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醉是生涯，痛饮真吾师

在北方的凛凛冬天，我收到一位擅长弹琴、写字的友人从扬州小镇寄来的一幅字：“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这句诗出自杜甫的《杜位宅守岁》，那一年杜甫四十岁，正处于失意之际。由饮酒及“烂醉是生涯”我们自然想到的是以杜甫、李白等为代表的唐代诗人与酒文化之间非同寻常的“血缘”关系。杜甫嗜酒如命的一生再一次印证了诗与酒在中国诗人这里是混融一体的，诗神与酒神也就合二为一了，所以在古代酒被称为“钓诗钩”。

一

从生活的普遍性需求来说，人总是需要身体和精神的各种刺激物。这时酒作为特殊的液体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闲置的时候往往是常温的甚至是冰凉的，但是一旦进入口腔和胃部它就顿时变得灼热起来，整个人像被重新清洗或点燃，明亮的火舌慢慢吞噬着一个人的理性：“当我把它打开 / 我闻到食物储藏室里 / 渐渐弥漫起灌木丛 / 那被扰乱的酸味宁静。 // 当我倒出它 / 它形成一片刀刃 / 并吐出 / 亮星般的火舌。”（谢默斯·希尼《黑刺李杜松子酒》）在酒的浇灌中人的身体感受和心理意识都发生了区别于日常惯性状态的微妙变化：“几盅小酒下肚，让人亢奋，我觉得自己进入全新而意外的意识状态，无内无外，无我无他，主次不分，无慎无怯。天地，世界和世间一切‘飞禽走兽’上下翻滚，合为一体。我醉得满怀羞怯又得意洋洋，如同淹没在沉醉深思的海洋里，由于海浪汹涌而用双眼、双手和双脚抓住一切牢固的物体，以在波动起伏的街道上用倾斜的房屋与树木维持平衡。我想，棒极了。”（《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在唐代，饮酒宴乐之风极盛，正所谓“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刘禹锡《百花行》）。《全唐诗》收入2200多位诗人的近49000首诗作，而与酒有关的诗竟然高达八九千首。白居易近3000首诗中写到酒的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被誉为唐代诗坛双子星的杜甫和李白的饮酒诗也颇多：“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百分之十六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杜甫的饮酒诗印证了他与“一日须倾三百杯”“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李白一样是唯酒是务的放旷饮者和超级酒徒，在嗜酒的层面杜甫与李白难分伯仲。被杜甫视为知己的李白时称“醉圣”：“李白嗜酒，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时号醉圣。”（高似孙《纬略·易圣》）由杜甫、李白及白居易等人数量颇为可观的饮酒诗，我们有必要谈谈唐代的酒文化以及文士与酒的特殊关系。借助酒这一极其特殊的介质，杜甫除了显现特定时代的精神状态、人生况味与生命图景之外，也见证了大唐的酒文化、时代精神及经济、农业、政治、民族、军事、区域、饮食、风气的发展和变化。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余光中《寻李白》

的确，唐诗中到处洋溢着极其浓烈的令人醺醺然的酒神精神，酒也成为唐代诗人的特殊“血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诗酒不分家，酒不只是激发诗歌创作的重要媒介，也成为国家、家族祭祀及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酒以成礼”（左丘明《左传》），“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诗经》），“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朱肱《酒经》），“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戴德《大戴礼记》）。

杜甫与同时代诗人一样从年轻时起就开始饮酒：“在中国，无论从道德或是身体层面出发，适当饮酒都不会受到谴责。甚至孔子也被传说为没有限度地饮酒，尽管他总是有所节制。在杜甫的时代，一般是把酒温了后喝的，就跟今天的中国一样，酒劲来去都很迅速。像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描述的那种过量饮酒比较少见，即便如此，这种近乎紊乱的沉迷于酒也被普遍视为乐观旷达而没有受到强烈反对。在喜庆场合，酒总是能够助兴。在杜甫的诗歌中，新春佳节有椒酒和柏香酒；重阳节（九月九日）有菊花酒和竹叶青。这类家酿被认为对健康长寿有益，甚至儿童也被允许喝上一点儿。因此，八世纪的某些长辈会鼓励年轻的杜甫饮酒，对此我们没必要惊讶。”（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可见，酒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代表了诗人、名士、隐士文化。纵观古代名士，好酒、嗜酒而自命不凡者甚众。王琎自称“酿王”，蔡邕为“醉龙”，李白为“醉圣”，白居易为“醉吟先生”，皮日休为“醉士”，王绩为“斗酒学士”，山简为“高阳酒徒”……至于能够称为“酒仙”“酒圣”“酒神”“酒魔”的就是极少数了：“酒席之上，九吐而不减其量者，为酒神。”（冯贽《云仙杂记》）自古以来，以酒闻名的各式狂士和酒徒更是数不胜数，历来不乏“醉士”“醉翁”“醉民”“酒豪”“酒雄”“酒怪”“酒徒”“酒痴”“酒癖”“酒狂”“酒鬼”“酒癞子”，酒也被称为“杯中物”“迷魂汤”“销愁药”“腐肠贼”“腐肠膏”。

唐代虢国夫人将自己的酒屋命名为“洞天瓶”，屋梁上悬挂鹿肠并注满酒后结节，可以随时解开鲸吞豪饮。唐玄宗则储存一万车的三辰酒，用于赏赐大臣。苏晋建造一屋，名为“酒窟”，房间内铺设五万块地砖，而每一块砖上即有一瓯酒。唐代有一位叫张麟的人，一次大醉居然躺了六日，把家里的柱子啃掉了大半而自己竟浑然不知。甚至还有被酒文化和酒友培养起来的超级酒徒，元载（713年—777年）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其早年不胜酒力，甚至闻到酒气就会醉倒，但后来入了官场之后不断参加各种宴会再加之朋友们的百般劝酒，元载的酒量竟然与日俱增，从日饮一斗提升至日饮二斗：“元公辅不饮，群僚百种强之，辞以鼻间酒气已醉。其中一人谓：‘可用术治之。’即取针挑元载鼻尖，出一青虫如小蛇，曰：‘此酒魔也。闻酒即畏之，去此何患？’元载是日，已饮一斗，五日倍是。”（冯贽《云仙杂记》）因此，元载被称为“酒魔”。

酒徒在任何时代都会玩出各式喝酒的花样来，都会乐此不疲地制造出一波又一波的戏剧化的啼笑皆非的场面出来。南北朝时期政权仅存在二十八年的北齐（550年—577年）就有一桩不可思议而又张扬之极的酒事：“高季式豪爽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捡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款游。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马，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李百药《北齐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诗歌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饮酒交游史，是“酒神精神舞蹈的历史”（程思远《中国酒文化大观·序》）。诗人与酒有着非同寻常的“命运伙伴”般的关系，比如贾岛的以酒祭诗。在每年岁末之际，他把自己一年写的所有诗作摆在案几上并用酒脯祭之，口中还念念有词：“劳吾精神，以是补之。”

形神相分的欣快幻觉和酒神状态暂时消解了一个个郁闷和痛苦的时刻：“酒神精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尼采）当代诗人张枣（1962年—2010年）嗜酒，甚至在醉酒后继续饮酒，美其名曰“补饮”：“昨夜，当晚会向左袅袅漂移，酒 / 突然甜得鞠躬起来。音符的活虾儿 / 从大提琴蹦遛出来，又‘唰’地 / 立正在酒妙处……”（《醉时歌》）。酒酣耳热之际，个体的日常理性状态消失了，正所谓“乘物以游心”，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暂时得以消除。确实，中国诗人与酒存在着血缘关系，酒是诗人特有的血液，诗人们对酒有着本能式的偏好，无论是壮游、宦游、交游还是独游、冶游、仙游、夜游往往都离不开酒：“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苏轼《后赤壁赋》）

二

湖北襄阳城南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的习家池已经成为包括杜甫、李白在内的历代文人、酒客心中的圣地。该池因东汉初年的襄阳侯习郁（字文通，襄阳人）在宅前筑堤、修池、读书、养鱼、种莲、栽竹而得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此有详细记述：“（沔水）东南流经岘山西，又东南流，注白马陂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习家池亦称高阳池，因为汉代的郦食其（？—前203年）自称高阳酒徒。西晋永嘉三年（309年），镇南将军山简（253年—312年，魏晋名士山涛的第五子）镇守襄阳，常在习家池宴饮，于酩酊大醉之际高呼自己为“高阳酒徒”。习家池边原有凤泉馆、芙蓉台，遍布绿柳红桃、苍松翠竹。同是襄阳人的大诗人孟浩然（689年—740年）对习家池更是怀有特殊的感情：“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池边钓女日相随，妆成照影竟来窥。澄波澹澹芙蓉发，绿岸毵毵杨柳垂。一朝物变人亦非，四面荒凉人住稀。意气豪华何处在，空余草露湿罗衣。”（《高阳池送朱二》）一生嗜酒的杜甫对习家池一直是心向往之，“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非寻戴安道，似向习家池”（《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二首·其一》）。值得提及的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为襄阳人，杜甫的衣冠冢亦在襄阳。宋人陈长方有诗《山简习池》：“夷甫清言百不知，山公日醉习家池。晋朝将相元如此，石勒刘渊自奋飞。”宋代曾巩写有影响更大的《高阳池》：“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阳池。归时夸酩酊，更问并州儿。我亦爱池上，眼明见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尝持。念岂公事众，又非筋力衰。局束避世网，低回绁尘羁。独惭旷达意，窃禄诚已卑。”

酒，代表了为人处世之道。独酌无相亲的杜甫是“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而苏东坡则称道“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和陶渊明〈饮酒〉》）。在傅山眼中，“酒”与“官”是相对立的，“官”需要强权、等级、功利、理性及逢迎伪饰，而“酒”则与之相反，需要纯粹、真率和本性：“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尤其是在政治严苛的极权时代，文人、隐士、逐客、贬官借助“名士酒”还会获得特殊的社会效果或立世之法，比如以酒明志、以酒惑众、以酒佯狂、以酒避祸、以酒避世等：“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叶梦得《石林诗话》）要不然，当年的鲁迅也不会写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的文章：“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魏晋时期的这些名士是典型的超脱放纵、怪诞任性，“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苏洵《辨奸论》）。晚唐时期的著名画家孙位绘有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高逸图》，其中刘伶已经喝醉正欲呕吐，身后的童子捧着一个壶接着，但是刘伶的双手仍然捧着六角酒杯不放而准备随时一饮而尽。这是极其形象的魏晋名士作风，也是活脱脱的酒徒形象：“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植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酒德颂》）

竹林啸聚、睥睨而坐、放浪形骸、任性放旷、率直任诞、琴诗应和、剧谈畅饮、欢饮达旦、觥筹交错、纵酒狂歌、嗜酒佯狂、扪虱而谈等不一而足，它们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环境和文士的心态和命运。为了拒绝司马昭的求和结亲，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酒成了最后可供凭依的特殊武器：“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尤其在乱世更是如此，饮酒避世成为非常时期的常态：“魏晋六朝几百年乱世，是肉体最痛苦，命运最无常的时代。秩序大解体，礼法大崩溃，也给行为的狂放、思想的自由留出了巨大的空间。醉酒、清谈、裸游、扪虱，不过是肉体在乱世之火煎熬下的绝望挣扎；他们寻求的，是精神的出路与解脱。”（张新奇《南京传》）换言之，丧乱年代名士饮酒不只是单纯的日常与交际所需，而往往是借酒以显“魏晋风度”和特异的品行，当然也存在着刻意模仿名士风度的跟风行为。《世说新语·德行篇》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