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世界

东坡五则

1．记梦

《东坡志林》里有“梦寐”一类，记了十一个梦。其中一个，梦到唐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苏轼所作是一首六言四句诗，醒后还全部记得：“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苏轼对这首诗情有独钟，一直念念不忘，居然在另一个陛见神宗的梦中梦到了它。在后面一个梦里，苏轼奉旨为皇上的红靴作铭，“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破格让漂亮的宫女陪送他出宫。走在路上，无意瞥到宫女的裙带间有诗一首，细看正是他的《太真妃裙带词》。

这个故事令人想起李白平生的“得意”之举：醉中为杨玉环填《清平调》词三首。李词的文辞极尽华丽，马屁拍得一流，对杨妃的赞叹之中隐隐藏着点儿自己的倾慕之意，既让主人感觉得到，又不能狂妄到让皇帝吃醋，相当不容易。苏诗的立意和风格都和李作惊人地相似，梦本身也像是李白故事的小型翻版。以苏轼的为人和才气，等闲不会附庸风雅。此次破了例，由此可见《清平调》的故事在后代文人心中的地位。苏轼率真豪放，着眼点未必在攀龙附凤，而是视这种为美女效劳的小差事为风流雅事，可以传为佳话的。一首歪诗，得美人一顾已属不易，如今竟被书写在裙带上，袅娜在纤腰间，这是连陶渊明在《闲情赋》里都不敢梦想的奇遇。

记梦中最有趣的一则是《记子由梦塔》：

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开，其中舍利，灿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

东坡一生好佛，和尚朋友特别多，做出这样的梦正是自然而然的事。要说此梦也并无微言大义可推究，只是对话饶有风趣，读之令人莞尔。

自来美国，前十数年中做梦颇多，梦中作诗作文之事也常有。当时如果凑巧醒来，多随手在纸上只言片语地记下，然而大多数情况，是忘得一干二净，只隐约记得做梦得句这回事，欲下笔则无从捉摸。近一二年，诸事纷杂，心不能静，时或失眠，再也没有轻快风雅、纯为游戏的好梦了，思之怅然。

2．前后《赤壁赋》

明朝的李贽说，东坡前后《赤壁赋》，前赋絮絮叨叨讲人生哲理，不如后赋空灵纯净，不带“人间烟火气”。说得内行。

前赋假设客主问答，是楚辞以来的老套，一方借古抒情，感慨无常，一方拉来庄子，劝慰说服，主客的言辞均极讲究，可谓字字珠玉。联系到苏轼在黄州的经历，一客一主的答问，实是东坡在自我劝解。赋的结尾，主人说服了客人，赤壁之游的气氛一转而为欢快，于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一段说服的过程，在作者是相当吃力的。吃力就不容易讨好，所以像李贽这样的读者，就要说点风凉话。

《后赤壁赋》离前赋的写作不过三个月，季候由秋入冬。文章的调子大变。后赋的“冷”是大家公认的。像前赋中那样，泛舟江上，吹笛唱歌，高谈阔论，显然不行了。后赋中的游，只是一个幌子。一开始，东坡甩掉二客，独自爬上山坡去吹口哨，坡上风冷，树木黝黑，口哨一吹，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倒把不怕鬼的诗人吓着了，一溜烟跑回岸边。船仍然划出去了，所谓“放乎中流”，这一回，主客都安静，忙着灌黄汤抗寒，好歹混得将近夜半才回家。

不怀古，不谈人生，东坡当然不甘心。真实的游，固然可以如此，写在赋里不行，一定得有点什么彩头。彩头从何而来？还得借助于庄子。横江东来的孤鹤，明月之下看得明白，翅膀足有车轮一般大小，这样的鹤，当然不是凡鸟。

前赋中的一切情景，不管多么精彩，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后赋则处处神来之笔，看上去却又好似写实。感叹无酒吗？太太就拿出藏了很久以备不时之需的私房货；感叹没菜吗？客人正好有黄昏时打上来的鲜鱼。巨鹤现身，已经突如其来；鹤化道士，更是匪夷所思。然而苏轼还有绝的：道士千辛万苦入了梦，只问了一句“赤壁之游乐乎”；东坡也爽快，只揭破道士的身份，不问他所为何来。人物的不黏不滞，和前篇的执着形成鲜明对比。

据东坡自己说，那天晚上，确实遇到巨鹤。但止于此，如何显得出东坡的手段？苏轼的诗文常有别人那里看不到的神来之笔，道士入梦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例。类似的境界，后世大概只有在龚自珍那里可见一二。

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到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不变的是一轮明月，和月下的赤壁，变的是季候和人物的心境。三个月时间，人的思想和情绪何以前后差异如此之大？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前赋把心中的愤惋发泄一尽，暂时获得平静，在此情形下，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势必更客观、更深刻。人的每一次进步，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独东坡如此。

3．苏诗点滴

陈师道《后山诗话》论北宋三家诗：“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十分简洁中肯。东坡的新，新在何处？清人赵翼解释说：“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

用典深，用僻典，虽说确是东坡的拿手好戏，但以此为苏诗的长处，却也未必。当时人解苏诗，已经不容易，何况普通读者。苏诗的好，在于能在习见题材中，说出前人未曾说过的意思，或者前人已说过，却没有说得像他那样深。前者如“雪泥鸿爪”和比西湖为西子的著名比喻，后者如咏海棠的“惆怅东栏一株雪”和“只恐夜深花睡去”。未经人说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翻古人的案，如陈迩冬在《苏轼诗选·后记》中所举的《续丽人行》的例子。这种出新意，读东坡的《赤壁怀古》和《中秋》两首词感受更深切，尤其是中秋词，通过月之阴晴圆缺，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可以说，月在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中秋月在中国人心里的情感积淀，都被这首词说到通透，丝毫不留余地，使后人无从落笔。

评家多说东坡擅用比喻，比喻的新，正是要表达全新而更深的意思。苏诗之所以为人喜欢，还在于他表达的意思，多是与人生遭际相关的，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

新虽然定义为前人所未道，并非所有未经人道的都好。未经人道不是偏执，不是怪异，更非从无道理处搜爬得来的胡言乱言。意思高远深刻，靠的是作者的才力、学识和胸襟。黄庭坚说的“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正是此意。东坡读书多，北宋诗人除了王安石，大概无人可比。天赋之高，则王安石也要瞠乎其后，袁宏道甚至说他学问才力皆远远高出李杜之上—论天才，东坡恐怕须让李白半头，而东坡之后，才力足以与李苏鼎足而三的，唯有龚定盦一人而已—这就是敖器之所谓的“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有此先决条件，苏诗才能像叶燮所称赞的：“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

苏诗的好处明显，苏诗的不足亦然。苏轼性情豪放，诗意开阔，与之俱来的毛病，便是一览无余，缺少后味。当然，这只是就一部分作品而论的。有人说苏诗不甚讲究遣词造句，律诗对联不工，尤其是和陆游相比。这话说得不错。想在苏诗中找《红楼梦》中所引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之类的工对，几乎不可能。苏轼的对句，经常对得巧而险，从修辞上来讲，对得很粗，从命意上来看，则精彩之极。这个问题，陈衍在《海藏楼诗叙》中说：

东坡律句极少，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此例极多，何等神妙流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山谷谓当是“初日头”，曰：“岂有用白对天？”东坡曰：“黄九要改作日头，不奈何他。”往时叶损轩作律句，对语喜工整，余常以此例语之。

陈衍的见解是深有体会之谈，不同于理论家的隔靴搔痒。“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尤其说得精辟。

苏轼的七言诗历来得到一致的喜爱，就我个人而言，最爱的是其中的七古。相对于他七律的潇洒豪迈，七绝的秀丽隽永，苏轼的七古既有白居易的缠绵，又得韩愈的雄壮，无论何种风格，都圆润精美，余味无穷。寻常七律中时见的带夹生句子的毛病一概没有，像《舟中夜起》《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登州海市》《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游金山寺》，乃至《题王逸少帖》等，都令人难忘。

4．关于苏轼传

苏轼的传记，最早读到的是林语堂的版本，当时我还在武汉上学，汉口江汉路的一家外文书店，有说叫内部书店的，常卖一些影印的海外图书，质量不太好，封面没有设计。中文书不多，多的是外文书，因为当时学习英语的风气正浓。我去那里多次，订过美国的《读者文摘》，几本《美国文学选集》，外加一册《波德莱尔诗选》。林著《苏东坡传》应该也是那时买的。

林语堂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在同时代人中，也许算不得什么，毕竟有周氏兄弟、沈从文、废名这一大帮人在上，放在今天就很了不得，怎么着也能居于大家之列。我当时对苏轼没有多少了解，读了林著，喜欢得不行。一来东坡这个人实在个人魅力够大，二来林语堂的这种写法，和国内当时的套路迥然不同，没有装腔作势的八股气。林氏写此传，起码心态是平实的，他把苏轼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而且写得幽默风趣。原著是英文，不知是谁翻译成中文的，看得出英文行文的风格，中文的翻译也就差强人意，不如林氏原本的中文创作。现在回想，林氏虽然写得轻快流畅，作为一本全面的传记，所缺的东西还太多，也许这和他当初是为了写给外国人读有关。太微妙、太琐碎、太深入的内容，不仅不能吸引他们，很有可能还会把他们吓跑了。

林氏想着照顾洋人的口味，只好把东坡简单化、艺术化，甚至漫画化，力求好看。这个路子，和安德烈·莫洛亚类似，但莫洛亚处理得更恰当些。然而作为严肃的传记，莫氏的作品也不合格，尽管他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语言非常投合年轻读者的喜好。

月前因写关于东坡的笔记，故将林书草草翻了一遍—这次手头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漂亮多了—觉得味同嚼蜡，难以忍受。不过归根结底我始终感激林语堂，他教给我把有关古人的文字写得平易近人。事实上，如果在精神上我们根本无法与前人沟通，又如何写得出像样的关于他们的文章？那些枯燥乏味的批评文字，不仅文章本身可憎，作者端着架子，使读的人觉得仿佛苏东坡自己在端着臭架子似的。这真是天大的罪过。本乎此，则林著善莫大焉。

二十多年后读到了王水照的《苏轼传》，王著的优点是完全按时间顺序依次道来，中间大量穿插诗文作品，加深读者对苏轼当时心情的理解。相比于林著，条理特别清楚。此书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大学讲课的味道，尤其是分析苏诗，一唱三叹，不厌其烦，把读者都当成了课堂上的学子。

王著把苏轼一生的方方面面大致说清楚了，但你若想就某一个话题深入追讨下去，仍然不行。它只是点到为止，即使资料罗列得并不少，却欠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比如乌台诗案，因为牵扯到变法派和元祐党人之间的政治纷争，前因后果，很不容易说清楚。一些重要人物和东坡的关系，对其生活和创作影响至大，书中仅仅略微提到，如章子厚，这个人与苏轼一生相始终，关系可能比司马光还重要。

后来知道，王水照先生乃是钱锺书的门生，对苏诗，他应该还有专门的论著，可惜未得寓目。

苏轼一生交游广阔，政界、学界乃至民间，朋友多，政敌和嫉妒者也多，很多又都是史上有名的人物，这其中的深层关系，很值得梳理。

在与门下四学士、六君子的关系中，苏黄关系最值得探究玩味。宋诗以苏黄并称，书法也是苏黄。每读苏轼法帖，想起苏说黄字如死蛇挂树，黄说苏字像石压蛤蟆，再看苏轼的字，尤其是所书《赤壁赋》，字体扁侧，觉得特别好笑。

东坡在海南，生活寂寞，唯以读陶诗柳集为消遣，视陶柳为南迁二友。我在纽约，上读孔庄，下读李杜苏陆唐宋诸公，又有机会浸淫于欧美著作，自思才不及坡公远甚，而能有这种好福气，简直是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