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深圳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从毗邻香港的边陲小镇跃升为辐射全球的创新引擎，深圳只用了45年。这座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以45年年均超20％的经济增速缔造人类城市化史上的奇迹。深圳的崛起，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最鲜活的缩影。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看来，面对逆全球化浪潮，深圳以“单边开放”破局突围。通过主动放宽外资准入、推动规则型开放，深圳再一次将危机转化为制度升级的契机。这种“以开放促改革”的韧性发展范式，也为逆全球化迷雾中的现代城市提供了可参考的中国方案。

站在新起点，深圳的改革纵深推进面临更高阶命题：如何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优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如何担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的支点？针对深圳的改革成果、深化路径与历史新使命，《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郑永年，解读这座先锋城市的突围密码。

“深圳应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用45年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并联式”跨越，突破传统发达国家顺序发展的“串联式”过程。这种“时空压缩”式发展的成功关键是什么？对其他城市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郑永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的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时，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没实现，那时还在着力解决温饱问题。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深圳快速完成了三次产业革命，在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深圳已经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放眼全球，像深圳这样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城市屈指可数。深圳不仅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并且有效克服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还在逆境中促成了城市的产业升级，这背后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判断力和领导力。

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成就来之不易，既得益于经济特区建立带来的政策红利，也是几代深圳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深圳经验的核心是利用市场和要素驱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我想这是深圳发展45年的最大经验，也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活力社会”这三项结构性因素有机结合的成果。

其中，政府主要发挥规划引导、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功能，而非直接干预市场运行；同时，深圳实践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民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就业创造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深圳通过与香港协同发展、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形成了开放的企业系统和人才系统，让社会创新活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促使上述三项结构性因素发挥作用的则是“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法宝”。

深圳的使命是要构建可推广、可复制的现代化发展和治理模式，这种可复制性指的是规则规制，其本质就是立法和法治。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的升级，背后的逻辑演变是什么？ 

郑永年：2019年，中央又给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样的新使命。就在这份文件出台前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引擎之一的战略地位。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深圳先行示范区，都是从国家的宏观发展需要定位的，与45年前国家打造深圳“经济特区”的逻辑一脉相承。因此，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要“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显著特点，制度、法规、规则、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会产生化学反应，更有可能带来制度创新。

深圳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怎么理解这样的新使命，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完成这个新使命？我想还是需要具体细节和改革抓手，比如，深圳可以围绕产业平台建设进行城市升级，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级经济平台。而围绕这些制度建设，深圳就可以将内容细化成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行动纲领。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下称《意见》）印发， 要求深圳“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试”，体现了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哪些战略考量？这种定位如何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

郑永年：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两大重要引擎的经济增长发展格局。而《意见》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障深圳履行“三区合一”的使命，即深圳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更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例如，以大规模“软基建”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来代替过去很多地方曾推行的过于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一些突破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先行先试，以行政体制改革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城市层面，深圳应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深圳不仅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一个可复制、可扩散的样本，还要给世界的现代化提供可参考的模式。

不断突破“先行者”困局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从边陲小镇蜕变成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深圳如何不断完善市场经济？ 

郑永年：过去45年，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圳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无论是企业的数量、质量、密度还是创新程度，民营经济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50％，已经成为推动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腾讯、大疆、华为、比亚迪等明星公司都是深圳培养出来的民营企业，未来还会培养出更多更年轻的独角兽公司。

在深度市场化方面，过去深圳对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边界把握得比较好，国有企业去做它应当做的事情，比如投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给民营资本留出应有的发展空间。未来如何继续把握好这一边界，是深圳在深度市场化过程必然遇到，且必须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法治化指的是形成规则，规则意味着话语权。深圳已经培育了非常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但对比美国、欧洲科技公司，我们在规则制定方面仍处于弱势。因此，深度法治化，就是要把深圳企业在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规则。

深度国际化，不只是生产产品的国际化，更是规则的国际化。没有规则的国际化，就会出现“内卷”。不要忘记深圳毗邻香港的重要区位优势，如果能将香港的一些规则标准引入大湾区，例如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仲裁、高等教育等，能极大提高我们制定国际化规则的效率。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圳必须进一步深化这“三化”。今年3月，深圳发布了2025年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个工作方案，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全面做好各类企业服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做好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服务，应用前沿技术为营商环境赋能，进一步迭代推出营商环境改革政策。这个方向是对的，政府一定是要构建生态，而非业态，如果城市生态能让企业吸引包括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他们自然会选择来深圳，南山区就是典型案例。

一直以来，深圳都注重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双轮模式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过去强调“抓大放小”，未来要转向“抓小放大”，拿出真金白银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使其在未来撬动产业链的创新。同时，对目前占有较多资源的大企业采取“放手”态度，让他们出海，去更大的国际市场上竞争。我们不能被大企业绑架，造成“大而不能倒”的现象。这些都是需要好好梳理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如何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深圳的工业化起步，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来一补”开始，逐步打下了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到2022年，深圳提出培育发展壮大“20+8”产业集群，“20”是很重要的“底盘”，“8”代表未来的产业，这些都与新质生产力非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绝对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世界先进国家已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英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后，主导经济从传统制造业过渡到金融服务业，美国在里根革命后逐步放弃了中低端制造业，如今“再工业化”都很难成功。

发展新产业需要“先立后破”，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要“先立后破”。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不需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推进，而应当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促成这一过程。

地方在规划产业政策过程中，更要防止一哄而上带来的泡沫化。不是所有新产业都是新质生产力，也不是所有传统产业都与新质生产力无关，决策者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认识非常重要。就深圳而言，既要大力发展“8”个未来产业，更需要升级“20”个产业基础，全面促进“20+8”产业的发展与迭代。

新旧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空间，而深圳因其狭长的地形和高密度的人口，长期面临土地空间有限的挑战。一方面，城市要通过精细化管理优化空间利用；另一方面，深圳要发挥好辐射带动效应，将产业红利外溢到湾区其他城市，共同打造世界级技术和经济平台，覆盖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从而提高区域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都需要人才，面对新的全球竞争，深圳如何形成人才“向心力”？

郑永年：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近年来不少科创企业出海去了新加坡，这说明我们已经在生产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但由于体制机制改革跟不上，这些生产力没法落地。以创新药为例，产业初期风投不足、国内审批时间长、新药与社保体系挂钩导致其价格上不来，种种原因导致新质生产力外流。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已经具备非常全面的创新要素，不同城市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与金融等方面各具优势。下一步，能否考虑在地理范围更小一些的前海、河套、横琴或者南沙设立几个“科创特区”，由中央授权“科创特区”进行大科创融合的探索，开展先行试验。最关键的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试错，因为地理范围较小，即使创新受挫，其影响范围和结果也相对可控。

创新离不开人才，在吸引人才过程中，深圳要警惕人才“帽子化”，不能只看头衔。深圳的发展需要研究型人才，更需要工业人才。过去，前沿研究基本只发生在科研院所，现在高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的工作，且更为落地。

未来深圳对人才的支持要“抓轻放老”，要把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年轻群体。不是说年纪大的人才不重要，而是当下要优先抓住年轻人。横向观察各国，尤其在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后，都呈现出了人才年轻化倾向。

挖掘城市独有的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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