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老兵

97岁的何云，是云南大理现在仅存的抗战老兵之一。听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访，他早早换上一身深色西装和白衬衣，胸前佩戴着党徽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端坐在云南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走廊尽头的沙发上等候。他诚恳地向记者表示“感谢关怀”，一字一顿地介绍，纪念章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战老兵的最高荣誉。

何云是大理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随着老兵的相继离世，大理黄埔同学会现在只剩他一人了。

“抗战老兵多数已‘归队’，现在所剩无几了。”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副会长甘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甘云2005年开始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活动，那时云南省尚有3000多位抗战老兵健在，目前据民间组织统计，云南省老兵已不到30人了。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而在甘云等志愿者眼里，他们只是“归队”了。

“我们不怕死，只怕被遗忘”

2012年前后，抗战老兵开始接二连三“归队”。甘云等志愿者有了紧迫感，开始加紧寻访老兵，做口述史，帮扶他们的生活。

十多年来，昆明法律工作者段国庆自费在全国各地为237位抗战老兵做了口述历史。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至2018年是寻访抗战老兵的黄金期。那时一些老兵身体尚好，国家政策日益倾斜，社会关注越来越多，也让他们愿意更多地讲述自己的经历。

云南是大陆健在抗战老兵最多的省份之一。滇缅战场是中国抗战三大基本战场之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滇军有43万人出征。

在气候复杂的滇西，每年5月到8月乡村路况总是很差，行车困难。段国庆总会在每年过完春节到5月、中秋节后到新年这两个时间段，放下律师的本职工作，抓紧时间去寻访老兵。

刘华是段国庆联系最密切的抗战老兵之一。他194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5期，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参军，被分配到当时在宜沙战场作战的国民革命军新十一军，任少尉排长，后来随改编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升任陆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部少校作战参谋，参与全师作战方案的策划与拟定。

打通滇缅公路松山段是刘华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他曾回忆，有条约1000米长的山路是“白骨大道”，超2000名战友在此牺牲，后面的部队就是从战友的尸体上经过的。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日军赶出松山，为战友报仇。

段国庆和刘华相约，在2014年9月7日第八军攻克松山70周年纪念日时一起去松山，看中国远征军雕塑群。雕塑群于2013年9月落成，位于松山主峰子高地南侧，共402座。其中，以健在的远征军老兵为原型创作的28座雕像组成了老兵方阵，刘华的雕塑是其中之一。但只差三个月就要成行时，92岁的刘华去世了。段国庆至今引为憾事。

让段国庆多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还来得及帮到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抗战老兵。

廖兴根被称为“中国远征军阿昌族最后一个抗战老兵”。位于怒江东岸的云南大理云龙县漕涧镇是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集结地之一，在漕涧驻军动员下，仁山村阿昌山寨17岁少年廖兴根于1943年报名参军，成为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54军预备2师第6团迫击炮连一名机枪手。廖兴根参加过滇西大反攻、高黎贡山反攻战役和腾冲攻坚战役，身上留下了几处枪伤。后来他随所在部队起义，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51年退伍，回原籍务农。

2013年初，云南电视台生活资讯总监曹先强到漕涧采风，偶然发现了时年88岁的廖兴根。不久，段国庆和曹先强等一行专程去访问了廖兴根。

廖兴根爱戴军帽，说话夹杂着汉语、白族话和阿昌族语，至今还能哼唱当年部队的起床、集合、熄灯、冲锋号音调。

廖兴根的房子年久失修，倒塌后一直无力翻新，只能和小儿子住在厢房。他最大的愿望是住进新房，在新房中终老。

经过志愿者们的奔走，云龙县提供了1.3万元扶持款，在村小组担保下银行贷款2.3万元，用于为廖兴根盖新房。3.6万元用尽后，段国庆等志愿者发起募捐，筹到善款18723元，“无冕爱心网”捐助了24771元。善款到位后，段国庆第一次从这位老兵脸上看到了笑容。新房再次动土，一个多月后竣工。2013年底，廖兴根如愿搬入新居。

2015年9月，廖兴根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5000元慰问金。2016年4月18日，廖兴根在他的新房中去世，享年92岁。

甘云常听老兵们说：“我们不怕死，只怕被遗忘。”为了了却他们的心愿，志愿者们自发定制了几百枚专属纪念章送给老兵，每一枚都刻着老兵的姓名。2013年，《云南信息报》以媒体名义制作了1000枚抗战胜利68周年纪念章，授予抗战老兵。

从2009年起，《云南信息报》记者刘霞采访了上千位抗战老兵和烈属。其中，吴鲁的经历最为曲折坎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云南大学法律系读大二的吴鲁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15期学习化学防毒。毕业后，他先后被派往太行山附近的晋察冀和冀察游击战区，担任防毒参谋。他曾被伪军俘虏，后被解救，在共产党军队帮助下经西安回到重庆。1942年，吴鲁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所属的游击队，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先在《中央日报》当军事记者，后在26军当部队新闻官。1949年，他随同26军参加了云南起义。由于这段复杂的历史，吴鲁后来深受冲击。1975年他获释后，落户在昆明钢铁厂，但工龄只从1965年算起，待遇较低，也没能享受到单位福利分房。

刘霞采访吴鲁的故事刊出后，昆钢才知道他是抗战老兵。单位领导带着慰问品上门看望，福利房也在第一时间分下来了。基金会给他送来困难补助，很多志愿者也来探视他。

2014年，作家范稳出版了30万字长篇小说《吾血吾土》，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推出的抗战文学作品。范稳说，小说主人公赵广陵的原型就是吴鲁，他从吴鲁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和伟大。西南联大共有8000多学子毕业，从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即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

2017年5月28日，段国庆、刘霞等陪吴鲁过了百岁寿辰。半年后，吴鲁辞世。

他留下的一个大箱子里，装着一大摞报纸和两摞拆开的烟盒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大团的毛笔字。那是视力微弱的吴鲁在晚年重新提笔写的自传，但这些歪斜模糊的字迹已无法辨识。

老兵们要留下历史记录的心愿，成了刘霞坚持记录老兵故事的一大动力。她累计已写几百万字，2020年开通了公众号“真实战争故事”，至今仍在持续讲述老兵的故事。

“山河回响，念念不忘”

2013年，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王敏递交的《关于将抗战老兵列入优抚对象》、建议政府关注并改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生活境况的议案，民政部正式答复，明确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障范围。

这年10月，“云南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在昆明启动。出席启动仪式的老兵，年龄最大的104岁，最小的已88岁。

据云南省民政厅调查统计，截至2013年9月，共收集到近千份抗战老兵资料。其中，昆明、保山、大理、曲靖四地的老兵人数最多，均超过百人。善款预算超1000万元，计划为每位老兵募集每年3600元到6000元不等的致敬礼金，并发动志愿者定期上门陪伴老兵，送无人照料的老兵入住养老院或为其雇请保姆。

2014年，云南省民政部门从民政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了15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云南省慈善总会和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开展“关爱抗战老兵公益活动”。由于老兵大多生活在农村，档案证件也已残缺，只能由历史知识较为丰富的志愿者收集老兵口述来认定老兵身份。

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关爱抗战老兵公益慈善组织中，位于深圳的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家。

这家基金会的前身，是深圳自由职业者李明晖和朋友于2009年发起成立的关爱抗战老兵网。从2009年到2013年，老兵网募集到善款近900万元，为3225位抗战老兵建立了档案，其中1500多人获得资助。

深圳一家文化艺术杂志的记者罗亚君在2011年成为该网站志愿者，之后她辞去本职，专职做老兵相关的志愿工作。她加入纪录片摄制组，在国内外访问了大量抗战老兵和志愿者。

她发现，生活再困难的老兵也会在志愿者来访时换上最好的衣服，身体不好的也会在拍摄时尽力挺直腰杆，保持军人的形象和尊严。老兵们讲起往事来云淡风轻，如果听的人难过，他们会反过来安慰：“没关系，已经过去了，你们来了就好了。”

2013年3月，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正式成立，设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之下，具有公募性质。罗亚君加入该机构，后担任专职秘书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迫在眉睫的是，抗战老兵群体终会消失，因此必须争分夺秒，尽可能多地找到老兵，为他们建立档案。说到底，这段历史被看见、被认可，对老兵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迄今为止，老兵基金开展的历史采集工作已收集了1000多位老兵的口述。

老兵基金成立后，开始为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困难老兵按月发放生活助养金。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抗战老兵群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筹款情况随之变得稳定和良好。从2015年到2025年，基金会筹集了超过1.4亿元资金，捐赠人次达1300万。

罗亚君说，过去因条件所限，很多志愿者对老兵们总有一种心怀歉意的感觉。现在资金充足了，可以对老兵提供全方位服务了，他们才稍感心安。

基金会对困难老兵的资助标准多次调高。2013年助养金为每人每月500元，2018年提高到800元，2020年提高到1000元。这一救助是终身的，但有的老兵坚辞不受，还有的老兵将剩余的助养金存下来，再回捐给基金会。

老兵基金还为老兵提供每人每年不超过3万元的紧急医疗援助，为其入住养老院、雇请保姆、房屋修缮等需要提供支持，为其遗孀和直系家属提供帮助。基金会还有一个“老兵心愿”项目，满足老兵一些个性化需求。

志愿者们发现，很多老兵想要一块怀表。过去在部队，怀表一般只有长官才会有。抗战胜利70周年时，基金会为老兵们特别设计了一款定制怀表，翻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姓名和所属部队番号。很多老兵“归队”后，这块表都被放置在了骨灰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