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如何提振消费？

年中，又到宏观政策复盘的关键时刻。

2025年，特朗普发起的全球关税战对中国出口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房地产市场尚未看到反弹迹象，经济不确定性增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一季度为5.4%，二季度为5.2%。

上半年“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2%，投资贡献率16.8%，出口贡献率为31.2%。其中，二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2.3%，较一季度略有提升，投资贡献率24.7%，出口贡献率23%。消费是促进GDP增长的主动力。

“国补断档”亦将“促消费如何续力”的讨论再次推至台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向《财经》表示，所谓中国的增长模式应从“投资驱动”改变为“消费驱动”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从长期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实际与人均收入水平类似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我们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推动消费，提高消费增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经济面临压力的情况下，直接促消费面临许多挑战。他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远未“饱和”。鉴于2025年中国面对的严峻外部挑战，在“十五五”规划中，他建议政府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

《财经》：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以往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对此你如何看待？

余永定：并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关于“消费驱动”，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声称，中国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增长模式。这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经济增速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如2025年如何通过提高消费增速，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供给方问题；后者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是供给能力给定条件下，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使年度经济实际增速等于或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需求方问题。

在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任何理论认为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上的高投资率，中国根本不可能在短短40余年中从排名荷兰之后的全球第11大经济体变成拥有强大制造业和完整产业链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些经济活动或产品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双重性质。如健身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或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实现的。但这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进一步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产出是由资本、劳动、技术决定的。产出（或潜在GDP——这里不考虑需求约束）的增速取决于K、L和T的增速，即资本积累速度、有效劳动量增速和技术进步速度。驱动经济增长的变量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不是消费。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中《经济增长》一书中明确指出，跨国的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资本、有效劳动量和技术进步的倚重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投资驱动”“人力资本驱动”“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区别和选择。但根本不存在所谓“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之间的选择。

当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消费需求可以消化闲置产能，使实际经济增速达到或接近潜在经济增速，但消费本身并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在工业革命前的上千年中，绝大部分产出用于消费和简单再生产，经济增长速度几乎为零。“消费经济”只不过是“零增长经济”的代名词。

如果问：“为了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消费的增速应该是多少？”没人能够回答，因为前者根本不依赖于后者。事实上，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类经济增长模型中，根本找不到消费这个解释变量，“消费驱动”根本无从谈起。

《财经》：即便不存在“消费驱动”这种增长方式，但生产的最终目的总归是消费吧？你是如何看待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的呢？

余永定：在当期，作为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消费和投资存在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资本、劳动和技术要么用于生产消费品要么用于生产资本品。但在长期，两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前人早已解释清楚。

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但“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资本的扩大”按定义就是投资。庞巴维克在《论资本》中提出迂回生产的概念，指出要先生产生产资料（资本品），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例如，鲁滨逊最初徒手抓鱼，每天只能抓几条，后来他先制作渔网，每天鱼获可达到50条，再后来制作木筏、渔船，鱼获量大幅增加。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如果把较多的资本品分配给资本品生产部门（即更多的投资于投资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就会较少。但由于资本品产出的快速增长，即便分配比例不变，用于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品也会快速增长。随着时间推移，消费品的产出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最终赶上和超过如果最初更多投资于消费品生产所能生产的消费品的规模。

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说明：在长期，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并非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关系。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并无“好”或“坏”之分，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是公众“用人民币投票”决定的。储蓄应该是居民自主决定而非政府通过某种方式强制的。如果公众认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过高，希望提高消费率没有任何问题。反之，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应该适当，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何为适当，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地缘政治问题。储蓄率可以分解为由文化、社会和经济增长趋势决定的基本储蓄率和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储蓄率波动。如果储蓄率较高是因为基本储蓄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无需刻意降低储蓄率。如果储蓄率的提高是“周期性”原因（如受到某种冲击，经济增速下降，收入预期恶化，居民减少消费——凯恩斯的储蓄悖论）导致，政府就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促使居民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率（资本形成/GDP）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倾向，但很难确定投资率的最优水平。在长期，消费率是相对稳定的。在短期，由于各种冲击，消费率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稳定消费者和投资信心。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简单正相关的。理论上，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投资率过高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当长时期，过于强调储蓄与投资，结果则欲速不达。这样的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财经》：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过低，应该把中国建设成消费型经济。对此，您怎么看？

余永定：2022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70.6%；但最终消费仅是美国的43%（汇率1∶7）；同年，中国消费率（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为53.2%，美国为82.9%。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美国的商品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加总为7.2万亿美元。大致可以估算出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因口径问题，不完全直接可比）。看上去，中国的消费率过低。

但应该认识到，中美消费结构非常不同。美国最终消费中服务消费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通常在60%-70%之间，而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为40%多。考虑到中、美消费结构的不同和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可以推断中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差距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大。

我们自身的经验也可使我们感知美国和西方国家服务（如家政、房屋维修、快递、影剧院、律师费等等）的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例如，在美国洛杉矶救护车每程服务费平均约为1200美元-1300美元左右。广州救护车5公里左右运送、医生护士各一名出诊等，收费148元。

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金融、娱乐服务等。中国消费品支出对GDP比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粗估，以商品消费占GDP比衡量，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如果把房地产消费计入居民消费，中国消费率将会比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还要高许多。

在实物指标方面，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显示，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实际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2倍多。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也很能说明问题。

总之，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但从消费率、消费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居民消费同世界水平的差异并非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么大。

把中国经济建成“消费型”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什么是“消费型”经济呢？据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消费支出在GDP中占比高（消费率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概念混乱的产物。消费支出只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增速达到潜在经济增速。从长期看，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零——如果不是如巴罗所说的是负面的。关于这点已有讨论无需赘述。造成概念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把消费率和消费水平混为一谈。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生活水平是否高，要看这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而不是消费率。对不同国家消费率进行比较说明不了什么。消费率最高的国家可能恰恰是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例如，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消费率常处于80%-100%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国家，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高储蓄基础上的高投资是东亚奇迹发生、使之享有较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消费领域中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招商银行数据显示2.4%的金葵花客户拥有81.8%的储蓄资产。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过去20年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接近0.5的水平。但此后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但七年时间下降幅度不到3个百分点。2016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从这时候起，我们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