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青春现场
作者： 何映宇
高原，有着双重身份，既是著名摄影师，同时也是摇滚音乐圈内的生活者和记录者。
1990年到1999年，既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十年，也是高原的青春岁月。在北京，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从保守到开放，音乐，是这种观念转变的体现。随着张培仁的魔岩唱片来到北京，黑豹、唐朝、“魔岩三杰”、超载……一支支乐队崛起，创造着中国摇滚乐的神话。而高原，是见证者，她用镜头捕捉着时代的面孔。
继《把青春唱完》和《红磡1994》之后，高原在生活书店出版了《返场》（精装刷边版），通过老狼、张楚、郑钧、高旗、邓讴歌等人的口述和采访，用影像和文字，记录那十年她所经历的青春往事。
自在生长
《新民周刊》：在《返场》这本书里，你的父亲高飞专门写了后记《像平时那样》。在你的《自在生长》一文里，你也写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的影响。你父亲是不是自己就很喜欢摄影进而影响了你？
高原：对，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摄影，他其实拍了挺多东西的，他也有自己的暗房，会在自己的暗房里冲洗照片。我的第一台相机以及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这个机会，就都是他给的，其实我在学习摄影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摄影，没拍过什么东西。
《新民周刊》：你小的时候，你父亲在拍照，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看他摄影？
高原：没有，完全没兴趣，就是他拍，我知道他在拍照那个东西叫照相机，然后也知道就是胶卷儿自己冲洗，因为他就是在厕所的暗室里冲洗胶卷。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完全没有概念。
《新民周刊》：那就是说到你上了大学以后，专门学了以后才开始真正了解摄影是怎么回事？
高原：当时大概学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对摄影感兴趣，胶卷需要暗房处理，暗房很符合我的性格，我是特别喜欢一个人鼓捣东西，像我喜欢做陶瓷也好，做首饰设计也好，全是一个人。我经常能在暗房里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完全不在意外面几点了，我就在里面冲洗放大片子。
《新民周刊》：1994年，你的父亲就给你买了一辆切诺基，当时你们生活的圈子，是不是家庭条件都是相对比较殷实的？
高原：我们家一般吧，家庭条件最好的是老狼，他是挣钱挣得最多的。好多这些玩摇滚的北京孩子都是大院出身，像张炬，还有邓讴歌、欧洋他们的父母是总政文工团的，在北京也不需要考虑租房子，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可能生活上比较宽裕，就比从外地来北京的那些朋友稍微好一点。
为自己的青春作证
《新民周刊》：在近万张底片中选择了这270多张照片，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高原：我最早做这个书的时候是有两个朋友一起帮忙的，一个是安帅，一个是黑麦。黑麦也是这本书的文字编辑，然后安帅是做艺人写真的，他在出版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我们当时就想说，要么就按照时间的脉络来编排文章和照片，或者按照人物的姓氏汉语拼音，但是第二种方式怎么弄都是乱的，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按照时间脉络来排，每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在我的生命轨道里比较重要，或者说我的记忆比较深刻的。
《新民周刊》：从1990年到1999年，十年，每一年选了一个人或两个人，这十几个人是怎么来选的？
高原：其实，先开始是选了很多，但不一定每个人都配合你。你去找人家说我能给你做个采访吗？或者说咱们再聊聊以前的事？有的人他不愿意再提到了以前，有的人则是约了好几次时间也都不合适，像叶蓓是黑麦用电话采访的，史雷也是电话采访，因为他在成都。然后由黑麦把文字汇编成现在的样子。
《新民周刊》：像李亚鹏、黄觉，有些人不是摇滚圈的。
高原：我做《返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突破摇滚圈。大家的固有印象总觉得高原只会拍摇滚圈。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难撕掉的一个标签，而且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本《返场》去了解那个时代，不局限于说是那个时代的摇滚圈。如果你只看到了摇滚圈，那它就太窄了。其实，那个时代精彩的东西很多，发生的事情也很多。
《新民周刊》：之前出版的《把青春唱完》《红磡1994》都是追忆90年代北京摇滚往事的，写这三本书是不是都是为自己的青春作证？90年代对你来说，是不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十年？
高原：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是我青春期。每个人的青春期不都是很重要的吗？不过这里面，《红勘1994》这本书其实比较有局限性，就是那香港红磡演唱会七天发生的事情。它不像其它两本书包括的东西这么多。
《新民周刊》：怎么去中央工艺美院学摄影的呢？
高原：也是机缘巧合吧，中央工艺美院那时候还在国贸桥那边，也没跟清华合并。班里就四个学生：我、荣荣、王磊还有卢广，后面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我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毕业后，荣荣做了三影堂，卢广也拍了很多有名的作品。
《新民周刊》：最早找丁武、老狼他们给你当模特拍肖像照，这是学校课程的作业，还是说你个人提出来要拍他们？
高原：当时给丁武他们拍肖像照，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实践。课堂上老师教了摄影方法和技巧，总得在课下去实践它。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师专门拍广告摄影，他教我们怎么曝光，去拍什么玻璃酒瓶子等实物，这都好办，自己拿几个瓶子就能拍。但是要拍人像，就得需要个模特来实践，总得拍了才知道光线和技巧学得如何。我就问问身边的朋友们能不能帮忙当个模特。他们都答应了，所以就拍了他们。
《新民周刊》：虽然你早就和丁武、邓讴歌他们认识了，但是第一次让他们当模特儿拍肖像照的时候，他们还是显得特别拘谨，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高原：大家都没有怎么拍过这种图片，也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在有背景有灯光时该怎么表达，大家都不太清楚，也是一种摸索的过程。记得最早我拍面孔乐队的时候，还找了一些国外的杂志参考，看看人家是怎么拍的。
《新民周刊》：在《自在生长》一文里，你写到你和老狼最初相识：“90年代初，真武庙二条那边有个大排面馆，老板是上海人，很多人都去那里吃过饭。有天我看见一个长头发年轻人因为抢座跟人打起来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老狼。”老狼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他年轻时也是脾气很火爆的吗？
高原：也不是，他一直都是挺温和的人，但是谁没年轻过？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比岁数大了容易冲动，现在社会环境是不允许了，你推谁一下，其实这代价很大，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打架都是家常便饭。
《新民周刊》：你是怎么成为老狼《恋恋风尘》MV女主角的？
高原：好像是临时决定的，老狼临时请我帮拍几个镜头，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就拍了。那时候，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严谨的，大家以玩儿为主。不像现在，比如给艺人拍个宣传照，那可费劲了，像我们那个时代，这都是瞎闹，真是瞎胡闹。
加快了中国摇滚发展的速度
《新民周刊》：后来魔岩唱片请你去做摄影师，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拍现场的摄影，还是唱片封套的照片？
高原：对，都包括。
《新民周刊》：魔岩唱片公司在北京的工作室地方大不大？
高原：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应该就是在新大都酒店里租的房间。录音是在北京的录音棚。一个是广电的棚，一个是北京台的棚，还有百花录音棚，那时候录音成本其实挺高的，那时候录音不像现在，基本在家都编好，再去棚里录唱。那时候如果开始录音，就要每天都去录音棚，如果状态不好，就练个琴吃个盒饭，散了，但是这是要有棚费的。那时候大家天天到点就在录音棚里一起努力干活儿。
《新民周刊》：在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以及魔岩三杰、超载、地下婴儿、王勇等乐队在魔岩出的唱片中，贾敏恕和方无行等台湾音乐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高原：我觉得他们加快了中国摇滚发展的速度，按照正常速度来发展的话，可能中国大陆摇滚乐发展到今天，也就是说再发展三四十年，可能才达到90年代的水平。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谁谁谁疯了、傻了、死了等等乱七八糟的事。但是因为魔岩来到中国大陆以后，他们把整个发展速度加快了。
就比如说像何勇吧，他在跟魔岩合作之前，他应该没有接触过太多合约。所以他签合约的时候，没有概念，可能签完了才发现，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比如版税这事儿，我怎么一分钱都没有？有可能是这种状态。
所以大家在完全不了解唱片工业和合约形式的情况下，就容易会产生很多问题，等于说有人一下把这事儿拔高了，然后“哐当”他撤了，所有人就傻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是也造成了后来很多文章也会这么说的：红磡演唱会那一晚既是中国内地摇滚乐的开始也是结束，这种话，也不知道怎么去评判，说他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
当然不可否认，魔岩唱片的到来，的确是发现了很多很牛逼的声音，做出了很多无法超越的唱片。
《新民周刊》：流传着一些说法，说唐朝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词不是他们乐队的人写的，至少修改过吧。后来唐朝出了几张专辑，大家也觉得和第一张专辑比差了一些。
高原：歌词方面，那时候有一个叫杨军的朋友是中央美院画画的，有几首是他写的歌词，然后路路也写过，但这些都被隐去了。
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宣传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后来就都不提了，包括唐朝乐队自己，他们也不愿意提当年帮助过他们的这些朋友。可是如果没有贾敏恕，没有杨军，没有郭怡广，就没有唐朝。但是这些幕后的英雄都被隐去了姓名。
《新民周刊》：去年，你们为纪念“摇滚中国乐势力”红磡演唱会30周年还举办了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