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老师，我想您了

1 月5 日晚间，忽然收到平常联系不多的学长张晓栋兄的微信消息：“柏伟兄，听说张伟兄情况不好，不知你处是否有消息？挂念！”刚刚“阳康”的我虽然已经上班却还是有气无力，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结果反而是听他介绍：“讲今天做切管，氧饱和只有70，极危险。”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回复晓栋兄，迟疑了一会儿，打了六个字：“希望转危为安！”我的心就此揪了一周，因为期盼着奇迹发生，我也不敢向其他的师友打听消息。两天后大师兄刘大立也给我微信：“听说上海图书馆张伟病情严重！放开以前一段时间，他多活跃啊！”我也以同样的六个字回复。我只好以“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当作“宽心丸”。又过了两天，因为有事与丁夏兄联系，正事两三句话就结束，随后就聊到了张伟老师的病情，这才大致了解清楚了，我又一次词穷，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又打出了那六个字。

11 日晨，因为要从浦西虹漕南路的市委党校到浦东世博中心列席市人大开幕会议，起得特别早。从朋友圈看到张伟老师的学生孙莺女史发出的一句“02∶18 分……”和一束白花的照片，而朋友圈里久违的张伟老师“出现”了，在评论区送出了一朵玫瑰。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固执地不愿意相信。

没过多久，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此时我们已经搭乘班车到达了世博中心。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发了一条朋友圈：“张伟老师，您怎么就匆匆地离去了？现在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痛煞我也。”

我算不上张伟老师的老朋友，虽然他是我的母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老作者，但他的《沪渎旧影》（这是张伟老师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和《前尘影事》《老上海封面人物》等书的责任编辑分别是刘大立和解永健兄。真正和张伟老师紧密地联系起来，媒介应该是老丁（丁悚）先生的那本《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书稿。为了扩大影响，张伟老师很早就写了推荐文章《他的人生就是一部精彩的回忆录——读丁悚〈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并交给《文汇报》“笔会”发表。文中如此写道：“丁悚的这部《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是应蒋九公之邀而写，从1944 年8 月起在《东方日报》上连载，历时逾年，有几百篇之多。我当年在藏书楼陆陆续续看过，印象很深，前几年我为某出版社策划海派名人散佚文集，其中就包括丁悚的这部回忆录。现在由丁悚文孙丁夏兄整理，交杨柏伟兄所在的上海书店出版社规划出版，提前圆了我完整阅读的夙愿，其快何如！”

但是正如张伟老师所言：“说到丁聪，现在的人几乎无人不晓，但提起丁悚，则茫然的人居多，甚至读不准‘丁悚’这个名字的也大有人在。这并不奇怪，丁悚辞世超过半个世纪了，我们又长期将他的绘画归入鸳鸯蝴蝶派一类，不加重视，逸出人们的记忆就很正常了。”回忆录的出版并不一帆风顺，既有编校方面需要“慢工出细活”的因素，也有出书后销售方面的顾虑。此中细节也就按下不表了！书终于在去年年初出版。3 月5 日，在淮海中路上的“橱窗书店”——上海香港三联书店，我们举办了一场“走近老丁——《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新书发布会”，张伟老师和陈子善、陈建华、顾铮、丁夏、祝淳翔等六位嘉宾参与，一下午，谈谈讲讲，签字钤印，连头搭尾四个小时，我说：“这是属于老丁的下午！”签字是他们六位的“集体操”，钤印却是我的“独角戏”。丁夏兄带来的陈巨来篆“丁慕琴”印，由周鍊霞赠石，让我独享钤盖两百余次，感觉好极了，当然手也酸极了。但是这枚丁家的“传家宝”先是被我揣在贴胸的兜里，后是“打死也不撒手”地攥在手中，自然遭人恨！即便到了活动结束后的次日，张伟老师还在朋友圈逗我：“柏伟兄昨天身怀宝物紧张了好几个小时，就怕一不小心赔掉上海的一间屋。”

世纪出版集团整体搬迁已经超过“一周岁”了，但我还是时常想念在福州路上班的日子，那时几乎每天中午逛书店，马路上、书店内经常会遇到熟人。有一回在古籍书店遇到张伟老师，他准备去楼上看古旧书刊拍卖预展，见到我问了我一个令我意外的问题：“柏伟兄，现在侬出版社还出围棋书伐？”真没想到他还是个棋迷（不过似乎是不怎么下的）。后来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棋类信息，经常得到他的点赞。孙莺女史近日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是张伟老师家中书柜一角，插架数十册中日韩名家编写的围棋书，有吴清源的《人生十八局》、陈祖德的《超越自我》和《中国围棋史》《黑白之道》《中日围棋擂台大幕内外》《上海滩棋人棋事》《日本围棋四百年激战风云录》等，这些书我都买过、读过，只是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交流读后感。孙莺说：“张老师生前一直让我帮他借围棋的杂志，因为疫情，闵行区图书馆闭馆数月……他没能看到想看的杂志……”

交往多了，发现张伟老师还有一个与我共同的爱好——集邮，所以我对他的邮集比其藏书更感兴趣。据他说，他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有关集邮的文字，而且是发在“文革”前的《集邮》杂志上，令我肃然起敬。

张伟老师也爱喝点小酒，虽然不拒绝白酒，但最爱的是冰啤酒（还有冰咖啡），一年四季不变，这个我可顶不住，服了。只好冒着喝高的风险以白对啤，谁叫我几乎小他一轮呢？但我喜欢陪他吃饭，因为在饭桌上可以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这是他几十年读书阅人积累下的精华段子，以此下酒，真是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最后两次与张伟老师相聚都是去年11 月下旬的事，其间只隔了三天。前一次是11 月23 日上午在世纪出版园召开的《文艺春秋》原刊捐献暨影印版出版座谈会，座谈会由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主办，张伟老师作为嘉宾参加，我则忝陪末座。张伟老师对老前辈、老邻居范泉先生接触多、了解深。他谈到《文艺春秋》的作者队伍几乎囊括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他还指出《文艺春秋》在期刊的编纂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创新，比如《文艺春秋》的“边疆文艺特辑”，特别介绍了中国台湾边疆地区的文学，首次提出了“台湾新文艺”的概念。与会的“范门两大高足”——龚建星、郑晓方，都是张伟老师的故交，当年因为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这二位都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常客，得到张伟老师的不少照顾。但奇怪的是，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曾经交往频繁的建星兄与张伟老师随后却基本不通音问。这次重逢，两位老朋友当然有说不完的话。

那天中午在出版园餐厅用完便餐后，原本开车接孔海珠老师一同来开会的建星兄建议大致顺路的张伟老师不妨同车而行继续畅聊，张伟老师自是欣然接受。我送他们三位上车，因为三天后还会和张老师在沪港三联书店碰头的，所以临分手时我俩都笑着说：“过两天又要见面啦！”事后得知聊了一路的张伟老师仍未尽兴，到了家门口便盛邀海珠老师和建星兄去他家里坐坐，看看他的藏品。建星因下午有事要办，只得先撤，海珠老师又盘桓了数小时，参观张伟老师的藏书、整理的成箱材料，都有条有理，海珠老师很是佩服。最后，张伟老师叫了滴滴送海珠老师回家。早知有这等好事，那我是一定要“翘班”同往的，此前真是约过两次去张老师家拜访的，都未成行，终究还是没缘分哪，可惜可叹！

三天后的下午，我和张伟老师在我们熟悉的沪港三联书店又碰头了。这一年多来，张伟老师作为嘉宾在这家淮海路上硕果仅存的老字号实体书店至少参加过四次活动，其中两次是他倾力主编的《海派》杂志的首发，我参加了第一期的首发；另两次都是我组织的活动，一次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丁悚回忆录的新书发布会，一次就是这场——“补白大王”的朋友圈：纪念郑逸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读书分享会，出席活动的嘉宾除了郑逸梅先生的孙女郑有慧之外，还有曹正文、杨忠明和张伟老师，选择这几位嘉宾是因为他们与郑老都有交往。在分享会上，几位嘉宾从不同角度来谈他们眼中的郑老。张伟老师和郑老当年都曾参与上海书店由范泉先生擘画的、曾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纂，郑老是“书信日记集”的主编之一，张伟老师是“翻译文学集”的副主编之一，两位虽然“各自为战”，却都是这一“出版史上的重大工程”的“建设功臣”。共忆仙逝三十年的郑老，话匣子打开真是欲罢不能。即便在活动结束后，沪港三联书店领导招待我们用晚餐，张伟老师慢慢地喝着他喜欢的冰啤酒，继续与有慧、忠明老师聊着关于郑老的往事。那天张伟老师与忠明老师“一见如故”，因为知道忠明老师是篆刻家，张伟老师便抓住机会讨教，因为他手上有清末民初一位太仓籍篆刻家所刻的一批印章，大约有百十来方，完全可以整理做一部印谱。忠明老师一听也是眼睛放光，因为他听说过这位“小名头”的前辈印家。两位互相加好了微信，打算日后深入交流。（真是想不到，在这篇文章交稿后十余天，忠明老师因突发心梗，猝然离世，但愿他与张伟老师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那没有聊完的话题吧！）那天晚上，张伟老师喝了一点白酒和两瓶冰啤酒。离开饭店，我们走在思南路上，看着一家家生意不错的小饭馆，他说：这些馆子看着都不错，今后我们可以一家家地吃过来。我们一同过马路，在淮海路上，他扬手招了一辆的士，与我们挥手告别。别了，这竟是我和张伟老师的最后一面！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走了？我至今依然想不通。亦师亦兄的张伟老师，我们还有很多的约定呢！我曾经建议给您编一本“小精装”的随笔集，您也是答应了啊！去年下半年，丁夏兄和我商议出版《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的“典藏本”，您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如今典藏本已在启动中，可是您却看不到成品了。今天我想豁出去了，陪您再喝一顿酒，我们都喝冰啤酒，好吗？

作者： 杨柏伟，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三十余年间，策划、编辑各类文化书籍数百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