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花生嘉树

我的考察是从一幅地图开始的，这幅地图就是嘉陵江地图。

当我打开嘉陵江地图的时候，我一下惊讶了。嘉陵江不仅是一条江，它还是一棵树。渠江、涪江是它最大的枝干，它健壮的根系在重庆深入长江里，细枝密叶舒展在巴山蜀水间。

作为一棵树，嘉陵江和别的树有点不同，它是一棵躺卧的树。从长江出发，嘉陵江始终贴着地面往上长。它贴得很深，就像蚯蚓伸出尖尖的脑袋往上拱，一直拱进泥土深处，拱得浑身上下一股浓重的土腥味。这样的生长姿势，使得嘉陵江哪怕躺在暗哑的地图上，我也听得到它粗壮奔突的呼吸之声。

我不仅看出嘉陵江是一棵树，还看出了它的四季。只不过，嘉陵江的四季不是时间概念，而是空间概念。从下游到上游，是它的春天和夏天；从上游到下游，则是它的秋天和冬天。

在重庆的时候，我看到它只是一颗种子，伸出一根水灵灵的豆芽。到了合川，嘉陵江长出三瓣叶，两边是涪江、渠江，中间是嘉陵江。三瓣叶子齐头并进，各自往不同的方向挺进。随即枝条越分越多，越长越快。江水们奔跑着，欢叫着，仿佛出笼的群鸟，扑棱棱的灰影闪过，群鸟的羽翼已密密地布满巴蜀的大半幅天空。群鸟栖落的时候，白花花的阳光从天空倾泼下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巴蜀大地由此到了池满鱼丰的初夏。

不过，当我从嘉陵江的上游往下游看时，看到的是一幅归家的图景。归家是秋天的主题词，也是大树的主题词。嘉陵江的上游水系，就从这个主题词出发。此时，我仿佛听到一声呼喊，那是一个低沉浑厚的喉音，来自于长江母亲的腹腔。喊声抵近，如同一片水波扑面而来。喊声所到之处，在山坡上撒欢的水、在草木间腾跳的水、在溪谷里藏猫的水、在石板上躺卧的水，一骨碌翻起来，开始了一场欢快的长途奔袭。

江水们的这一次长途奔跑，不但跑出秋冬，也跑出人生。

一开始，它们跑得又快又急，欢蹦乱跳。若是碰到礁石，就撒个野，弄一片浪花，喷出铺天的唾沫。不过，当它们跑到下游的时候，就像人生来到下半场，步子缓了，姿态低了，情绪平了。即便有声音，也藏在腹底，像一个还没吐出来就咽回去的叹息。

嘉陵江是一棵树，生活在嘉陵江流域的巴蜀人，是树上的虫蚁。他们在树上来来回回奔走忙碌，走了一辈子，或许都没能走出这棵树。他们似乎也不想走出这棵树，作为虫蚁，饿了咬树叶，渴了饮树汁，困了住树洞，这就够了。他们若是想远游，就弄一根丝线垂下来，任风吹着，吹往哪边是哪边。

也有一些巴蜀人不想做虫蚁，想做雀鸟。雀鸟比虫蚁去得远，一展翅，就到了广阔的天空。但任随这鸟雀飞得多高，清晨出，傍晚就回来了。有一根线拉着它们呢，这根线，就是嘉陵江在后面默默凝望它们的目光。雀鸟们在飞行中，不管遭遇怎样的狂风暴雨，它们都不会害怕，因为有那条视线，它们就有了根。有了根，它们就不会迷茫，顺着那条视线，它们就从容地返回来了。

看着嘉陵江这棵树，我想象着雀鸟们回家的场景。它们一收翅，就钻进繁枝密叶间，不见了踪影。就像雨水掉进湖心，雨水不见了踪影，但湖面留下了一圈微微的涟漪。藏在叶下的雀鸟们，它们粒粒清浅的鸣声，也正是湖面那一圈圈清浅的涟漪。

不过，把嘉陵江想象成一棵树，把巴蜀人想象成生活在树上的虫蚁雀鸟，其实是很奢侈的，因为必须把目光聚焦在农耕时代的嘉陵江，这样的想象才能顺利完成。

然而，农耕社会已经远去，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回不去了。雀鸟们飞离大树后，沿着大树期盼的目光，它们能找到来时的路。然而，巴蜀人呢，他们的回程车票在哪里？

我合上地图，百度搜索那些描写嘉陵江的古诗。我以为，古诗里或许藏着回到农耕社会的路。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石黛与碧玉，巴童与水鸡，就如同树上的两片树叶，参差摇摆，追逐拍击。这样的诗句，只有杜甫才写得出来，只有嘉陵江上的杜甫才写得出来，只有唐代嘉陵江上的杜甫才写得出来。

“每忆嘉陵江上路，插花藉草醉清明”“恰似嘉陵江上路，冷云微雨湿黄昏”，来到嘉陵江，陆游立刻变得珠圆玉润。他像一粒露珠，在有一层透明胶质的树叶上滚来滚去。那一刻，陆游的生命变得光彩夺目，有了丰盈，还有忧伤。

嘉陵江是古人永远的故乡。不管来自哪里，到嘉陵江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就像南来北往的候鸟，总会把它们路途中的树，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哪怕是异乡人到了嘉陵江，也会把这里当成是他的故乡。洪咨夔是南宋时期的临安人，临安是南宋的行在，也是实质上的繁华京都。当他来到嘉陵江时，他的感觉是这样的：“柳色黄黄草色微，一川新渌两红衣。老天也信还家好，淡日柔风送客归。”繁华的京都，似乎也不如偏僻的嘉陵江了，嘉陵江上的淡日柔风，正是送他归家的快艇轻舟。他对嘉陵江念念不忘，想起嘉陵江，就想起了自己的故乡。“东风吹老地棠花，燕子归来认得家。茅屋石田浑好在，白头何苦尚天涯。”燕子归来寻旧垒，诗人情魂落嘉陵江。

唐代诗人刘沧，白发苍苍时才考中进士。可以想见，在那些屡试不中的苦读岁月里，他的内心多么凄惶。然而，有嘉陵江，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独泛扁舟映绿杨，嘉陵江水色苍苍”，尽管依然只是一个人驾船，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难，但绿杨依依，水色苍苍，嘉陵江宁静温柔的陪伴，红袖添香夜读书。“行看芳草故乡远，坐对落花春日长”，哪怕岁月已经进入落花时节，但坐对嘉陵江，刘沧依然感觉生机盎然，春日绵长。

当然了，古人也有讨厌嘉陵江的时候。“嘉陵路恶石和泥，行到长亭日已西”，唐朝诗人张蠙直指嘉陵江之“恶”，乱石和泥滩，让行船变得极为艰难，巴蜀人与它奋争一生，还没靠岸，岁月已黄昏。明代诗人王叔承对嘉陵江之恶忌惮不已，谈之色变。一听说朋友要去嘉陵江，立刻担心起来，“见说嘉陵江水恶，莫教风浪打郎船”。王安石对嘉陵江之恶，有更形象的描绘：“天梯云栈蜀山岑，下视嘉陵水万寻。”他把公认难走的蜀道与嘉陵江并排放在一起，通过两个极端，造成空间上的极大反差，给读者带来强烈震撼。唐代宰相诗人武元衡的“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则从时间上进行夸张表达。“行到长亭日已西”说的是一日，“路半嘉陵头已白”，这说的可是一生了。

嘉陵江之“恶”，古人不仅在诗词中有大量咏叹，在文献资料中也有详细记载。作为“非虚构”的文字记载，有时候比文学描写，更让人触目惊心。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四川总督向朝廷奏称：“川省本年夏雨连旬，江水泛溢，滨河田亩时报淹没……江北厅、合州、巴县、营山、石泉等处被水较重……潼川、绵州所属沿河土地亦被水冲。”《潼川府志》有同样的记载，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盐亭县大雨，河水暴涨……公署民房俱淹没……三、射、遂、蓬皆然。”翻阅史料统计，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多达二十三次，大水灾多达四十二次，一般性水灾更是高达一百四十七次。

当我来到潼南涪江边一处步道时，发现步道旁边的石壁上，有一块“历代洪水题记”，上面记载了近五百年来，涪江九次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线。洪峰最高的一次，发生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水位达到252.42米。

这块题记的上面，就是大佛寺。

大佛寺里有一尊高18.43米，被称为我国第一大的室内金佛。这尊大佛的头，从唐代咸通元年（八六○年）开始修凿，经过二十一年，到广明元年（八八○年）完成。到了宋代，又对大佛身子进行了修凿。从北宋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到南宋绍兴二十一（一一五一年），整整凿了二十六年。算起来，整座大佛从开凿到完全，前后经历了二百九十年。这还不算，此后历代又对大佛进行了修饰、贴金等等，这样的护理几乎一直持续到现在。

古人十分热衷在水边修凿佛像。尤其是巴蜀人。除了潼南的室内金佛外，最著名的还有乐山大佛。修凿这些大佛，源于巴蜀人一种朴素的思想，他们认为大佛可以镇住水患，保一方平安。修凿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处的乐山大佛有这样的目的，修凿在涪江边上的潼南大佛，也有这样的目的。

潼南大佛寺，除佛像外，还有玉皇大帝雕像。

玉皇大帝紧挨着佛像站立，这个细节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了古代潼南人的慌张。当洪水到来时，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治水办法，因此不但寄望于菩萨，也寄望于神仙。所谓“病急乱投医”“逢庙就烧香”，古代潼南人在慌张的同时，更多的还有苦闷和绝望。

人类早期历史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洪水记忆。中原的大禹治水，巴蜀的鳖灵治水，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治水的故事，不仅上升到了国家行动，也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大禹治水成功后，他取代了大舜，成为中原之主。鳖灵治水成功后，他同样取代了杜宇，成为巴蜀之主。

古代人口稀少，生产工具落后，尽管大禹和鳖灵都想到了很好的治水方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水患真正被治理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运气。当雨季过去，洪水消退后，部族之人，自然把治水的功劳记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成为神一样的存在，获得部族的拥戴，成为部族的新领袖。

随着气候的变化，甚至于随着地球冰期的变化，洪水还会再次降临人间。但是大禹、鳖灵这样的英雄不可能反复出现。人们对于水患的治理，便更多地寄望于神灵。而寺庙和道观，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一茬又一茬地出现在水患严重的江岸边了……

当我把嘉陵江想象成一棵树的时候，嘉陵江之“恶”与大树之“恶”，在树的概念上是同样契合的。巴蜀人对嘉陵江的讨厌，就如同虫蚁鸟雀对大树的讨厌。尽管大树能给虫蚁雀鸟提供清香的树洞、洁净的鸟巢，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灾难，让它们伤心绝望。

大风吹来时，树会随风起舞。它的舞姿开阔舒展，把树的生命张扬到极致，把树的姿容展现到极致，它们因此有了足够的尊严。但是，就在它们舒臂下腰的瞬间，虫蚁掉下了，雀鸟惊飞了，虫蚁和雀鸟的尊严，有谁在乎？

也许在艺术家眼中，雨中大树极具艺术张力。画雨中大树，就是把一大碗墨泼在画布上。看那墨色从画布上淋漓而下，这种行为主义美学，极大地增强了画作的视觉冲击力。但对于生活在大树上的虫蚁雀鸟来说，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雨瞬间就会把树洞灌满，把鸟巢浇透。虫蚁雀鸟感受到的不是艺术享受，而是透心地凉，彻骨地寒。

但是话说回来，大树之“恶”，只是风雨之恶；嘉陵江之“恶”，也只是水患之恶、难行之恶。这种所谓的“恶”是非常单纯的，和大树之“暖”与嘉陵江之“暖”，是和谐统一的。大风大雨过后，大树会在阳光下站起来，抖一抖身子，它又变得蓬勃而清爽。那些浅浅的树洞，又会再次散发出洁净的清香；那些干爽的鸟巢，阳光在上面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

同样，生活在嘉陵江上的巴蜀人，风平浪静之后，他们又将“欸乃一声山水绿”，又将“独泛扁舟映绿杨”。他们和嘉陵江就如同一对父子，相互依存，又针锋相对；相亲相爱，又仇视厌弃；须臾不离，又无时不厌。这一对矛盾体，依偎着、纠缠着，在农耕社会的嘉陵江上撕打、扑腾。尽管折戟沉沙，樯倾楫摧，却又从未分离。一叶扁舟，歪歪扭扭，磕磕碰碰，依然驶到了今天。

但当嘉陵江进入工业社会后，巴蜀人和嘉陵江的关系，似乎需要重新定义了。

他们已不再是虫蚁雀鸟和大树的关系，已不再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如同在CT机下看到的一片“低密度暗影”，这片低密度暗影此刻还无法准确定义，可能只是炎症，也可能是肿瘤。可能只是良性肿瘤，也可能是恶性肿瘤。良性的，或许割一刀就能解决问题；恶性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查了查近几年的嘉陵江被污染的资料，“二○一五年锑污染”“二○一六年柴油污染”“二○一七年铊污染”……这些事件数不胜数，触目惊心。随意翻一翻，就如同从粪坑里抓一把蛆虫放在餐桌上，不忍直视。

不过，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统摄下，很多人并不在意这样的场景。就如同蛆虫经过洗涤油炸之后，会成为美味的下酒菜一样。就如同当我们身上出现肿瘤以后，我们依然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一样。有了肿瘤，烟酒之类的恶习就应该戒掉，因为它们会刺激肿瘤的生长，良性的可能转为恶性，恶性的就会要人性命。但我们还是并不在意，因为需要应酬，需要在应酬中拉近关系，拉近关系可以让我们更有名更有利，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滋润，因此我们没办法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