就是到公社的镇上工作，只要吃上皇粮就行。我不是怕苦怕累，而是最不能忍受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调的农耕文明的劳作。没有娱乐，没有观察世界窗口的生活，村庄的文化闭塞让人精神崩溃，在乡镇里，起码可以在文化站看到隔天的报纸，尤其是《参考消息》。所以，一闲下来，我便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去下舍镇溜达，找知青好友交换书籍，或打一场篮球，去文化站看最近的报纸，若恰巧碰上一场电影，就算是一顿精神大餐了。

想不到，于公元762年以唐朝宝应纪年命名县名的苏北水乡，城镇会是那样简陋萧条，比不上苏南的古镇也就算了，居然连云贵川县里的古镇都远远不如。尽管如此，那些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农民，能够去一趟周边公社所在地的乡镇，就算是很奢侈地进了一回城。而能够被选为弄船去泰兴、高港一带远距离县城乡镇大集去卖一趟茨菰，就像去北京天安门一样兴奋，因为那个时代苏北几乎所有的乡镇大集都被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赶集的日子，如同取消了农民的交易的节日，那也是闭塞的农民对外交际的唯一街景。

男人们争相报名去远方的城镇，除了去赶大集，就是为了每天能记十工分。而女人想出门看世界的，大多都是那种有着浪漫情愫的年轻大姑娘或小媳妇，那里有她们青春的梦想，而且，在船上烧饭浆衣的活又很轻松，抢到这个差事的女子不多，但凡欲行者，都是那种大胆泼辣的女子。

能够去两三百里外看世界见世面的农民极少，尤其是水路行船，一路风景一路笑声的日子比过年还要兴奋，虽然需要许多天才能回来的，那也是一种幸福。大水泥船要开拔时，送行的家属们站在生产队港湾码头边，千叮咛万嘱咐，像是告别远航出征的亲人一样隆重。

当远航的船归来时，社员们都丢下田里的活，蜂拥而至，队里的干部关心的是茨菰卖了多少钱，男子汉询问的是那里的猪崽多少钱一斤，那里供销社“磅猪”的价格是多少，而大姑娘小媳妇热衷的却是时尚漂亮的花布几个钱一尺。

于是，码头上的一片热闹景象并不亚于过年，也不输于县电影放映队来到了我们村庄，那些从远方的归来者们趾高气扬地解答着外面世界的各种各样问题，犹如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都会像阿Q一样，津津乐道反反复复地描述远方大集镇上的所见所闻。

那些只去过下舍镇和曹甸镇的社员们就向他们投来了羡慕景仰的目光，一声“日妈妈的”叹息，道出了无尽的遗憾和悲哀。

下舍镇是本公社的所在地，虽然是个小镇，但也比当年的红卫公社要强一点点，那年，我坐帮船去下舍镇的时候，途经这里，只听得船主说了一声：望直港到了。宝应话没有卷舌音，我听成了“望泽港”，猜度其义有二：一是望皇恩浩荡，泽被此地黎民；二是远远地就看见了这片泽国的港口。哪知去年看到宝应县作协主席H君写了一个望直港的故事，让我感慨不已。说是一个考到南京读大学的望直港青年，在城里谈了个对象，吹嘘望直港是中国的第六大港，骗得了芳心。谁知女方随他回家乡一看，大失所望。这和当年我经过时的失落心情是一样的，那个年代哪有什么港口，连一个水泥码头都全无，搭上跳板，走上小镇，瓦房极少，好不容易寻到一爿小店，一碗面条上面漂着星点猪油和几粒青蒜叶，就是一顿美美的大餐了。两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了望直港，那几天萧条的生活风景与风情画面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了。

所以，尽管下舍镇虽然也是宝应县不繁华的小镇，但比起“望泽港”镇来说，却还是有些活气的。

文化站是下舍镇最不起眼的两间小屋，但是，每去下舍镇，我都要过去的。虽然它毗邻公社衙门只咫尺之遥，平日里却少有人光顾，那屋子里有时传出刺耳的二胡声，也无人在意，可那里却是我六年梦牵魂绕之地。

我之所以常去那里，一来是去阅读别人不太感兴趣的《参考消息》，从字缝里找外面世界的新闻；二来是因为和那个阔脸和善的文化站长很熟络，去聊大天。1969年冬天，我去开凿大溪河，上河工挑河，那时他正是公社的宣传干事，偶然相识了，后来他便让我写通讯稿，又让我参加了县文化馆的通讯员写作培训班，那时候文联作协机构早已砸烂了，这样的培训班就像如今县作协举办的作品改稿会。

在那里，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大有怀才不遇的悲悯，居多的是写“啊”式诗歌的知青，一看就知道是模仿贺敬之的诗体，连模仿马雅可夫斯基楼梯诗体都算不上。有两个写小说的男知青写了诸如当时出版的浩然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里《老支书的眼光》那种格调的短篇，也勉强能看。我从小就读过许多中外小说，但并没有想过要写小说，一直认为那是一件多么崇高的事情啊，没有作品，我感到羞愧，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发誓，今后一定要写出好小说来，成名成家。那个培训班很快就结束了，多少年后，在这个班里走出来的作家也只有后来做《雨花》副主编的黄埔公社虹桥大队女知青梁晴，虽然她那次没有到场，但是她的诗歌登在油印本上作为范文。而于我来说，我的小说梦从此萌生了，前途焉知祸福。

文化站长平时喜欢拉二胡，除了《东方红》拉得比较熟练外，一旦拉到比较复杂一点旋律和节奏的“艺术歌曲”，比如《我的祖国》《洗衣歌》《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这些难度大的曲子，就不免努力拉出了杀鸡似的调门，让人爆起一身鸡皮疙瘩。

一日，还没走到文化馆，远远地就听到了如行云流水般的二胡独奏曲《赛马》的旋律，尤其是在表现高难度的“大跳弓”上，听出的是演奏者的专业水平。在这穷乡僻壤里，竟然会有这样的艺术家？其水平并不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二胡演奏差。我伫立在文化站门前，一直聆听到曲终，才跨进了站门。

但见一个身高一米七左右，面庞稍黑，五官俊秀的十六岁上下的少年端坐在一把旧椅子上，上前询问，方知他是随父母来此下放的中学失学生，就是那种父母不带工资的南京“下放户”子女，可见他是一个从小就生长在城市底层的孩子，若不是有天赋且热爱艺术的孩子，哪能练到这种程度呢？他白天要帮着家里挣工分，晚上练琴，主练小提琴，偶尔拉二胡，农闲或下大雨大雪时，一天拉到晚，他伸出双手，手指上的老茧要比手掌上握锹的茧子还多。

乡下人只认得二胡子，他一拉二胡，门前就挤满了人，听好听的声音。消息传到文化站长那里，站长循声而来，郑重地告诉乡亲们，这个叫“四胡子”，于是，站长就经常请少年去文化馆教他练二胡，让队里给他记工分。

我请少年拉了两首曲子，一首就是在知青里流传的《江河水》，另一首就是《二泉映月》，其悲伤的旋律让我欲哭无泪。看到馆长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个小提琴盒，我又提出了非分的要求，请他拉一首那时传说中被禁演奏的黄曲《梁祝》，他从一个大书袋里拿出了五线谱，这让我十分讶异，其实，他只翻到第一页，演奏时从头到尾并没有再翻过，流畅的旋律在并无任何表情的演奏者脸上显现，与那些舞台演奏者夸张的形体和面部表情相比，我看到的是少年内心的凄苦。第一次听到这如泣如诉的优美旋律，我才真正理解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天籁”这两个词句的含义。曲终，站长鼓起掌来，直说好听，我却满眼泪水。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初，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这首被解放了曲子时，扬州市工人文化宫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在不断地播放着俞丽拿演奏的《梁祝》，但我觉得她的演奏技巧虽然让我感动，却再也没有那次在下舍镇文化站听此曲时的无比激动了。

休息片刻，少年主动提出再拉一首练习曲，那优美华彩的浪漫旋律，让我热血沸腾，这曲拉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激动地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说这是爱尔兰民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改编的小提琴演奏曲。多少年后，当我知道它的原名叫《年轻人的梦》或《布拉尼的小树林》，是一首象征着爱情和青春感伤曲调，是对逝去青春和爱情悼念时，我就把这个旋律永远刻在了我的灵魂中，百听不厌，这也是我为什么用毛姆的那段话作为这篇文章引子的缘由所在。

听完了小提琴曲，我陷入了沉思，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值得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在拮据的生活中，从小就能够让他随性练琴，是一种溺爱呢，还是一种对艺术的崇拜，抑或是抱有一种模糊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愫呢？不幸的是，他生长在一个不合时宜时代，天赋和天才会被迅速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我又在公社文化站和公社宣传队文艺演出中见到过他几次，再后来，传说他去了县里的文工团，不知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如今生活得如何。他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他演奏的旋律却永远在我的耳畔盘旋着。

前年我回下舍，那里已经划归曹甸镇了，寻觅当年下舍镇的文化站，却连老人都一无所知了，时间不但淹没了历史，同时也将空间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今年1月份，为了降血糖，我出门暴走，回家后大汗淋漓，我便放了大半池子热水泡澡，边听音乐边泡，是我最惬意的生活，哪知道从高血糖到低血糖，一下就听晕过去了，醒来，水已冰凉，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反反复复地循环播放着。医生说太危险了.我想，在这个旋律中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我的遗嘱中应该写上这句话：在我进入火化炉时，请放《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吧。

在“下放户”中，有一对带薪的年轻夫妻，他们原是扬州市扬剧团的演员，一口正宗的扬州话，乡下人听起来，就像苏北人听吴侬软语那样舒服耐听，那女的可谓风姿绰约，一举手，一投足，一抛眼，一扭腰，风情万种，那个会说话的屁股吸睛率极高。站长十分兴奋，这下公社宣传队就有了台柱子，尽管宝应县属于扬州地区，但这一带靠近淮安，当地人都是听惯了淮剧的，但这个女人的扬剧一定要去听的，与其说是去听戏，倒不如说是去相人。

他们夫妻先是唱八个样板戏中的著名唱段，也称“折子戏”，再后来站长想排练整部戏，可惜找不到会唱扬剧的配角，只能作罢。然而，他们俩一俟演出，社员们都挤破了礼堂，去一睹那个女演员的芳容。

我们知青开会，他们夫妻俩也参加，下放干部开会，他们俩也仍然到会，一时间，他们成为下舍镇的新闻人物了。再后来，传出了桃色新闻，据悉那个风情无限的女子和供销社的一个五十多岁秃顶老头搞上了，带到公社审查时，那女子倒也很有担当，一口咬定是自己主动的，并老老实实交代，缘由是丈夫干活时间太短，老者干活时间很长。那时，我们一面不齿这种丑闻，另一面却又对这个漂亮女人敢于担当的勇气肃然起敬：江湖中的女人啊！

于是，专案组的结论是：此女有生理疾病。谣传不胫而走，许许多多青壮年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发誓：我也有这个病。

我不喜欢扬剧，也不喜欢淮剧，我就是暗恋少年拉的那些小提琴练习曲。

言归正传，把这段本应该放在第一段书写的风情画，当作别传来写。

公社是一级政府机构，那时还叫“革命委员会”，但最高长官还是称书记，所以，公社鲁书记就是一把手。

公社门前河边的码头真的是太小了，那只是供食堂烧饭的秃顶大师傅担水用的小码头，没有一点气派。衙门自然是开在南面，进门一排面向南的砖瓦平房，按官职的大小分配位置，正中一间肯定是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依次排列下去，而我们除了常去团委书记兼知青办主任的办公室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正中偏右的那间公社会计的办公室了，因为公社的大印就在他那个带着脚踏板的红木办公桌的抽屉里。会计是一个高高胖胖的面目慈善的人，可是原则性很强，每当人们踏进公社大门，就会听到他那行云流水似的红木算盘声响。左边那间房间里的墙上可是挂了盒子枪的人武部长的办公室，是代表着这级政府军事治安的最高权力执行机构，一般人都不敢越此雷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