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为何惹恼特朗普？

在美联储近日连续第五次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就美联储迟迟不降息指责鲍威尔，称如果鲍威尔还不降息，美联储理事会应接管控制权，并讽刺鲍威尔“迟钝”，是“固执的白痴”。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间的交锋，进一步激化。

特朗普与美联储的矛盾冲突对美国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也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背后反映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博弈与经济逻辑冲突。如何平衡政治目标与经济稳定，在维护美联储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是美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深刻反思与借鉴。

变与不变

近来，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美联储大幅降息，并亲自造访美联储与主席鲍威尔讨论利率问题，表达了他希望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强烈意愿。特朗普表示，如果美联储将利率降低3个百分点，美国就能省下约一万亿美元的债务成本，并有助于促进投资、消费和就业。他认为当前利率水平过高，不利于经济复苏，也增加了政府偿还债务的负担。

然而，7月30日，美联储在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4.25％至4.50％之间不变。特朗普对此表示不满，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鲍威尔，甚至暗示如果美联储不尽快降息，美联储理事会应考虑被“接管控制”。

美联储作为美元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其双重使命是稳定物价（控制通胀）和促进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数据，如消费者价格指数、失业率、非农就业新增人数等；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元货币体系的政策制定同国内制度框架下的多方利益博弈深度嵌入。这种复合型博弈既包含政治算计与战略焦虑，也涉及规则重构的深层矛盾。

可以说，特朗普与美联储的矛盾在利率政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应对经济挑战方面，双方也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希望美联储采取更积极的量化宽松措施，通过降息和购买国债等手段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快速缓解经济衰退压力。然而，美联储担心过度量化宽松会引发通货膨胀失控、资产价格泡沫等长期风险，在扩充货币流动性规模和节奏上较为克制。

矛盾根源

扩大产品出口与促进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利率成为平衡制造业投资激励与出口价格优势的关键杠杆。

特朗普政府为实现“制造业回流”“基建振兴”和“外贸竞争”等核心经济目标，极力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低利率视为拉动投资、推高股市、降低政府债务利息成本的关键手段。然而，美联储从维护中长期经济稳定出发，担忧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助长资产泡沫、削弱美元的国际信用体系。由此，双方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为：是否应牺牲中长期金融稳定以换取短期增长，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行政干预之间展开激烈博弈。这一矛盾不仅是经济理念的分歧，更是美国制度框架下权力边界的深层冲突。

美联储依据1913 年《联邦储备法》成立，被称为美国的“第四大权力机构”和“全球第一大货币机构”。这一地位不仅源于其在国内的独特角色，也因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金融结构的深远影响而确立。美联储无须向总统或国会直接负责，其理事会成员任期长达14年（跨越多届政府），以确保决策不受短期政治干预。这种制度设计使其能够基于长期经济数据而非选举周期制定政策。

面对特朗普执政后的经济形势，美联储有着自己的政策考量。尽管美国经济因为疫情遭受重创，但美联储在制定利率政策时，需综合评估通胀预期、就业市场可持续性以及金融市场稳定性等因素。在通胀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导致物价上涨压力增大，如果贸然大幅降息，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破坏经济稳定。

在就业市场上，美联储追求的是可持续的充分就业，并非单纯依靠低利率来刺激短期就业增长。过度依赖低利率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如股市、房市非理性繁荣，一旦泡沫破裂，将对金融体系和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美联储在利率调整上更为谨慎保守，注重政策的长期效果与经济结构的健康调整，这与特朗普追求短期政绩的急迫心态形成鲜明反差。

特朗普并非传统共和党人，他的权力基础并非来自华尔街金融精英或跨国公司CEO，而是源自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感到被“抛弃”和“背叛”的群体，如“铁锈地带”的产业工人、小企业主以及对现状不满的中产阶层等。

对这个群体而言，宏观经济的稳定、美元的国际地位或是遥远的通胀目标，都是些空洞而抽象的词。他们关心的是具体而切身的问题：本地是否有稳定的制造业工作？工资是否在上涨？社区是否因新的投资而重现繁荣？

特朗普的核心政治承诺，就是兑现产业回流、国内再投资和保障充分就业的竞选口号。这不仅是他的经济政策，更是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

高通胀属性与低利率的必要性构成了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点，产业回流本质上是用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替代低成本的海外进口，这必然带来持续的物价上涨压力。为了激励企业在美国本土进行高成本投资，除了减税和补贴，一个宽松的信贷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而高利率会直接扼杀再工业化的动力，这也就说明其政策有效性是必须基于低利率这一现实情况。

因此，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或仅仅是维持一个限制性的利率水平以对抗通胀，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都不再是一个中立的技术性操作。它被解读为对美国工人利益的直接攻击，是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核心政治议程的蓄意破坏。选民政治高于经济规律，短期利益优于长期稳定，国家利益凌驾全球规则，是民粹政治对现代经济治理体系发出集体质疑的直观呈现。

系统性冲击

这场关于美国国内制度韧性测试与行政权力边界的拉锯战，核心原因是“产业空心化”。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则是矛盾起点。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实体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呈现长期持续下降趋势，从1960年的27％逐步下滑至2024年的10％，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显著弱化。同期，制造业吸纳就业比例也同步萎缩，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的深层失衡。

基于成本至上、利润优先的生产逻辑直接推动了美国本土“去工业化”进程，间接导致了三大负向影响：

第一，债务依赖加深。实体制造业衰退削弱政府税基，财政赤字被迫扩张。高利率环境下，仅利息成本就会“吞噬财政总量”。特朗普直言，“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3600亿美元再融资成本”。

第二，通胀压力内生。本土产能结构性不足迫使美国依赖进口相关原材料，而特朗普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直接推高供应链成本。美联储2025年7月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关税政策阻碍降息”，因输入性通胀需通过高利率抑制。

第三，政策工具失效。传统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调节投资与消费，但产业空心化下，降息刺激的资金更易流向金融投机而非实体投资，形成“脱实向虚”的恶性循环。

产业空心化使美国陷入“高关税→高通胀→需高利率控通胀→高利率加重债务→倒逼降息”的闭环。特朗普试图通过降息打破闭环，却忽视产业空心化才是根源。降息只能短期缓解债务压力，无法解决实体经济竞争力缺失。当产业空心化削弱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政治力量试图以行政命令扭曲成本法则时，美国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层裂痕就被撕开了。

当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时，世界所预见的并非一次简单的“美国优先”保守主义政策回归，而是一场深刻的、针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系统性冲击。特朗普与美联储的冲突，远超个人恩怨或政策分歧，更标志着美国经济治理体系的范式转折。美联储的独立性不仅是美国国内治理问题，更是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支柱。这场冲突的结局，不仅决定美联储的未来命运，更将重塑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基础。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