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深圳速度”

叶克强决定回国的原因很简单。

来深圳之前，他已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执教20多年，主要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制与药物研发。2015年，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创新药企业——博芮健制药，2019年，该公司研发的创新药BrAD-R13拿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临床批文。这款药物在靶点选择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拟用于治疗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AD）。

创新药研发不仅周期长，而且需要的资金数量巨大。到了2020年，博芮健天使投资的钱用完了，要想获得来自专业机构的新一轮融资，需要叶克强全职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抉择只剩一个：城市。上海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高地，但最终，叶克强还是来到了深圳。在叶克强看来，深圳拥有中国最活跃的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深圳市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很大。

“BrAD-R13同步申请了中美两国的临床批文，仅在新药临床研究申请（IND）这一个环节就花费约3000万元人民币，深圳市政府承诺，不仅可以报销IND费用的20％，还能补贴I期临床试验开销的25％。当然，前提是将公司从上海搬到深圳。”叶克强说。

2021年夏天，叶克强还拥有了另一个身份：深圳理工大学生命健康学院讲席教授。深圳的大学里，像他这样拥有双重身份的教授还有很多。曾被称为“高等教育洼地”的深圳，如今正以平均每年新增一所大学的惊人速度，努力补上自身的短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深圳与生俱来的市场基因赋予了当地高等教育独特的气质：教育、科研与产业的边界，正在深圳的大学校园里互相溶解；从南方科技大学到深圳理工大学，敢于先行先试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深圳落地。与北京、上海等高教资源积淀深厚的地区不同，深圳的大学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深圳，究竟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什么？

浓厚的转化生态

“技术就像水果一样，有保鲜期。深圳理工大学的核心文化就是重视成果转化，鼓励教师主动去和企业合作。”深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理工”）校长樊建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024年5月刚获批成立的深理工今年即将迎来第二批本科生。作为一所典型的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深理工与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年纪更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相比，最大特点是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的深度捆绑，首次设立的几个学院如生命健康学院、合成生物学院等，都是在深圳先进院的主要研究方向上布局。樊建平指出，深理工走的是依托科研机构创办一流大学的路径。

时间回到2006年，元旦刚过，深圳市就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4个90％”——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深圳市主管科技的一位领导对中国科学院请求：“深圳多一个、少一个亿元产值的企业无碍大局，但目前最需要一个能向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与服务，面向产业技术发展的研究所。”

这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决定与深圳市共建深圳先进院。不久之后，43岁的樊建平南下深圳，半个月里，他密集走访了华为、迈瑞、安科等多家企业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后者超强的企业孵化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也把孵化企业作为深圳先进院核心的产业化方式，同时大力鼓励研究人员参与企业项目。

深理工科研产业处处长张鹏曾在深圳先进院工作十多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为了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深圳先进院专门制定了一套具有引导性的科研人员考核体系，从企业获得的横向经费可按1：1.5纳入考核，“也就是100万元的横向经费，相当于纵向课题的150万元”。另外，科研人员如果以技术作价入股企业，所占股份的50％归科技成果完成人，其余50％归学校所有。这些做法后来都被复制到了深理工。

“后来为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并落实深圳市最新政策要求，深理工就变成了七三开，即70％归科技成果完成人，30％归学校所有。”张鹏解释。过去多年来，出于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无法平衡学术与创业等风险，很多老牌公立大学对高校教师职务成果的转化收益分配，有较多体制限制，这也导致高校科研成果长期存在“不敢转”“不想转”等现象。

深圳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优化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机制是一系列改革中的重要一项。2020年8月，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以立法形式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或者团队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2021年6月，深圳市科创委牵头出台《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实施方案（试行）》，进一步推动更大范围内高校的试点赋权改革。

早在2020年12月，深圳大学就修订了校内的转化办法，规定成果完成人占有85％的所有权，或无偿赋予成果完成人不少于10年的长期使用权。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要求，学校教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股权占比能达到75％，学校为25％。截至2024年11月30日，南科大累计已有588件科技成果向产业界转移转化，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支撑的科技企业达112家次，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逾13亿元。

南科大技术转移中心主任田瑞军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项改革既保障了高校的科研成果能及时转化落地，也是营造校内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南科大的理念是，科研成果不应困在学校内，而应拿到市场上去检验。因此，学校对孵化企业很积极，比如允许教授每周可以有一天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活动。2022年，在深圳天使母基金支持下，学校资产经营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还专门组建了深圳首支高校科研转化子基金“南科梧桐天使基金”。“整个机制非常灵活，这既是深圳市场经济的特点，也是南科大这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点。”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逐际动力展示的一款双足机器人轻松地挑战了30厘米高楼梯及50厘米平台跳跃等项目。成立于2022年的逐际动力就由南科大孵化出来，创始人张巍是南科大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教授。在田瑞军看来，逐际动力代表了深圳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拥有的头部技术，而该公司在短短三年内就取得了如此快速的发展，与南科大完整的孵化生态密切相关。

今天，南科大的很多创业政策来自其第二任校长陈十一，2015年，他从北大来到深圳，提出要把南科大“建成中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所研究型大学”，如今十年过去了，这种精神延续了下来。而在深圳的另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深理工，樊建平提出的理念是“四链融合”，即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之间一定要贯通融合，打破传统大学模式中科、教、产之间的壁垒，使科研成果快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多位受访教授指出，大学鼓励老师孵化公司，会达成三赢的效果，不仅让老师获得转化收益，也会给整个学校带来更多财政资金之外的自有资金。另外，这些由学校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企业，相对其他外部企业会有更强的意愿参与校企人才的联合培养，包括提供实习场所，也让围墙内的学生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到真实的企业应用场景。

成果转化一直是我国高校的长期痛点。多位受访教授指出，转化之难的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高校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的真实需求之间不匹配；二是校企之间缺乏足够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专业的技术转化队伍稀缺。

荆炳义是南科大统计与数据科学系讲席教授，研究方向包括数据科学、统计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多次参与企业横向课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企业更关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问题解决，强调技术的可落地性与短期成效，高校则聚焦学术前沿与理论创新，二者采用的是不同的评价体系。要想真正“对上话”，需要校企之间建立起长期、深度与双向的沟通与协作机制。

在他看来，要想弥合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鸿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在问题定义、目标设定与成果评估上形成共识。从科研角度来看，真实的企业应用场景往往涉及复杂、动态且跨学科的问题集合，许多问题是实验室难以预设的。正是这些真实问题的复杂性，能激发新的理论突破，推动科研与产业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说深圳的大学与其他地区有何显性的不同，“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正是其骨子里的基因，也只有在深圳，才能孕育这样独特的大学气质。“你去问问深理工引进的海外教授为何来深圳，答案可能会很一致：回国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国内转化。”张鹏说。

“扔到海里去”

2006年4月，当樊建平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深圳先进院的临时办公室就位于蛇口的新时代广场，蛇口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深圳速度”，也贯穿了深圳45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在距离蛇口不到20公里的西丽湖畔，有一片菜地与几个村子，2001—2002年短短两年内，这里就涌现了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以下简称“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三所院校共享同一个大学城，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享受“拎包入住”待遇。

时任分管教育的深圳市副市长庄心一后来回忆，新旧世纪之交，深圳经济特区已建立了20年，深圳的区位、体制、产业等各方面的优势已形成一种“磁力”。产业的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当时在深圳，全日制高校只有两所，一所是1983年成立的深圳大学，另外一所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现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于是，2000年4月召开的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深圳高等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办好现有的两所大学，提高办学层次和水平；同时抓紧规划兴建大学园区，吸引国内外名牌大学来深办学，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

2002年，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正式获批成立。教育部明确提出，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探索和发展新型的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机制。

楼云江2006年加入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深度参与了学校早期的校企合作探索。今天，李泽湘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大疆“背后的男人”，大疆创始人汪滔是他的学生。而大疆早期团队的很多骨干成员，是来自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的早期研究生。“李泽湘在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牵头创办了自动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2004年起，每年招收的大约50 个硕士研究生都以一种新的模式来培养。”楼云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泽湘希望寻找一种更契合产业需求的培养模式。那时，他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也在深圳创办了固高科技，生产工业机器人的核心器件运动控制器。他很快发现，大学里很难真正培养出“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解决人才的问题，是他和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合作的初衷。

楼云江说，当时主要有两种培养模式改革，一种是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在第一年完成基本课程后，第二年直接进入企业，根据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项目，确定学生的论文选题，整个过程由企业导师直接指导。“企业基本把学生按照员工来管理。在深圳采用这种模式也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比如深圳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科技园就在距离大学城八公里左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