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式创新：勇闯“无人区”

在深圳，想要读懂这座城市，两条路就够了。

深南大道，东起罗湖国贸，西至宝安大道，像一条时光隧道，串联起罗湖国贸大厦、福田华强北、南山粤海街道，标记着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高光时刻。南山区的科苑路则是另一个故事。当地人也会叫它“创新大道”，藏着深圳科技产业的密码。南北延伸，从深圳湾向北连接西丽湖国际科教城。

在其他城市，科技公司往往聚集在某些园区，但在深圳，科技公司如毛细血管般遍布全城。打车驶过“创新大道”，会路过TCL、中兴通讯等见证了时代发展的公司，也能快速到达腾讯、大疆等新一代龙头企业，而更多企业隐身在写字楼中，在细分领域做到全球领先。地铁13号线从地下穿过，每个早晚高峰，地铁口涌满年轻的科技从业者。

这里也折射出深圳特有的创新路径：从电子制造到软件、集成电路，再到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伴随产业升级，很多企业消失，却又培育了一代代新兴的企业。但它们都有独特的生存法则：与许多依托科研机构、由政策牵引的城市不同，深圳的创新多从市场出发，始终保持着对市场最敏锐的嗅觉，主动投入研发，快速试错、迅速迭代。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若愚指出，过去深圳的科技创新范式历经从“三来一补”代工模式到“需求牵引”的市场驱动路径的蜕变，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创造了“6个90％”的独特经验。如今，深圳已经搭建起了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和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但随着全球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科技博弈加剧背景下，传统创新链、供应链面临不确定性挑战，深圳如何升级创新模式、如何实现更多原始创新，并为全国的创新体系突围摸索出一条路子？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承担的新使命。

创新面向市场，自然发生

科苑路穿过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是深圳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之一，也是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热土。深圳AI头部企业云天励飞的办公室，就位于生态园的核心地段，与华为鲲鹏产业创新中心同在一栋大楼。

2014年，陈宁从美国归来，决定在深圳创业——而不是留在北京。两年后，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引爆人工智能创业浪潮，北京依托高校资源成为当时的AI热土，不少技术派创业公司多在算法上“秀肌肉”，争夺资本注意力。

陈宁更看重芯片研发与落地应用，深圳拥有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务实的创业环境，以及很快出现的“真实需求”。

2014年，云天励飞在龙岗成立。在龙岗的一场技术交流会上，一位龙岗警察找到陈宁交流，如果能提升人脸识别能力，就能快速从视频中锁定失踪儿童，那样深圳就不会再有走失的孩子的情况出现。一个月后，电影《亲爱的》热映，更令陈宁触动。

接下来一年多，团队与警方合作，走遍大街小巷，排查监控盲点，将它们织成网络，并通过动态人脸识别与大数据分析，打造出“深目”系统，把技术变成真正可落地的产品，用于打拐和破案。上线两年，“深目”协助破获各类案件4000余起，找回多名失踪儿童和走失老人。2017年，凭借“深目”，深圳警方曾创下15小时跨省找回被拐儿童的纪录，云天励飞一举成名。

在距离云天励飞不远的南山区的一栋写字楼里，聚集着100多家AI初创企业，这是“模力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大模型AI生态社区。筛选标准不看营收、不设产值门槛，只看技术与潜力。入选的百余个团队中，过半来自外地或海外，免费享受两年办公区，以及算力、数据、人才、融资等一条龙服务。和北京等地的AI企业聚焦大模型研发不同，这些团队多聚焦AI硬件和出海赛道，开发智能玩具、智能眼镜等产品，瞄准有支付意愿的海外市场。

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景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政府也会招引大企业，但这类初创团队是他们选择的重点。成本低，能吸引更多的创新种子集聚，至于谁能快速跑出来，交给时间检验。“深圳的产业环境本身是比较好的，我们只要持续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相当于土地已经具备条件了，我们只需要适当地施肥浇水，就可以孕育出更多好的企业。”

这种不拘形式、快速试错的生态，孕育了深圳独有的“产品思维”——技术研发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始终面向市场和用户需求推动创新。这种气质不仅在云天励飞身上可以看到，同样体现在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企业中。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曾指出：“我们事后回头看很多创新点，并不是我们搞一个创新部门，只干创新……一定是在快速服务用户的过程中，发现哪些点用户抱怨了，或者觉得不爽了，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创新的机会。”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云兴看来，这正是深圳40多年形成的创新路径：与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上海不同，深圳没有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体系，企业就是创新主角，由需求牵引、市场主导，孕育出华为、中兴、华大基因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

这一模式的结果是显著的。深圳形成了著名的“6个90％”现象——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职务发明专利，以及重大科技项目成果，都出自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

2024年，深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5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12家，密度居全国第一。深圳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96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9家，总数分别达到1025家和95家，增量均居全国第一、总数均居全国第二。

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的称呼并列，不少人把深圳称作“创都”。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市民平均年龄仅32.5岁，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加上完善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和创新者。陈宁在2014年回国时就感受到，深圳是一座“讲游戏规则”的城市——政府主动了解企业需求，产业基础扎实。他曾感慨：“深圳是最适合海归创业的城市，没有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教授陈宪与深圳地方政府交流时发现，在传统科技创新排行榜中，深圳并不靠前。当时“产业创新”这个概念尚未流行，深圳提出自身的优势在于产业科技创新。

深圳的创新模式与北京、上海明显不同，该如何体现？在陈宪看来，产业创新并不是简单的产业化或量产，高科技在从成果到产品的过程中，也需要材料、设备、工艺等环节的创新。2022年，他和团队开始筹备《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从全球筛选27座城市，按产业创新环境、投入、产出、绩效四大维度设计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产业创新指数。结果让陈宪和团队意外：深圳排名第一，高于旧金山、北京、伦敦等城市。

激发民企的创新本能

每年，外地政府考察团络绎不绝来到深圳，想要学习这座城市的创新经验。但陈宪直言：“完全照搬不可能，简单借鉴也很困难，只能从中汲取一些经验。”他强调，深圳独特的创新模式，与它所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密不可分。

45年前，深圳还是一片“科技荒漠”，科技人员只有两位：一名拖拉机维修工和一名兽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曾试图扶持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最终“有心栽花花不开”。真正推动深圳创新浪潮的，还是在市场竞争中天生具备快速决策与创新本能的民营企业。

一位参与深圳改革的官员也曾指出，移民文化的多元包容固然重要，但根本动力，还是来自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几十年来，深圳坚持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民企与国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关系上，大胆探索并形成一系列制度创新。

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彼时，深圳颁发“18号文件”，鼓励科技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并明确产权。这份“准生证”，一年内催生了7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财富效应吸引全国人才涌入，掀起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热潮。

“致富至关重要，仅凭情怀，企业难以长久。人们需要将知识转化为财富，再通过财富反哺知识，形成财富与知识的双向互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与产业的互促双强。”汪云兴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同年创立的华为便是缩影。任正非曾坦言：“如果没有18号文件，我不会想创办华为。”从代理香港电话交换机起步，到自研小型交换机并迅速拿下订单，1992年，华为销售额便突破1亿元，由此坚定地走上了自主研发之路。

在陈宪看来，特区体制为深圳注入了市场经济的基因，为深圳城市文化输入了自由、开放的重要元素。

彼时，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还是一片空旷的“烂泥塘”，借助国内刚刚兴起的计算机热潮，深圳的年轻人都扎堆在福田的华强北。1998年，马化腾在此创建了腾讯。华强北每天人山人海，柜台和商铺串联起了一条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做电子生意的人在这里走一趟，从元器件、加工制造到客户市场全部都能搞定。

汪云兴在研究深圳命脉产业时盘点，深圳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主导产业，从早期的布匹印染、服装，到后来的手表、照相机、录放机，再到打印机、电话机、程控交换机，再到移动电话、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不断更替，推动着城市的产业升级。

时间来到2000年，深圳科技创新迎来第二个关键节点。成立2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面临发展模式瓶颈：长期依赖的加工贸易难以为继，电子工厂密集，同时带来了能源紧张、土地稀缺、环境压力与人口激增等难题。社会各界都在追问：深圳的下一个突破口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