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暴雨考验北方防洪

编辑·王珊三联生活周刊：这轮北方暴雨对北京、河北、山西等地造成了很大伤亡和损失。暴雨到底有多大，有什么特点，又是怎么形成的？

许小峰：从强度上看，这轮北方暴雨即使不是最极端的，也是一次接近历史记录的暴雨，暴雨强度可以排到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前几位，后续需要对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才能确定。此次北方暴雨开始于7月23～24日，呈现出“点强、面广”的特点。

这是华北雨季的典型暴雨过程，从南方北上的暖湿气流与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雨带覆盖较广，波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从气候角度看，七下八上，正是华北区域的多雨季节，是造成此次强降雨过程的气候背景。

但从今年情况看，南方暖湿空气向北输送的时间提早，暖湿空气在北方累积时间明显长于往年。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来看，正常情况下暖湿空气应该是逐步从南向北推进，从华南到江淮流域，然后到黄淮，再到华北、东北，但今年副热带高压北抬较往年提前了十几天，长江流域6～7月的“梅雨”时节也提前结束。具体到北京，从7月上旬开始，一直是闷热的天气，体感温度很高，让人感觉不适，虽有一些降雨，但一直没有出现强降雨，憋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旦有了触发条件，降雨就很极端。

程晓陶：这次暴雨发生的落点是出乎意料的。暴雨所在的海河流域，常年降水量较小。2000年前后，人们眼里的海河流域，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地处华北的海河流域总体上是干旱缺水的。比如北京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600毫米，而长江流域降水是1000毫米以上。前年的“23·7”暴雨，台风杜苏芮的残余环流被副热带高压挡在其南侧，使暴雨落在了海河流域的南部水系。而今年，副热带高压刚好顶到了太行山北端的山前，且异常稳定，从东向西输送的水汽绕到了副热带高压北侧，自西南向东北方向运行，使暴雨持续落在了海河流域北部水系的山区。

三联生活周刊：此轮暴雨和2023年的“23·7”极端暴雨是相似的吗？

许小峰：此次过程与2023年的“23·7”暴雨不同，那次暴雨过程是受北上台风影响，在华北区域自南向北形成大范围暴雨，在天气图上可以看到伴随热带低压北上出现的大范围的暴雨分布，但这次强降雨区域相对分散，雨团如同“列车”行过，一个一个沿雨带移动，具体到北京，主要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地的山区降下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山区地形对降雨系统起到了增强、助推作用。三联生活周刊：本次暴雨的特点给应急带来了什么困难？

许小峰：越小尺度、移动越快的云团越难以准确“捕捉”到。这次北方的强降雨雨团在偏西风辐合带中向东移动，不断增强或减弱，变化较快，又受到复杂地形动力、热力影响，呈现出局部暴雨强度快速变化的特点，雨团尺度不大，降雨集中，给提前预警增加了难度。

程晓陶：这种极端强度的降雨，在当地出现的概率非常低，老百姓想不到会下这么大的雨，也就不太有警惕意识。密云上一次遇到这种量级的暴雨，还是在1976年7月23日，将近50年前。当时最大24小时雨量有358毫米，跟这次差不多，但最大小时雨强比这次更大，达150毫米，造成105人遇难。

由于“列车效应”（指有多个对流云团依次经过某地时，所产生的降水量累积起来，就会导致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就像人站在一节节经过的列车面前一般，接连不断地感受到一节节车厢经过时带来的巨大声音和冲力，影响效果不断叠加，导致灾害加剧），水汽不断地补充，平时北方的雨可能也就下一两天，这次持续了差不多五六天。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前期降雨使土壤饱和松动了，但强降雨还在持续，它就特别容易形成连土带树随着山洪一起下来的最恶劣情景。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受访者 供图）“暴涨暴落”的山洪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不管是今年还是前年，受山洪影响的区域，都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我们在采访中，听到很多居民反映“水涨得太快了”，来不及反应。山区和平原地区的洪水有什么不同？

许小峰：确实，山地对气流会有一个助推作用，云团到了山前会抬升，温度下降，水汽凝结，降雨会加强。气流遇到山地还会产生扰流或波动，都有可能对降雨起到增强作用。

前年和今年的华北暴雨都发生在海河流域，该流域西有太行山，北有燕山，北上的暖湿气流如果卡在太行－燕山这一块，带来特大暴雨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也比较容易发生洪水。山区与平原不同，降雨沿山地快速汇集，在短时间形成洪水下泄，正如居民反映的情况，水会在很短时间内上涨，往往就会形成湍急的洪水而引发灾害。

程晓陶：山区洪水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暴涨暴落”。山区坡面上的降雨产生汇流的速度快，会迅速通过各种溪沟汇入河道。水流速度是由比降（单位河长内的落差值）决定的，一般越靠山头，比降越大，水就流得越快。一场暴雨下来以后，山上的水流流速快，不断追到前面的水流，结果在小流域出口处就容易形成尖陡的洪峰。这个洪峰与其他小流域出来的洪水不断遭遇、叠加，就形成了峰型尖陡、流速凶猛、破坏力极大的山区洪水。再加上被推入河道的滚石、流木的阻挡，洪水峰前就可能形成像一堵墙被推下来一样的景象，使跨河桥梁瞬间被拥堵成“水坝”，导致水位的急速壅高，加重洪水的突发性与对两岸的危害。

而平原地区的河流多是“矮胖型”洪峰。比如长江，洪水上涨是较缓慢的，一天可能才涨二三十厘米。但山区山洪不同，半个小时就可能涨一两米，所以给人的反应时间非常短。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突发性强的山洪，人们能提前做些什么来减少损失？

程晓陶：防灾工作不能只依赖临时反应。山区里，村子一般都位于山谷。而山沟里的房屋的门通常是面向河道的。也就是说，山洪的撤离不像地震，一开门就能跑出去。一旦洪水封住门口，如果房子没有预留逃生通道，根本跑不掉。所以房屋的建筑结构，从设计上就应当考虑逃生路径，比如留出一道后门能上山。

这些措施要因地制宜，因为不同山区房屋的形态不一样，一个村子里，哪些地方水是特别深的，水的流速是特别大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次暴雨中，当地需要特别总结和复盘的是：谁能逃出来？他在什么地方做对了？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经验，当地人比外人更有话语权。

在心态和组织撤离上，北方居民也需要转变。南方人因为山洪多见，一般有些心理准备，群防群治做得比较充分，动员全村撤离的经验也比较多。但北方极端暴雨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很多人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雨。这场暴雨就相当于是一个提醒：过去没发生过，并不代表今后不会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突发性强，来不及反应，山洪还有什么应对上的难点？

程晓陶：还有一个特征是，山区的雨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把山上的树、石头，沿河的一些垃圾都给冲下来。如果暴雨落在河道比较宽、比较平坦的地方，一般而言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山区修了很多桥，洪水经过的时候，杂物就会把桥墩之间的空间堵上。再加上“村村通”工程建设之后，山区很多新修的道路在经过山洪沟时，像筑水坝一样垫高路基，路基底下埋着一些排水的涵管，这些涵管在洪水时也可能被堵上，路坝溃决又会放大山洪的危害。

这种堵塞造成危害扩大的现象还是挺多的。2005年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的洪灾就是这种情况，山上的柴火、粮食的垛子被水冲到河里，把桥孔给堵上了，结果水一下子憋起来，就相当于临时筑了一个坝，洪水水位变得更高，那场洪水淹没了河边的一所小学，遇难的117人中大多是小学生。现在山区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城镇化大潮中，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了，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些人群的防灾能力相对低弱。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也注意到“23·7”暴雨和本次暴雨后，有很多建在河道附近的民宿被冲毁，其中不乏投资数额巨大的项目。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背后，很多人在讨论人工建造的设施是对自然的侵占。您怎么看？

程晓陶：现在山区大力发展旅游，像密云、怀柔，民宿越来越多。山区的村庄涌入了大量城市居民，避暑、游玩、自驾、夏令营，大家不熟悉地形、不了解山洪风险，这个变化也放大了风险。我也在现场调研中看到不少民宿挤占山洪沟建造的情况。这种沟平时都是干的，只在下了雨以后才有水，但是到了大暴雨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排泄山洪的通道。

到底人工设施距离沟底多远才算安全？现在没有统一的标准。2009年后，我们国家投入几百亿元做山洪治理，但主要是做监测预警，还没有到风险区划这一级。前些年我们到江西调研，有个遭受山洪的村子是一河一路，原本只有靠山坡的一侧有房子，但盖新房的地不够用了，村民就在山洪沟一侧打桩建房，形成两排房子夹条路的景象。结果山洪一来，新建的那排房子被冲了个精光。我们问当地干部，为什么不管？但地方干部说，我们凭什么管？并没有一张图说这里不能建房，要管也找不到监管的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制定标准是必要的吗，难点在哪儿？

程晓陶：首先是技术上的复杂性。这项工作需要有数据支撑，但是2009年以前很多山区没有水文站、雨量站，也就没有水文和降雨资料，计算上有难度。二是国家需要一个大的部署。风险区的划定意味着开发区域的减少，在地方上，大家可能因为利益不同难以达成共识。

尽管难度不小，但自2009年水利部推动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以来，监测预警设施的建设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这项工作可以积极推动起来了。例如可以借鉴奥地利的风险区划模式。奥地利在1970年代开始逆城市化，城里的有钱人到山里修别墅，结果暴发几起山洪，把别墅冲走了，造成了损失。从那以后政府就对山洪沟做风险区划：红线范围里是洪水概率最大的，里头不能有任何建筑，再外面一圈是黄线，红线和黄线之间可以盖房子，但是房主要自行采取保护措施，建筑物要具备耐淹、抗冲的能力。我们或许可以用现有的数据，结合因地制宜的讨论，先把红线画出来。全流域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强降雨后，大家都在说北方的降雨在增多，越来越像南方，极端天气的频率在增高。对此，您怎么看？

许小峰：今年在华北，人们高温高湿的体感确实较明显，一方面，是因为今年确实比较特殊，副热带高压提早十几天把暖湿气流带上北方，北方雨季的开端从常年的7月18日提早到了7月5日，湿度高了，体感会觉得更热。但副热带高压提早北上的具体原因还有待分析，现在还不能简单归因。

另一方面，高温高湿也和全球变暖的大背景有关。从2022年以来，我们看到全球气温出现了加速上升态势，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气象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创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纪录在2024年又被打破，今年数据还没出，但很可能也处于高位。大气中温度如果增加了一摄氏度，湿度会增加7%。

以前可能觉得40摄氏度的气温并不常见，但现在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比如说高温热浪、极端暴雨成为频发事件，还包括旱涝急转，有些地方先是高温、大旱，接着迅速转为暴雨。如此往复，以往的一些经验判断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一些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省份，对于天气、气候条件非常依赖，一旦气候发生异常，会造成很大损失。

三联生活周刊：在极端暴雨变多的情况下，除了提高监测预警和转移人员的能力之外，北方还能如何提升防洪能力？

程晓陶：工程建设也有必要。具体做什么工程，平原和山区要分开看。平原的防洪重点是让河流不泛滥出来，总体的框架是“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具体来说，就是上游以大型水库拦洪，中游修固河坝堤防保证行洪通畅，下游建蓄滞洪区。

而山区的防洪重点是削峰消能，也就是削减洪峰的能量和破坏力。像这次北方暴雨中，因为暴雨中心落在密云水库上游，水库就起到了关键的拦洪左右，保证了水库下游的安全。根据北京市水务局的数据，这场暴雨中密云水库最大入库洪峰流量6550立方米，远超历史极值，而密云水库的洪峰削减率达82.9%，也就是说，出库流量只有入库流量的17.1%。如果没有密云水库，那这股洪水直接往下游冲，水库下游的潮白河很可能就泛滥了，通州可能就被淹了。这次并没有启用下游的蓄滞洪区，也就是说整个系统还保留了部分应对空间，并没有用到极限。除此之外，河北的安格庄水库、王快水库等大型水库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未来要减少山洪危害，我认为北方山区可以增加一些小型水库。这种小水库既能在暴雨时起到拦蓄洪水的作用，又能在平时北方的干旱期，缓解山区长期缺水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要完善北方的山洪防洪工程，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程晓陶：中小河流要建防洪工程，资金是个问题。

2000年以前，国家的水利工程更多聚焦在大江大河上，这笔投入是中央财政来承担的。因为从1950年代到2000年，全国大江大河造成的损失和伤亡是最厉害的，主要是因为决堤泛滥，淹没的范围很大。到了1990年代，平均每年死亡人数还有4000多人。2000年之后，随着大型控制性枢纽陆续投入运行，长江上有了三峡，黄河上有了小浪底，淮河上有了临淮港，嫩江上有了尼尔基，大江大河的洪水危害大大减少。

在大江大河洪水得到控制以后，70%以上洪水造成的人员伤亡都来自山洪。但问题是，中小河流的治理责任在地方政府，受制于地方财力，治理水平参差不齐。2009年，水利部设立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其中每个具体河流的治理项目可以使用中央财政的投资不超过3000万元，这些资金明确要先保障重点城镇，那么可能只能治理一条河的几公里至十几公里，治理不了一整个流域。比如某市有18条河，这次只有2条被纳入国家支持项目，剩下16条怎么办？只能下次再报。所以中小河流的问题不可能一次性全部解决。而自己有中小河流治理计划的城市就不同了，可以流域统筹规划，争取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加快实现规划的步伐。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全流域的治理这么重要？

程晓陶：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地区提高了防洪标准，可能就意味着把风险转移给了其他地区。以前大家的标准都不高，个别地方标准提高一点影响不大。但现在标准越提越高，区域之间的防洪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

所以现在应该有一个新的原则：一个地方可以提高自己的防洪治涝标准，但要确保不把风险转嫁给别人，要自我消纳多出来的水、承担多出来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修建和以往不一样的工程，必须从流域整体来统筹思考，不能只按城市行政边界来划。

三联生活周刊：地方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中小河流防洪治理真正落地？

程晓陶：可以在小流域里做协调规划。比如北京密云这次暴发山洪的清水河，上游有小黄岩河和大黄岩河汇入，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就是这两条河洪峰交汇，形成更加尖陡的峰。两条河在规划上，就可以考虑在一条河上建一个控制性工程，比如说调节型水库，另外一条不需要建，这样的话两条河的洪峰就容易错开了。目前，我们国家七大河都有流域委员会，但中小河流还缺少这样的机制。

这方面，日本有过成功的经验。他们的条件更恶劣，山脊就在岛的正中间，山脊左右两边分成很多小流域，而且流域内70%以上都是山地。他们一旦有条河流涉及多个区或市，就会成立“治水协议会”。几个行政单区坐下来一起商量这条河该怎么治。

2023年“23·7”暴雨之后，国家正在修订海河流域整体的防洪规划，目前修编已进入尾声。像北京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将从200年一遇提高到300年一遇，副中心则从100年一遇提高到200年一遇。但是规划的目标如何落地，具体的工程建设项目如何布局、设计、建造与调度运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不少难题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