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来的苦与糖

从东京返上海，我回到复旦读研究生，这个决定让家里很多亲戚大吃一惊。那段时间我很讨厌参加家庭聚会，因为会不断被问：为什么不留在国外呢？七〇八〇一代的上海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如果你学习成绩不错，那必然是要出国留学的，且终极目标就是学成之后在国外当白领，领美元薪水，住别墅房子，最后换成外国身份。起初我的回应方法是：我是公派出国的，拿的也是公务护照，当然是要回来的。但亲戚们完全不吃这套，七嘴八舌说某某人家的儿子也和我一样情况，最后也申请了博士留下来了，还娶了洋老婆。听到这种，我干脆换成了比较无理的应答：我不高兴。我不愿意。我懒得。后来不知是谁，给我想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理由：回来是因为男朋友还在国内，但终有一天，两个人是要一起再出国的。彼时我并没有男朋友，但这种说法确实更容易让人闭嘴，只不过我那些亲戚会补一句：“能出还是要出的，维持住海外关系比较好。”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学生要填的家庭情况表上，有一栏很特别的“海外关系”，班里大多数同学依循家长的指示，低调谨慎地填“无”。但在私底下，哪怕是小孩子，都会或多或少交流一下家里定居国外的亲戚，展示一下他们从东洋或西洋带回来的文具零食，又或者是，某些同学前几天还只是班级普通的一员，忽然就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了。老师之后会郑重宣布某某随父母去了美国，或被亲人接去了日本之类。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城市有一波出国潮，那时的小孩是紧挨着岸边的观潮人，眼见着家里的大人兴高采烈地下海弄潮，也看着潮水带走一个又一个同伴，心里有羡慕，也有惆怅。

我依然记得此生的第一个挚友，名叫曹琦，从托儿所开始我们就一起喝紫菜汤吃绿豆粥，因为一样是矮个子，到了幼儿园依然一起手拉手，永远站在排头。读完幼儿园大班，我妈妈十分笃定我和她会进同一所小学，未来也有可能读同一所中学大学，平稳成为一生的好朋友。但一年级开学典礼上，我却没有看到她，回家之后大人告诉我，曹琦爸爸申请到了美国的博士，一家人都从这个街区搬走了。七岁的我对“去美国”和“读博士”没有任何概念，只根据大人的惋惜语气推测，她应该是去了远不可及的地方，我们今生再没可能相见了，便一个人在被窝里哭了一场。第二个星期，我在小学里和一个跟我隔一条走道坐的小女孩成了新的好朋友。和曹琦一样，她也是小矮个，于是跟我成了班级里新的排头。翌日我奶奶来接我，跟我这个新朋友的妈妈聊了几句，回家的时候我就听到大人说，这个女孩来自无锡荣家的一支。奶奶淡淡地说，那迟早也是要出国的。这句话无疑为我幼小的心灵又植下了恐惧，毕竟这是我才交到的新朋友啊。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担心，会不会一觉醒来，她也像曹琦一样忽然消失不见。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友情维持了下去，小学一年级放学有大人来接，她妈妈和我奶奶会带着我们去一家酸奶店，每天给我们补给一瓶玻璃罐装的酸奶。上了三年级后我们就能自己回家，也有一点点可以支配的零用钱，我和她喜欢去买路边茶叶蛋里的豆腐干，煮得入味，比鸡蛋好吃。我们俩每次都让卖蛋的老太太给我们在豆腐干上涂满甜面酱，用一张四方白纸包着。我们边吃边走过一堵满是爬山虎的墙，吃完还要舔几下残余的酱，然后一起“啪”地把那张纸贴在墙上。

因为友情发展顺利，我们常到对方家里玩。她爸爸在一家纺织品公司任职，专门做毛绒玩具出口生意，家里的柜子一开，软乎乎毛茸茸的动物就掉了一地，在当时让我艳羡不已。每次回家之前，她父母都会热情地让我挑一个玩具带走。因为是样品，所以每样也只有一个而已，有时候我会挑到让她舍不得的，记得是袋鼠还是考拉什么的，是出口到澳洲的，她抿着嘴抱着那玩具很久，看上去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这种时候我立即也退缩了，说“那这个我不要了”，可她到底还是在父母的目光注视下一咬牙把自己的心仪之物递给了我，让我格外珍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我都觉得我们的友谊又承受住了一次考验。

小学毕业，我们进入同一所初中，这次是做了同桌。那一年她家先装了电话，继而我家也装了，直至今天我还能把她家的电话号码背出来，是因为那时候没事就会跟她打电话。现在想起来，明明上学就在一起，放学了竟然还有那么多话能在电话里说。家长们一方面心疼电话费，一方面也有点疑心两个女孩子是不是在悄悄说什么早恋的事。某个礼拜天，我和奶奶在街上恰好遇到了她和她妈妈，我俩迅速贴在一起，走到了前面，但不约而同支起耳朵听大人在说什么。她妈妈有点控制不住音量，每个字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早恋那是不可能的，你看伊拉多矮啊，阿拉心心老鬼三还没有来呢。”听到“老鬼三”我心里一紧，那是上海话里月经的暗语，这时候她也压低声音问我：“你来了吗？”我摇摇头说：“没有。”她略带失望地说：“那大概我们还有机会长高的。”

最终，我们的个子都只在一米六处徘徊。初三毕业的时候，我直升了本校高中，她则在中考时发挥失常，只进了个专科学校。我心里默默有种预感，这是我们分离的时候了。没过多久，她跟我打电话说，要去英国读高中了，“我大概还有机会读大学的。”她这么说的语气犹如当年对长高的希冀。但她走后，我妈妈却说：“终于出国了，读书不好也没关系，有海外关系就多条路。”我听到之后觉得很生气，反驳说：“她只是考砸了。”大人反过来嘲笑我说，有什么好替她说话的，总之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联系了。我不信这样的揣测，我和她之间的通信维持了几年，到了圣诞节还会收到她寄来的贺卡。每一封信中我都不忘写上一句：“我会来英国找你。”或她也一直坚持写：“我回国了就找你。”但这样的联络最终在某个时间点停了，甚至我都忘了具体在何时，以及因为何事。很奇怪，人总会忘记是怎么散的，却会一直记住是何时相遇的，我永远能想起初入小学的那天，我背着黄色小书包在第一排坐下，她离我不远，安安静静地梳着两个羊角辫，转过脸来看我的样子，茫茫的海外也并不能阻隔那一段记忆。

全因如此，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我对所谓的海外关系并无好感，甚至目睹了它带来的更大伤害。我小学同桌的男孩子叫孙蕊，也是年少时矮个子联盟中固定的一员，男孩子身材矮小比女孩子小只更吃亏，因更容易受到班里大个男生的欺负。孙蕊不仅矮，脸还长得清秀，便更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那时候并没有霸凌这样的说法，每次看他受欺负，我只能跑去小学门口的布店找他妈妈说，孙蕊又被人打了。但孙蕊妈妈好像不是那么介意自己儿子的校园生活，她那时正在专心处理自己的离婚官司。我常听孙蕊说，他父母从他出生起就是分开的，爸爸在香港，妈妈在上海，爸爸一直致力于将他们母子“弄出去”，但不知为何弄了多年都没有成功。我也常听在校门口布店当营业员的孙蕊妈妈说：“明明我是生在香港的，怎么现在就沦落在这里卖布，他倒是一个人在那里快活。要是再回不去，我就和他离婚。”孙蕊妈妈长得人高马大，说标准普通话，语气抑扬顿挫，比起操上海话的家长们别有一种气魄在，就算只是个布店的阿姨，她看上去也是如此地与众不同。

孙蕊读书不好，作为同桌我经常在班主任授意下，去他家帮他补习，但效果不大。只记得他家房子和当时普通上海人家里比起来，大得像座城堡，他又有很多玩具，汽车飞机大炮，每次我去就全部拿出来放满一地，所以我们没什么心思真的做功课。我从没在孙蕊家见过他妈妈，孙蕊说她只喜欢待在外头，但家里有他的外婆和舅舅，也都不说上海话，外婆更是有浓郁的京腔。我问孙蕊：“你们家是北京人吗？”孙蕊总说：“我们家是香港人。”但那时候电视剧里的香港人明明说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都被搞糊涂了。唯有一件事是明晰的，那就是孙蕊的孤独，连我一个小学生都能看出他如此地需要被爱和陪伴。他在学校里被欺负，到了家也没什么人能说话。有时候我们玩着玩着，孙蕊会说要拉屎了，我不理他，他拉着我又说：“你陪陪我。”这把我气得站起来就说：“我要走了。”隔天我又想起这事，已经不生气了，就笑着问他：“昨天谁陪你拉屎了？”没想到孙蕊认真地回答我：“我让舅舅来陪我了。因为我们家厕所也很大，我一个人拉屎都觉得很害怕。”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孙蕊告诉我，他父母好像终于离婚了，自己理所当然归了他妈妈，但这时候孙蕊爸爸却忽然从香港跑来上海找儿子了，他应该是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来了学校，彼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只看见有陌生男子在后门敲小窗，大家都不明所以，男生们纷纷对着后窗做鬼脸，最后孙蕊也加入了。又过了一会儿，陌生男子走到了前门，跟老师要求让孙蕊出来。我一脸懵地问孙蕊：“这是谁？”他答：“我不认识。”任课老师很有警惕性，也先问了孙蕊：“这是你爸爸吗？”孙蕊想了想，还是答：“我没见过。”并坚持不肯出去。那陌生男子在门口站着哭了。班里的同学看到一个成年人忽然发出“嗯啊”的抽泣声，反而都笑起来。小孩子看到不理解的事情就会发笑，人生就这么残忍，孙蕊本不想笑，但大家都笑了，他也不好不参与。我们就这么笑得前仰后合，半节课都没好好上。有个校工听到动静走过来，和任课老师一起把陌生男子劝走了，过了几天，有次孙蕊忽然若有所思地跟我说：“好像上回那人真的是我爸爸。”

小学毕业时孙蕊留了一级，后来也没考取什么正经学校，我们便这样失联了。但让人欣慰的是，几年后我奶奶在家附近买菜时偶遇了他，说孙蕊进入青春期后个子长得很高，人也很帅，并且全家都要去香港和他父亲团聚了。又过了多年，我在和昔日同学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孙蕊来自京剧世家，他的外公是名伶汪正华，孙蕊小时候也演过不少电视剧，是那时有点名气的小演员。作为同桌我竟然对此事完全不知，只记得孙蕊确实动不动就请假，最长会缺课一个月。我问过他去做什么了，他就说，舅舅带他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美国这两字让我想到断了联系的曹琦，于是就害怕地问他，是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孙蕊总说自己家有飞机，睡一个晚上就到美国，回来的时候也只要睡一觉就又到上海了。我信以为真，而他确实也都如期回来了。这让我在某段时间内对出国有了点信心，觉得那并不是一去不复返的事情。

九十年代初，传说中的海外关系已变为双向，不仅是源源不断的上海人会出国，也有源源不断的海外亲戚们回国探亲。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曾短暂地成为了一个海外游子回国的借宿地，有很多之前只出现在我奶奶口中家族轶事里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过来住，让我偷偷觉得有种八卦成真的感觉。比如有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七十多岁老太太，从台湾来，至今我搞不明白她和我家里的关系，奶奶让我叫她舅太婆，但她叫自己女孩子。舅太婆一开始下榻于希尔顿，后来抱怨那里热水不佳，便搬来我家。但新公房的浴室系统怎么可能比希尔顿好？这也着实让我疑惑。不过看来台湾的舅太婆确实更乐于在我家住着，每天都从箱子里拿出不同花色的旗袍，借我爷爷的熨斗和烫板，认认真真熨妥帖了，穿上立刻腰杆都硬挺笔直起来。舅太婆爱教育人，但态度比较委婉，口头禅是“我们女孩子”。比如她见我剪超短发，就说“我们女孩子最好还是黑头发，要保养得又长又直，像一匹缎子”，又比如她看我贪凉，喜欢吃冷饮，就说“我们女孩子要注意维护身体，少吃生冷，不然宫寒”。舅太婆回台湾之后，“我们女孩子”作为一种开启话题的固定词组在我和奶奶之间流行了好几个月，每每说到这句，我们就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对这位舅太婆心存好感，更多来自她绚丽的旗袍收藏，但我奶奶则揶揄过一次她退了希尔顿来家住是为了省钱。我说：“省钱也正常，台湾人也不见得多有钱。”我奶奶说：“但你老太爷说的，她和她老公从大陆走的时候，顺手拿走了老家的一张唐伯虎的画。”听她这么说，我默默把半截话咽进肚子。那个年代有多少海外关系，大概就有多少张被偷偷带走的唐伯虎的画。

其实当时从海外回来的亲戚，并不只是我们一家的亲戚，很多是大家族的一员，更甚者是关系转了十八个弯的那种，也说不清在哪里就沾了一点点的血缘。我们家住房虽宽敞一点，但也不算家族里住着最大房子的。我问过奶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特别好客，她会微微“哼”一下说：“我不好客，你爷爷好客。”确实，每次有客人到来，都是爷爷去接，从进门的一瞬间开始，我就会闻到这些新来的人身上都带着某种味道，像是香水，又像是清洁剂，一种微微地让人产生“洋气”感觉的味道。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国际机场的味道，更具体点来说，是上海老虹桥机场国际厅的味道。几年之后我一个人去日本，走的也是虹桥机场，一进自动门就闻到了那样的味道，不禁心生惆怅。现在想来，那就是离别和归来的味道，并不热烈，反而带着一种淡淡的隔阂感，让所有的走远不见和重逢再见都在那一瞬间保持一种克制。

刚回到“家”的客人也一直会保持着这种克制感，直到换了衣服吃完饭，再去我们家狭小的浴室洗了一个澡，等他们头顶冒着热气出来的时候，人也就真的松弛下来。这时候一般都是我爷爷凑上去问：“水可以？”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一叠声回答：“很热，很热。”爷爷那一刻就会露出得意的微笑。要知道在九十年代初，他就花重金给家里装上了日本进口的电热水器，是不是为了大家都来借宿这事还真不好说，但这只从东洋舶来的电热水器，尽职地工作了超过二十年，为每一个回到家的人以最快速度烧好热水，洗去旅行的尘埃，直到老房子最后卖掉，它也没坏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