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百家争鸣的韩非子

这一年，秦国统一天下的行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咸阳宫里，两卷书简被送到了秦王嬴政的案前。这是关东学者写的文章，一篇叫《孤愤》，另一篇叫《五蠹》。里面着力论证了儒墨等诸子百家争鸣不休的危害，同时介绍了富国强兵的策略。

秦王嬴政看后，茅塞顿开，连连赞赏，询问左右：这两篇绝世好文究竟出自哪位大家的手笔？

身边的客卿李斯告诉嬴政，这位作者名叫韩非，来自韩国，如今在韩国还是个郁郁不得志的王室偏支。嬴政听后，十分感兴趣，于是指示李斯，一定要想办法将韩非招致到秦国来。

就这样，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此时此刻的韩非丝毫不知道，一场噩运即将到来。

韩非的噩运，却是思想史的幸运，它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名叫《韩非子》的泱泱巨著。《韩非子》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包括荀子之学、申商之学、黄老之学等众学派的政治思想，集合了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思想家们共同的智慧，被称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的殿军”，在整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韩非子的学说属于重量级的“压轴之作”。

自古以来的历史传奇中，都有一种叫“帝王之术”的学问，它虽然说得比较玄虚，其实也就是一门研究帝王如何治理臣民的一系列学问，是种“君人南面之术”。而韩非子则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理论，告诉统治者如何用利益去调动臣子和人民们为君王服务。韩非死后，其理论后来被秦王嬴政君臣所用，奉为秦国治国经要，秦国也在韩非子治国理念的推动下，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功业。

为了拯救韩国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十三年）， 后来被称为“韩非子”的法家大师韩非来到了秦都咸阳，但这次造访与学术无关，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

韩非是韩王派往秦国的特使，他要代表弱小的韩国，请求秦王嬴政宽宏大量，保住韩国，不要灭掉它。

这正是波澜壮阔的秦灭六国战争发动的前夜。秦国经历了六代君臣的经营，已经具有了可以单独灭掉任何一个山东诸侯的能力，秦王嬴政在翦除吕不韦势力、独揽大权之后，更是胸怀并吞四海之志，对山东六国虎视眈眈。

而韩国呢？因为就处在秦国东出的通道上，所以一百多年来悲惨地沦为了秦国蹂躏关东的头号受气包，被秦国反反复复地宰割，到韩非出使秦国时，只剩下了相当于后来一个郡的土地。当听说秦廷在商议着准备灭掉韩国，并且陈兵边境的时候，韩国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只好派出了韩非，请求秦王宽宏大量，放韩国一马。

那为什么选择韩非出使？这一点说不定连决定任命韩非为特使的韩王自己都想不通，因为这位正被韩国上下寄予了厚望的使者，其实是个连说话都磕磕绊绊的结巴。只不过据说秦王读过韩非写的文章，而且非常欣赏，兴许派他出使真的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让韩非出马了。

可是一个口吃的人，能当好外交使节吗？人们在心里都疯狂打着问号。

带着韩国父老的希望，韩非来到了咸阳。随后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给秦王上书。他没有直接找秦王嬴政对话，也做不到像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那样滔滔不绝的雄辩，文字才是韩非战斗的武器，他要用文字来折服骄傲的秦王。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雄文，系统地说明了保全韩国的理由。

然而，韩非没有想到，他的这篇献策，在秦国朝堂上受到了无情的否定。否定他的，正是韩非当年的老同学，李斯。

韩非更没有想到，甚至连他的这次出使本身，都是来自于李斯与秦王共同的算计。

征服的决定

李斯与韩非都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从求学时起，韩非的才学就让李斯为之折服。这世上难得的是李斯这样优秀的人才，但韩非不一样，他是几代才能出现一个的天才。以韩非的才华，不管是放在齐国还是韩国，都一定会给后世留下不朽的思想。

当李斯前往秦国寻求机会，先被吕不韦看重，提拔为官；后来又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拔擢为长史。也正是李斯，在秦王面前清晰明了地提出了统一天下所应当实施的最适合的方略：不是做一个大号的周天子，也无须诸侯来朝，秦国只需将天下诸侯一个一个地扫灭、吞并即可，让全天下都成为秦国的郡县！

而这一计划，正中了秦王嬴政下怀。秦廷在经过反复考量之后，终于走上了武装征服六国的道路。这条道路上首当其冲的，就是离秦国最近、又最弱小的韩国。

秦王嬴政在此时恰好读到了《孤愤》《五蠹》等几篇绝妙的文章，每一句都说到嬴政的心坎里了。所以，嬴政便想招致韩非入秦，便想了一个法子，放出风声说韩非可以劝秦王保全韩国，得知此事的韩王赶紧派韩非出使。于是便有了前面所说的韩非上书的事情，韩非这人虽然口语表达稀烂，但文章却句句鞭辟入里，差点把秦王给说服了。

只不过，经过李斯的一番反驳，便再度把秦王嬴政拉回到了灭韩的坚定信念里。

李斯很明确地点出了一个关键问——天下诸侯们彼此尔虞我诈的算计，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如果这段过去的历史能给人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或许就是，永远也不要忽视任何一个风险，哪怕它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韩非所设想的存韩方案固然有理，但在那个国与国之间彼此的斗争与算计激烈到难以想象的时代，谁也担不起诸侯们反复无常的风险，所以只能被秦国的君王弃之不用。

存韩的理由

韩非向秦王提供的理由，主要有这么几点——

首先，灭韩不必要。韩国三四十年来都称臣于秦国，是秦国名副其实的内臣，近乎于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这样一个贴心小棉袄，秦王大大怎么忍心灭掉呢？也没有必要灭掉，留着继续做秦国的小弟，岂不更好？韩非指出，秦国的对手显然不是韩国，而是北方那个与秦国先后打了五场大仗，“二败而三胜”的赵国，秦国应该扯着赵国这只大灰狼使劲儿打，何苦盯着韩国这只小白兔不放？

其次，灭韩也不可行。韩国虽然是只小白兔，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韩国上下君臣同心，秦国难以一口气吃掉韩国，要是在灭韩时搞得内外俱疲，那就有可能被其他山东诸侯联合起来对付——就像齐湣王灭宋之后，被诸侯们群起而攻之那样。

不必要，也不可行，这就是韩非认为要保留韩国的理由。

开给这个时代的药方

韩非劝说秦国放弃灭韩的企图虽然泡汤了，但秦王嬴政却似乎非常喜欢韩非——当然不是喜欢和这个结巴聊天，而是看中了韩非期期艾艾的语言背后闪闪发光的思想。早在嬴政还没有与韩非见面时，就感慨说：“寡人要是能结识此人，就死而无憾了！”

众所周知，韩非的老师荀子首先明确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而韩非则在荀子的基础上，更深刻地审视人性。他在政治外交环境极度严酷的韩国长大，游历诸国后，也曾试图为解救韩国献策，在出使秦国之前，始终不得重用，这些经历都让他一步步地带着现实到刺骨的眼光，对所处的社会有了更多理解。

韩非告诉人们：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辛劳，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比如《韩非子》中有个故事，说卫国有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许愿说：“保佑我无灾无难，还能得到一百束布币。”丈夫就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如果多了，你就会去找小妾了。”普普通通的小夫妻之间尚且如此算计，那像君王、贵族的家庭里，就算计得更为残酷。所以，利益才是一个国家的各类社会角色好好履职的关键驱动力。

在韩非看来，这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利益，人与人的关系也充满了利益冲突、利益矛盾。正像出自韩非之口的那个熟悉的故事里说的那样，有个卖兵器的商贩，先叫卖自己的盾，说它最坚固，没有东西能够刺穿它；然后又叫卖自己的矛，说没有东西是它刺不穿的。于是有人说，以你的矛，攻你的盾，能刺穿吗？——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但折射的却是社会问题。尧舜这样的统治者不停地纠正社会的错误，就像无坚不摧的矛；而社会的问题层出不穷，就像坚硬的盾。它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这说明，再英明的统治者也难以真正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那么，要如何应对当下这个时代呢？韩非的答案就是“法治”，用“法”来明确赏罚。为了说明法对于明确赏罚的重要性，韩非用孔子弟子子皋做狱吏的故事进行了说明。

子皋做狱吏时，曾对一个人执行过刖刑（也就是砍脚），那个人受刑后，被安排把守城门。后来，有人在卫君面前污蔑孔子图谋作乱，卫君于是打算捉拿孔子。孔子只好带着弟子们逃亡。到了城门，断足的守门人带着子皋躲到城门边的屋子里，官吏没有抓到他。脱险后，子皋问断足守门人：“我曾砍了你的脚，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肯帮我逃走？”

断足守门人说：“我被砍掉脚，是我罪有应得。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试图为我申辩，想让我免除惩罚，等到罪刑确定，您心里的不悦都表露了出来。您并不是徇私照顾我才这样做，而是出于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

韩非子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在以法为依据罚当其罪的情况下，人们即使遭受诛罚，也不会心生怨恨。

注定的自我毁灭

身处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韩非对于这种“争鸣”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曾经的大国齐国，曾有过一段稷下争鸣的辉煌岁月，但结果还是被打得几乎亡国。在韩非看来，各种各样的学派杂说，其实扰乱了人民的思想，不利于从上到下在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因而是对国家有害的，实在是国家内部的蛀虫，必须严厉禁绝。

韩非主张取缔各类思想，然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他主张要进行取缔的对象之一。或许从韩非的思想提出时起，就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倾向。

当韩非出使秦国后，秦王嬴政虽然对韩非大加赞赏，却也知道，韩非的思想虽然对自己的治国有用，但韩非本人却彻头彻尾地站在韩国的立场上，不可能为秦国所用。所以，韩非在为秦国贡献了自己的思想之后，随即获罪，被投入秦国的大牢。

史书上说，韩非是因为被李斯嫉妒才华、进了谗言才被秦王抓去蹲监狱的。实际上，不论李斯是否嫉妒，韩非终究不容于秦国，获罪只是早晚的事。既然秦王已经通过文字获取了韩非的思想，那韩非被无情地抛弃，都是正常的事情。毕竟韩非自己都说了，像他们这样的游士，本身只是不利于国家的蠹虫罢了。

公元前233年，在秦国云阳监狱狭小阴暗的牢房里，韩非饮下了老同学李斯送来的毒药，含恨而终。至此，这位先秦时代最后的思想巨人，就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也昭示着那个群星璀璨的哲学黄金时代的结束。

韩非去世的三年后，秦国灭韩，终于揭开了灭六国之战的序幕。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摘自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典籍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