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带走的青春

人到中年，越来越喜欢独处和宁静了。说话越来越少，嗓门越来越低，步伐越来越慢，胆子越来越小，眼泪越来越多。而在窗前，路口，或者河边驻足，已成为安放身心的常态。

我常常在河边驻足，一抹疏影横斜、一沟水韵清浅、一树轻盈雪落，都会让我心生欢喜。当然，也轻易触及了我的感伤。

而感伤，往往与流逝的青春有关，与走失的同行者有关。

既然不可复得，那不如好好怀念吧。毕竟，那段时光那么美，我并没有辜负，不如用文字去封存。

密溪之恋

住在密溪的日子，是贫寒的童年，是值得怀念的乡村岁月。

我的老家在赣南一座格外偏远的客家山村，里里外外被密密麻麻的山陵包裹着，在村庄东南西北的山头上，分别建筑了一座五层以上的砖塔，像箩筐的四根绳索维系着全村近四千余罗氏传人的安宁和幸福。像山陵一样绵延的还有一条溪水，俗名大坑河，始于宁都县对坊乡、终于瑞金市象湖镇，十里九道弯，九曲十八潭。因为这一条溪水，山村便被外界统称为“密溪”。

山村是个古村落，也是瑞金市最北边的小村，至今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村内现有明清古建筑40多栋，有祠堂、庙宇、古塔、牌坊、古道、古桥等，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明清古建筑的乡村博物馆”，先后被评为江西省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和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家住在东塘祠的观音堂，这是家祖罗台山的旧居。家祖罗台山是大清著名的理学家，所著的八卷本《尊闻居士集》，被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列入首批保护之列，其墓地也被列为政府保护文物古迹。缘于此，我家理所当然地住在观音堂。

观音堂其实是东塘祠的侧房，外墙一律用长尺余、宽三寸的青砖建筑，门框和窗棂是大块的青石条，为的是防御烟火和炮击。内有五片厢房，以穿凿木料、花格屏风装饰而成，古色古香。为通风和采光，堂内还置有天井一口，约见八个平方，开春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母亲便把出口堵住，天井便成了雏鸭、雏鹅的室内池塘。进出观音堂只有一条弄堂，前后两扇门一关，独自小楼成一统，静谧安全不说，还冬暖夏凉。

住在密溪的日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放牛和偷花生。我家的牛是和生产队另一户人家合买的，是一头毛色一身棕黄而油亮的母牛。那个时候，其实能买得起牛的人家特别少，珍贵不说，租用的时候也很多。所以，只有农闲的时候，才需要每天去放牛、割草。放牛是充满乐趣的轻松活，不仅可以和小伙伴随心所欲地玩耍，还可以借机走遍看遍小村的山山水水。叫水口的村南，全村最大的一条溪流，就从这里十里九曲地流往六十里外的绵江，沿河水草丰沛，奇岩异洞更不少，这是我们最喜欢去放牛的地方。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帮放牛娃每天不约而同集中到此，挑一片没有稻田的开阔地，然后牛绳一放，或者一头扎进清澈见底的河潭游个痛快，或者利用连绵的岩洞玩起了乌龙山剿匪。累了，就钻进茶树林采野果、掏鸟窝、挖野菜、捕鸣蝉、捅蜂窝、拾菌菇。当然，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饥肠辘辘的年代，采野果无疑是填饱肚皮的最佳选择。茶包、牛胡子、野草莓、杨梅、甜果、黑米饭、山地茄、红豆子、麦西、糖葫芦、柿子、板栗、笑楠、奈李……季节不同，品种不一，酸酸甜甜的滋味，浇灌了我们的味蕾。除去快活，放牛时最辛苦最无奈的时候，大概就要数割草了。高山深谷多茅草，且青嫩多汁，但不易采割。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爬上陡峭的南屏山，见此地竹林荫翳，青草团团，赶紧挥镰砍斫，谁知脚下一滑，害怕翻滚下去，下意识地赶紧攥紧茅草。虽最终没有造成重伤，但整个手掌被锋利的茅草割得鲜血淋淋，更要命的是，赤裸的胳膊被荨麻擦拭后，即刻发热变红长疹，越抓越痒，越痒越哭。闻讯的小伙伴见状，赶紧分头寻来马齿苋、金银花，然后往长疹处擦它几遍，不消一支烟的工夫，痛痒基本治好了。此刻，正是日落西山，在红黄混沌的余晖中，背上茅草，翻身上牛，唱着“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悠哉哉、闹喳喳地回家去。

说起偷花生，我想和我的顽劣是分不开的。不夸张地说，我热爱捣蛋的程度和手段，完全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用乐果药死过刚刚放养的鱼苗，拿弹弓打过偷吃秧苗的牛犊，甩炮仗炸过正在如厕的姑婶，铺荆棘在弄巷里绊过人，躲在鬼屋里装过青面獠牙，爬上屋顶封过邻居的烟囱，偷鸡摸狗，放火烧山，坏事做遍。亲人骂我“斗牛牯”，意思是像头鼻子没有插栓的牛犊，倔强野蛮无法管束；村民骂得就难听多了——“二流子”，也即小流氓。总之，村民见到我，没几个不数落我的，更没少挨母亲的打。

我不记得偷过多少回花生，但每年的“双抢”季节，必定是我最热衷“干活”的。同伙是堂伯家外号“腾狗”的大儿子，一个小我两岁的黑皮小子，只要我这个“司令”一发话，这个“副官”从来不敢违背。我们偷花生有个讲究，种在房前屋后的，不偷；种植面积小的，不偷；“部下”家的，不偷。专偷种在荒山野岭的，一垄一垄，无一幸免。偷的时候，要挑人员稀少、酷热的中午，大大方方地拔，成捆成捆地抱，或者藏在废弃的墓穴里，或者将打谷机、禾桶翻倒，然后躲在里面吃了睡，醒来再吃。偷吃的次数多了，便总结出了花生的好歹。真正好吃的生花生基本分两类，一个是结满籽的花生，一个是完全熟透的花生。前者栽下个把月，还是个胚胎，无壳无仁，像一串串白白胖胖的葡萄，洗净后大把往嘴里送，大嚼，脆脆的，甜甜的，滋味无比美妙。熟透的花生多汁耐嚼，外壳坚实，摇起来有沉闷的声响，剥的时候，不必清洗，这样吃起来，香甜中还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不讲卫生，加之用溪水解渴，尽管中暑的概率很小，但严重的腹泻，持续了整整一个假期。

当然，除放牛和偷花生外，童年的乡村生活中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风雪夜狩猎、春雷天挖笋、火把捕泥鳅、野藤药鱼虾、蛛丝诱蜻蜓、麦秆钓黄鳝，逮过穿山甲，捉过黄金龟，养过萤火虫，喂过布谷鸟。因为年幼无知，因为无忧无虑，尽管吃的是粗粮野菜，穿的是麻布草鞋，玩的是木枪竹棍，住的是草棚土楼，但快乐，一生中真正的快乐，就在短暂的童年，就在落后闭塞的乡村。

命运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安排我在偏僻的山村出生，却随着年龄的成长，把我驱赶得越远，先是十里，再是百里，后来千里，从小山村，到小县城，再到繁华的大都市。近三十多年的背井离乡，让我背叛了土地，背叛了农民，背叛了乡亲。尤其在这钢筋水泥堆砌的都市里，我越来越习惯坚硬和冷漠，越来越习惯虚伪和清高，越来越习惯孤独和势利，我想方设法改变农民的身份，绞尽脑汁洗刷农民的土气，我甚至在农民面前，毫不掩饰地嘲笑、挖苦、诋毁。我完全忽略了，在稻花香前，我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怎样迷醉的表情？在牛羊声中，我所抒写的是一段怎样优美的文字？在茅草房前，我所凝固的是一脸怎样忧戚的表情？

其实，我的骨子里、血液里依然还是个农民；其实，农民一直是受人无比尊重的人群。自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贫穷，但贫穷一定会让一个人变得内敛、自卑和不屈起来，一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谦逊、热情和勤劳起来，一定会让一个人变得纯朴、敬畏和坦荡起来，而这些可贵的品质，正是所谓的城里人所缺失的。因而，当今天的我们如果想做一个令人敬重的城里人，不妨多和农民做朋友，不妨尝试过过农耕生活，让泥土洗去我们内心的杂质，就像用最不起眼的灶灰，将布满茶垢的陶瓷擦拭得明明亮亮。

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重新做回农民，经常回密溪去看看、住住，和童年的小伙伴一起喂牛、劈柴、插秧、裹一身泥……

运河之遇

如果只能选择三个地方故地重游，我想必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云南红河和江苏无锡。原因是：呼和浩特是我初恋开始的地方，红河记录了我的军旅生涯，而无锡开启了我的文学之梦。遗憾的是，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间，呼和浩特和红河一直不曾再回去过，倒是无锡，重游过两次，而每次去，定然少不了去拜访汪源清先生。

1994年正月初五，我被赣南测绘院派往无锡市开展城市房屋测量，这是我第一次去无锡。每天挨家挨户做标记、打标尺、测宗地，周而复始，烦琐无聊。那时我们一行二十多人租住在梁溪区的市农业局附近，十几米开外就是古运河。春天多雨雪，基本半天在户外测量，半天窝在家里画图纸，所以每得空闲，我便喜欢一个人沿古运河散步。古运河要比老家的章江、贡江辽阔，但两岸难得见到丰沃的水草，水质也不是泥沙彰显的暗红，而是墨绿交织，散发着浓浓的机油味，这或许与川流不息的船只有关。尽管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半年，但我对这座城市始终无法热爱，我嫌弃她缺乏辛辣的饮食，嫌弃她浓烟密布的天空，嫌弃她实在费解的软语，嫌弃她冰雪交加的春天。但我不得不说，无处不在的拱桥，如影随形的流水，白墙黑瓦的人家，是我格外喜欢的，尤其是浓郁的文化气息，是那种不可救药的沉溺。原谅我以蠡测海，在我看来，那时的无锡文化主要集中在旅游、历史、文学、园林，比如新建了太湖影视城，还有风景秀丽的鼋头渚、范蠡西施泛舟的蠡湖，佛教圣地惠山寺，还有东林书院、钱钟书故居，走出了顾宪成、顾恺之、徐霞客、徐悲鸿、刘半农、孙冶方、秦邦宪等名人巨匠。因而当登上离开的列车，我就开始怀念这座城市了。

我是在初夏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第一次走进《太湖》杂志编辑部的。当时汪源清先生第一个到，询问我的来意后，主动邀请我进去坐，这才得知对方竟然是杂志社副社长。编辑部在长大弄的一座低矮的两层红楼里，出入需穿过短短的回廊。办公室很逼仄狭小，光线也不佳，里面除了摆了两张办公桌，就剩下一个立式书橱相对显眼。四处堆满了报刊，凌乱中吐露着编辑部特有的气息。汪源清先生当时瘦高瘦高的，穿的是一身洁白的西装，说话声音很温婉，性情略显拘谨。在等待他审稿的过程里，我们交流得很少，他问一句，我就答一声，其余时间默不作声。大概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终于抬起头，微笑着问我：小说《玩伞的男孩》是原创吗？有没有投寄给别的杂志？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说稿子写得很不错，答应争取尽快发出来，要我留下详细的通信地址。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当时的《太湖》杂志是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管，月刊，大开本精装印刷，往期刊发的基本是名家作品。而我之前虽在江西、广东的一些媒体发表过文章，但都是千字文，不像《玩伞的男孩》字数近万了。喜滋滋告别后，连续有半个多月，我不敢去找汪先生，担心当初他也是随口说说，不想当面让我难堪，或者担心终审没通过。但我终究控制不住内心的焦虑，便试着给汪先生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自称是汪先生的爱人，待我自报家门后，汪师母说我知道你，你姓罗，来自江西，很会写文章。直到此时，我才确定汪先生是发自内心地欣赏我。果不其然，仲夏时节，汪先生便将一份杂志大样送给了我，请我在他办公室自己校对。我特别注意了一下，排在我前面的是一篇散文，作者忆明珠。更让我感动和始料不及的是，考虑到我即将离开无锡，汪先生干脆自掏腰包，将两百元稿费提前垫付给了我，并叮嘱我今后多写，千万别放弃。

回到江西后，当年底，我毅然选择了应征入伍，此后十多年，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偶尔也写点生活所思所感，主要给当地的报纸杂志投稿，不再与汪先生联系过。直到2008年，我无意中在网上搜到《太湖》杂志的电话，便尝试着拨了过去，一问，汪先生依然还在杂志社，并顺利取得了他的手机号码。接下来的联络，话题依旧，热情如故，似乎岁月不曾将我们疏远。2010年秋，我趁去常州出差之便，专门去无锡看望了汪先生，这是我们分别以来第一次重逢。汪先生相貌变了不少，身体发福了，皱纹也深了，头发也泛白了，但精气神十足。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不仅盛情宴请了我，还专门叫来杂志社的编辑和好友过来陪我，饭后，又坚持安排我去鼋头渚游玩。我担心过多打扰，以至不敢向他告别，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留宿的计划。尤其难忘的是2014年8月初，当我趁在苏州培训之机，再次去无锡时，汪先生直接开车把我接回了家，他说认得了家门，今后见面就更方便了。他先是赠送了新著《偷闲集》，见母亲午休已经起床，又赶紧介绍给我认识。老太太是大名鼎鼎的锡剧表演家汪韵芝先生。据百度词条介绍，汪韵芝，1924年生，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唱腔清晰纯正，韵味淳美，表演兼收并蓄，宽舒洒脱，细腻真实。在《珍珠塔》《红花曲》《江姐》《红松店》等剧目中塑造演绎了一系列鲜活的舞台形象。尤其在《珍珠塔》一剧中塑造的方朵花，集老旦的厚重、花旦的俏丽、彩旦的夸张于一身，把一个高傲、势利、刻薄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被誉为锡剧界的“活姑母”。她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程潜、史良、叶剑英、荣毅仁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和亲切接见。梅兰芳、陆定一、田汉、曹禺、欧阳予倩等文艺界名家均观看过她的演出。许广平看完《孟丽君》，特地来到后台抱着她说：“你演得最好！”音乐家贺渌汀表扬她“汪韵芝唱《扎花灯》唱得特别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肯定她“姑母汪韵芝……栩栩如生”。她和阿炳是同时代的艺人，见证了阿炳的穷苦和死亡。1950年秋，她领着中央音乐院的人来到穷困潦倒的阿炳的家，打算将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录制了下来。当时，阿炳的家是一间推槽门房子，门角落砌一个简陋的行灶。屋里就一张竹榻和一床草席，上面一条破棉被。躺在床上的阿炳迷迷糊糊的，人都快断气了，跟伸手讨钱的乞丐别无二致。听完介绍后，阿炳说：“你是谢（后改姓汪）韵芝，唱滩簧的。”又答：“隔壁送来一碗粥。”半个月后，阿炳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