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境下的超越：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交融

摘要：双雪涛作为80后作家，其创作受到新时期反思现当代文学与吸收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影响，同时具有地域特色。在此背景下观察其作品《平原上的摩西》，可以发现小说体现出对传统的历史/个人、高雅/通俗、诗性/理性等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小说通过描写历史环境中的个体生命，兼收雅俗文学的特点，融合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在多种层面上呈现出二元或多元因素的交织与共生，展现出复杂的特征。

关键词：《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二元交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对现当代文学中个人书写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并积极吸收西方文艺理论，文学作品中的理性/感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被逐渐消解。双雪涛作为80后作家，其创作受到文学发展宏观语境的影响。2019年，东北出现“文艺复兴”现象，各种媒介如文学、电影、音乐等相互影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双雪涛作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其创作表现出跨越雅俗文化界限的特征。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作为双雪涛的代表作，通过聚焦描写历史中的个体命运，兼收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特点，融合诗性的审美思维与理性的逻辑思维，展现出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交融的独特特征。

一、历史裂口处的个体生命书写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书写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呈现同构性的特征，“历史意义与价值总是以最高、最有力的规范与标准高居于个人的头顶之上，成为个人追求意义、完成自我的价值尺度”[1]，人物的命运成为历史规律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化反映，真实、具象的个体经验因此消失于封闭、僵化的叙事逻辑之中。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少作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文学作品重新思考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在对历史规律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质疑之中，个体的生命意识与民间的生存经验被不断重新书写，文本内部呈现出新的风景。

在此创作观念的背景下观察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可以发现其抛弃了宏观历史规律遮蔽真实个体经验的书写方式，并在一定意义上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与思考。小说以东北沈阳老工业区为场景，描写20世纪末下岗潮中不同人的生活状况和人生选择，承载着作者对于其所经历的沈阳历史的独特感受。小说所呈现的历史语境与深厚的历史感，与“新东北作家群”中其他作家的作品，如班宇的《逍遥游》、郑执的《仙症》等，具有相似之处，展现出关于东北历史印象的另一层维度。

首先，在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把握上，《平原上的摩西》着重展现创伤性历史对个体造成的影响。小说关注重要历史事件，并进一步赋予历史以深厚的向度，因此历史不只作为空洞的背景出现，更是在个体上体现出沉重的压力。一是作者对“文革”的书写。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已结束多年，但批判运动的思维模式及其对人们造成的创伤还一时难以抹平。在“文革”时期，李孝廉救了傅东心的父亲傅教授，傅教授的同事却被红卫兵庄德增殴打致死，“文革”中的纯粹暴力行为及其后果，给傅东心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文革”结束后，傅东心到工厂工作，与工人庄德增结合，当她得知庄德增在“文革”时期的行为后，再也无法对其敞开心扉。同时，当傅东心作为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表现出与众不同时，庄德增就意识到：“80年代初虽然风气比过去好了，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人，大家还是有看法，如果运动又来，第一个就会把她打倒。”[2]可见，“文革”的记忆仍旧存在于经历过这一时代的人的心灵深处，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二是作者对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描写。随着国企体制改革，东北工人大规模失业或下岗，失去经济来源后的个人选择成为人们命运的转折点。小说开头就写道：“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3]下岗潮作为一个核心的历史背景，如阴影一般笼罩在故事之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是从东北下岗潮开始的：庄德增从卷烟厂离职，带着傅东心以李斐为原型画的烟标入股云南某卷烟厂，赚得资金后回沈阳收购原工厂；钳工李孝廉被迫下岗，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女儿李斐的学费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此外，其他人物的命运也反映出下岗潮中人们的生活被颠覆的状况：由于众多工人下岗，导致犯罪率上升，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酿成悲剧，小说中就写到下岗工人为了抢五块钱而杀人的情节。最后，作者将艳粉街出租车司机被杀案这一现实中的事件移植到小说中，从而使人物的命运与其发生关联。围绕着这个案件，庄树和蒋不凡作为警察调查犯罪线索，而李孝廉和李斐则被无辜卷入其中，命运由此发生逆转。

其次，由于人物的自我追求与其所在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小说中的人物都处在“错位”的矛盾状态中。傅东心是知识分子却只能在卷烟厂工作，并因工作效率低而受到排挤，其父亲的同事曾受到庄德增的迫害，她却与庄德增一起生活；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李斐在遇到庄树一家后认识到家庭的残缺，后在傅东心的教育下产生对升学念书的渴望，却因一场无妄之灾不得不在隐匿的状态中生存；李孝廉工作表现优秀，为人善良，在妻子去世后独自支撑家庭，下岗潮的影响和蒋不凡的误判，使他与女儿的命运蒙上阴影。同时，社会上的其他人也经历着“错位”的痛苦，如因为抢劫而被追捕的“二王”，他们永远无法使用掠夺来的财富，且基本的温饱也无法保障，最终“瘦得像恶狗一样”死去。由于人们所渴求的生存环境与实际的生存境遇之间相互错位，个体的命运呈现出一种浓烈的荒诞感。作者双雪涛谈道：“拥有话语权的，大多是混蛋；而柔软的，沉默的，坚持了那么一点儿自我的人，很多都沦为失败者。而事实上，一个好的世界，是所有人都在自己该在的位置。”[4]在小说中，作者借李孝廉之口引出客观的历史趋势与众多个体错位之间的荒诞性问题。在红旗广场，李孝廉对庄德增说：“希望不够分，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5]这句话表现出历史对于有所坚守的人的无情。人们不仅生活在错位的历史环境中，同时作为历史的接受者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红旗广场的雕塑由主席像换成太阳鸟，后来又换回完好无损的主席像，而底下的那些战士却已经碎了。从政治神话到市场经济，再回到政治神话，进步的力量一往无前，而个体在前行的时间中逐渐残损、失落。“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大风势不可挡……这大风是我们称为进步的力量。”[6]进步作为一种无穷尽的、自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贯穿于空洞的时间之中。在历史表象的循环中，并无一个事件对另一个事件的否定，只有承担着历史前进的重量而忍耐生活的人。

在这些于历史中行进的人中，庄德增和李孝廉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庄德增往往根据具体的情境选择最有利的行为，且在经历这些后对自己所采取的行为不加反思。对他而言，历史事件是使其更好生活的工具，不具有真实的重量。比如，他在“文革”中当红卫兵，在下岗潮中南下云南，李斐也认为：“小树他爸是有名的活跃分子，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些门路，反正他总是穿得很好，能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7]而李孝廉往往主动介入其中，其行为与历史语境形成相互纠缠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他抢邮票并扎伤过人，却救下了被红卫兵殴打的傅教授；蒋不凡的误判导致李斐腿部受伤，李孝廉愤怒之下砸晕蒋不凡，使其成为植物人；当看到城管的暴力执法造成小女孩毁容时，李孝廉联想到在“文革”期间作为加害者的自己，因此用从蒋不凡那里拿走的枪，杀死了城管。李孝廉无法无视自己曾经的行为，同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因此超越了道德语境的审判，在艰难的生活中获得底层个体的尊严。两者观念的冲突在红旗广场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来：对庄德增而言，主席塑像与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只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历史感的缺失导致他无法通过历史建立自我、反省自身；李孝廉却更重视“在底座上保卫主席的战士”，他看到历史中更真实和沉重的部分，经由此与过去的自己相联系。

从总的方面来说，《平原上的摩西》超越宏观历史与真实个体之间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体现出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新思考。小说通过将具体的创伤事件、生存环境、历史趋势融入个体生命经验，描写处于历史裂口中的具体生命，历史空间与主体境遇相互敞开，人是历史环境中的人，而历史是人的历史。在小说中，不仅个体呈现出真实的生命经验与生存尊严，历史也脱离了形而上的范畴而具有实在的内涵，在历史与个人的相互交融之中，小说体现出独特的思想价值。

二、跨界语境下的文学创作

2019年，“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话题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东北文艺复兴”这一现象的发生背景中，文学、电影、音乐等媒介形成自由的全方位的交互影响。音乐人董宝石与小说家班宇频繁对话，并称其音乐受到班宇的启发；双雪涛曾谈到《平原上的摩西》的写作受到黑色电影《白日焰火》的影响；在“新东北作家群”中，双雪涛、郑执又同时进行通俗文学的创作，并对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在这一情境中，双雪涛的小说体现出一定意义的跨界性质，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个领域、市场与文学两个层面赢得了广泛的受众群体。同时，双雪涛也有意识地模糊雅俗文化的界限，使其小说难以被归入具体的类别。

基于以上背景，《平原上的摩西》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双重性：作为通俗文化中侦探类型小说的可读性，以及作为雅文化中严肃文学的独特性。首先，小说用多种方式描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是通过不同叙事视角的转换避免一元视角的单调和局限，不同叙述者在视角的转换中相互补充和阐释。比如，同样作为警察，庄树与赵小东的视角弥补了蒋不凡对真相判断的过失，赵小东与庄树的视角又相互补充，使出租车案件的真相与造成李孝廉、李斐悲剧的原因同时被揭示；在蒋不凡案件中，面对同一行为，在李斐的视角中是对约定的履行，在蒋不凡的视角中则是符合嫌疑人特点的依据，两者的视角相互补充却也相互遮蔽，说明悲剧是如何产生的。二是作者在不同视角的交织中穿插线索。比如，烟盒上的画既是傅东心以李斐为原型设计的素描，又是庄德增南下云南后印制的平原牌烟的烟标，烟盒则是蒋不凡案件中的关键线索，也是庄树弥合与李斐之间距离的方式；邮票既是李孝廉在“文革”中实施抢掠的证据，又是李斐升学的经济来源；平安夜既是李斐送庄树节日礼物的时间，又是蒋不凡执法的时间；“中等个”“方脸”既是李孝廉的外貌特征，也被认为是嫌疑人的重要特征……作者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埋下伏笔，才使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三是掺杂的其他社会案件，如“二王”案、下岗工人抢劫杀人案等，与核心案件共同构成灰暗的色调，使小说具有类似“黑色电影”的风格。

其次，小说兼具严肃文学的特点。叙事线索和情节设置同时构成象征或隐喻，使小说内容具有深度阐释的可能。“湖水”“烟火”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成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作者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谈道：火的燃烧象征人逐渐消耗生命的过程，而“质地好的木料，剩下的灰烬也是很干净的”[8]，湖水则能够“分隔出两个世界……还可能变成冰面，有的湖甚至能全部冻透，从湖面到湖底形成一个大冰坨”[9]。因此，这些意象的内涵具有丰富的延展性。小说的创作受到电影《白日焰火》的影响，也为“烟火”意象的阐释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影片从头到尾都有很冰冷的感觉，而结尾处的“白日焰火”具有一种爆发式的冲击力，能给人以巨大的发泄感，并与冰冷的画面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冷到最后是爆发出来的炙热！[10]而小说结尾处烟盒上的烟花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在冰冷的氛围中燃起一丝温暖与希望。“船”在开头和结尾处的安排也具有一定的象征作用，其宛如“诺亚方舟”，承载着代际间传递的美好希望。这些隐喻既与内在语境相互关联，又超出情节的限制为读者留下联想的空间。

此外，小说的潜在主题也体现出作者对于纯文学的追求。一是善恶主题。在小说中，警察既是侦探类型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角色，又代表着世俗善恶的审判者。然而，小说情节内部却存在关于“善恶”问题的辩证法。既存在后果严重的大恶，也存在程度轻微的小恶，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能相互转化。庄树用球踢伤李斐，傅东心将其引申至“文革”时期的暴力行为；下岗工人只为抢劫五块钱，却能致人死亡。此外，既有“合法性”的恶行，也有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恶行。李孝廉在“文革”时期的暴力行为不被追究，而出于正义杀死城管却被判定为违法行为。最后，善、恶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两者并存于一个人的身上。“二王”抢劫金钱却不伤人；李孝廉在“文革”时“打砸抢”却救了傅教授；出租车司机被杀案的凶手赵庆革抢劫杀人同时挂念妻子，被庄树的善意感动而自首……在错综复杂、无法分辨的善恶关系之中，以绝对的二元对立为原则的警察，其行为往往导致悲剧接连发生。警察的追捕导致“二王”死亡，蒋不凡的误判使无辜者蒙受苦难。警察由正义的维护者转化为暴力的实施者，其合法性随之被解构。具体到个人，小说中的警察对自身行为也存在着困惑和质疑：蒋不凡不知是否坚持做警察，庄树不知如何作出选择。二是宗教主题。小说中有不少与宗教相关的元素，如《摩西五经》、摩西分开红海的故事。悲剧发生的时间是平安夜，小说题目是“平原上的摩西”，作者也谈到自己会经常想到与宗教相关的故事。通过有意识地借鉴《圣经》，小说呈现出宗教的内涵。宗教性的主题在人物的精神层面得到表达，摩西的故事不仅深埋于李斐、傅东心、庄树的心理世界中，在李孝廉的实践中更是作为一则寓言呈现出来。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受到上帝的启示，带领希伯来民族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使古以色列人摆脱被奴役的生活；而在小说中，李孝廉下岗后不满于被忽略的个体、被遮盖的事实而以极端的方式反抗，在对正义的实践中，其行为与摩西具有内在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