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

一

“新南方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宽泛，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应《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栏目讨论的要求，本文也采用“新南方文学”这一说法，与“新东北文学”相呼应。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还会纠结于这个命名，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关于命名本身的讨论，也有利于对命名对象的认知。期待一种命名能完美概括处于变动中的文学是不现实的，“任何的学术命名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命名有利于归类、总结、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命名本身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局限，最终都会因为定义的不准确而导致边界不断被突破，命名慢慢地就会失去原有的意义。……哪怕是不成熟、不严谨的命名，一旦被广泛认可和讨论之后，也会显示出它自有的敏锐性和合理性，或许，对一种写作新质的发现和张扬，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批评先觉”。（谢有顺：《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文艺争鸣》2023年第8期。）当代文学正在面临剧变，代际分野、观念差异、地域不同，都影响着写作风格的演进，一个敏锐的文学研究者不可能等到把这一切看清楚、想明白之后再来发声，问题的提出、共识的形成都必须在讨论中来完成，而建基于文学现场的理论阐发，总是更切近文学本身。没有肉身的文学理论最容易流于空谈。

陈培浩在此之前发表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一文，已对这一命名进行辨析：“一个并非没有意义的追问是：为什么是‘新南方写作’而不是‘新南方文学’？在我看来，‘写作’是大于‘文学’的概念。当‘文学’被纯化、被凝固化的时候，‘写作’带着野性横生的原力要求打破和创造。‘文学’天然地更优雅、更高大上，已经获取了相应文化资本，等着领受一份文学史叙事的馈赠；‘写作’则具有自下而上的全覆盖能力，作家可以写作，普通人也可以写作；纯文学是写作，民间语文也是写作；‘文学’因其优雅而逐渐名词化、静态化，‘写作’则始终保持其孜孜不倦、生生不息、陀螺转圈的动词性和实践性。因此，‘新南方写作’更重要的并不是某个终将凝固并成为陈迹的‘南方’或各种形式的‘以南’‘更南’‘最南’，而是为写作设置一套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创生的活力装置。”（陈培浩：《“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这是有见地的看法。必须对已有的“文学”保持警觉，因为一种革命的完成，就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建立，它的背后必然隐含着固化和板结的趋向；甚至一种写作声名的建立，也会让作家从艺术高地后撤，自觉进入写作的舒适区，变成一种惯性写作。这个时候的文学要有新质，就必须从固化状态的“文学”中跨出去，汲取新的叙事资源，探索新的话语方式，打破僵局，重新出发。文学史上不乏作家向民间文化、向其他艺术门类学习并打开一个全新艺术世界的例证，比之于“文学”的纯，“写作”的杂代表的是活力、不羁、在野、出格、枝蔓、野蛮生长、异想天开，不断地被规范化，又不断地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写作”所能调动的资源远比“文学”要多，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博采众家、自成一格。陈培浩强调，“新南方写作”也是“‘新’南方写作”，这“新”从何来？就是从对固有“文学”的反思、批判中创生而来；没有新的写作实践，没有大胆的越界，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固守一种日益纯化的“文学”边界已越来越困难，并且毫无意义。“假若仍然固守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审美形式，是人类生活的精神象征这种观念，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永恒性、精神性的光芒已经黯淡，比如，各类影像、视频正在重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方式，那种可视、可听、可互动、可体验的综合性感受具有比文字书写更强大的仿真能力；又比如，各种媒介的融合所创造出的虚拟形象，它短暂、易变、不断自我覆盖，但它们对那些决定性瞬间的捕捉，可以抹平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界限，对很多沉浸式的消费者具有特殊吸引力——很多人对虚拟文本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现实的信任。”（谢有顺：《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互联网的兴起全面改写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网状结构，文学和生活之间也不再是镜像关系，写作被改造成了具有参与性、体验感和即时性的互动现场。作家笔下的现实也可以是流动的、并置的，我们过去所鄙薄的“直接现实主义”式的写作，反而成了今天新媒体上的主流，许多被技术改编和重构过的现实，看起来更像是超现实。

这是“文学”所面临的新的处境。每个人都是写作者，任何经验都能生产文本，所有媒介都可成为文本的传播平台，这种盛大的语言景象，确实更接近“写作”，而不太像我们所知道的“文学”。

但文学研究所关注的，终究是经由各类“写作”参与、重组之后最具“文学”品质的那部分作品。文学批评本就是检索、发现、阐释、判断，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披沙拣金，简单说来，就是从各种驳杂的“写作”中辨明何为真正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关于“新南方文学”的讨论看作对“新南方写作”讨论的一次专业升级，或者是在一个更清晰的视野里重申“文学”的价值。

二

不少作家、评论家都参与了关于“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不少话题都有延展讨论的空间。对一个地方的重新审视，对一种写作趋势的警觉和发现，往往会成为文学批评场域里最具活力的部分。“朦胧诗”“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口语写作”等命名是从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变化切入，相比之下，“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这样的讨论，直接从地方性的知识和经验入手，它会不会从一种内在文学经验的辨析转向外在的写作标签式的描述？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因为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经验并不会真正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风格，任何写作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地方经验、个体精神和文学想象共同合力下完成的。

但也必须承认，这个与地方性有关的文学话题的讨论能够影响广泛，和之前文学界对南方的书写和认识远远不够大有关系。“新南方”，就是俗常说的南方以南，它在文学界的声音一直是比较微弱。讲到南方，大家想起的更多是细雨绵绵的江南美学，像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虽有经济崛起的显示度，在文化上对它们的认识偏见却普遍存在。照杨庆祥对“新南方写作”地理范围的描述，除了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还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而对于后者的写作现状，我们更是陌生，至少缺乏全面的了解。这些地方的作家笔下出现的文学新质，难以被第一时间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写作有一些怎样的精神气质上的联系，也不太会被人重视。这里的写作者，更像是散养的、野生的，当然也是自由的，他们的声音散乱微弱，传播不远，与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南方以南被误读、被漠视、被概念化密切相关。

当代作家评论 2024年第1期

以岭南文化为例。岭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融会构成，到明清两代，这三种文化的冲突、激荡、贯通、落实，已使岭南文化自成气象。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吸纳了中原文明的精华，又受开放务实的海洋文明所影响，慢慢孕育出一种既具世俗包容力、又有精神创造力的地方文化。这种文化和俗常意义上的南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才使得岭南文化在清代中后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也就是1840年以后，岭南文化成了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变革中的思想发动机。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从孙中山倡扬民主革命到历史性地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府，这条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岭南文化之于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意义。有人说珠江文化骨子里是一种世俗文化。同时也是一种革命文化，也有人不喜欢这里的文化，顾颉刚就说，他来广东之后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可岭南人独有的精神和“雄直气”，（“雄直气”一词，出自清代诗人、毗陵七子之一洪亮吉的诗，他在评论广东岭南三家和江南三家时说：“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见洪亮吉：《论诗绝句》，《洪亮吉集》第3册，第124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明代汤显祖因“假借国事批评元辅”的罪名被贬谪为广东徐闻县典史，途经广州时为其繁华所震撼，赋诗时也点出了这个“雄”字：“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广城二首录一·咏广东》）。）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带的人却未必有。陈寅恪在1933年12月读了岑仲勉的论著后，在回复陈垣的信中强调“此君想是粤人”，并说“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岭南作为如此重要的文化一端，相当长时间里都被人鄙薄为“文化沙漠”，文化偏见之深可想而知。因此，以“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为契机，重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并对“南方”做扩展性的、全新的解读，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其实，早在1905年，梁启超就撰有《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从交通角度论述了自古以来广东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以比较“中国里面的广东”和“世界里面的广东”之不同。就中国史而言，梁启超认为，很多城市和地方都比广东重要：

（ 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价值者也。……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虽然，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⑤（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683、169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说“无丝毫价值”当然夸张了，他的目的是想对比强调，广东在古代中国对外海洋关系史上的地位比在国内更为重要，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交通、海运和对外开放日益频繁，这一重要性还不断被凸显：“若其对于本国，则自我沿海海运发达以后，其位置既一变；再越数年，芦汉、粤汉铁路线接续，其位置将又一变。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

⑤但梁启超同时也指出，近代以来，西欧海洋强国崛起，广东反而成了中国的忧患之地。自从元朝将欧亚大陆连为一片之后，陆路成了东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只是，由于15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碍了东西大陆的联系，这个时候的欧洲人一定会想起《马可·波罗游记》等著作，里面关于海路交通的记述也必定会激发他们的航海想象。事实上，欧洲海洋帝国的殖民力量正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的，而地理孔道意义重要的广东自然成了中国经受西方帝国主义冲击的最前沿。广东最早受西方侵略，也是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地区，那时的北方和中原思想界还处于闭塞状态，广东有识之士已借力日译本开始大胆向西方学习。尽管岭南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当中原日趋腐朽之时，身处南方的广东却面朝大海，一片生机。海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梁启超当年重视广东未来之于中国的价值，尤其指出粤人在古代就借力发达的海路交通向南洋等地拓展，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衰弱，粤人仍然坚持远航，最远抵达了墨西哥等地，就是从这种朝向大海的生存努力中，梁启超看出了晚清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效仿西方和日本的强国之路的想法，同时也意识到广东对于中国将来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意义。

而像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等人，更是乐观地以为，随着广东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岭南完全有可能逐渐替代北方中原而成为中华文明新的中心。广东不是广东人的广东，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广东——正是这种文化自信，近代以来处处领先的广东人立志成为汉民族新的代言人。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世界视野的建立显然与此相关。岭南人即便有“民族主义”意识，也是以汉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涵的，虽居于一隅，却也从未有身处边缘之感。我们将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对广东地缘意义的强调，和清代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左宗棠等人对西域地理政治地位的强调相对照就会发现，到底哪里是一个民族的心脏地带、哪里是一个民族的边缘地带，一直都是在变化的。文化、文学的发展路径也是如此，“新南方”也并非没有从边缘地带向心脏地带逆转的可能。

三

论到“新南方”之“南”，“岭南”当然是重中之重。但很多人不知道，与“岭南”相类似的，还有“岭海”一词。“岭南”在唐代特指南岭以南地区，到清代专指广东。“岭海”一词出现较晚，唐代用得少，到了宋代才开始广为运用。“岭海”指的也是当时的两广地区，因这个地方北倚五岭、南临南海而得名。韩愈的《鳄鱼文》里有“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刘长卿的《送独孤判官赴岭》里有“岭海看飞鸟，天涯问远人”等；到宋代，“岭海”就不只用于诗文，更是对两广地区这一行政区划的指代。“岭海”之“岭”，很容易理解，山也；“岭海”之“海”，指两广地区与南海相接，指海洋，也指海中的海南岛。山海相接，海天一色，必然会造就不一样的文学品格，所谓“山风海骨”，正是文学写作的一个极高境界，刚柔相济而风骨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