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村》民族化书写中的异质文化韵味

从《凹村》到《风过凹村》，从“骏马奖”到“三毛散文奖”，雍措一直在创作一个再生长、再蔓延、再复活的“凹村”系列。凹村这片土地上的陈旧、苍老、疼痛和悲欢不仅为雍措打开了精神世界的一扇新窗，也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价值的时间观和生命观。在散文集《凹村》的三个分辑中，第一辑“遗落在凹村的日子”抒写作者对故乡土地的热爱，第二辑“从凹村寄出的信”是作者想把这份热爱传递给外面的世界，第三辑“缤纷秋落叶”则是将这一切的人和事向外界进行倾诉。我们在雍措的文字中感知到了充满弹性与张力的中国西南部一个乡村的故土记忆。在这样一个充盈着爱和故事的容器中，雍措始终将灵性赋予万物，与世间万物相近相亲，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以涓涓细流般的清新文字风格勾勒出了回忆中的点点滴滴，刻画出存在于中国西南部一个小乡村的乡情民俗。生长在这样一处偏僻乡村的雍措，始终饱含对这片故土的极致深情，她对土地、大山、亲情、爱情、希望、归属、人性等的细致描述让我们从第三视角俯瞰了整个“凹村”的面貌。

雍措始终饱含着对凹村这片土地深厚的故土意识，让我们看到一个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潜游海底和江河湖海晤谈，和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阵风亲呢私语.自然可畏、万物可敬的空灵凹村。在对《凹村》述说的迷茫与渴求中，在雍措扮演的每一个“扎西”和“卓玛”的角色中，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被外力摇撼的剧烈震荡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在为自我的意识所唤醒。《凹村》让我们从另一个空间维度去感知到了雍措笔下民族化书写的异质文化韵味。

长久以来，在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中，小说和诗歌的成就斐然，但是散文的创作相对薄弱。因为散文的文体相对于小说文体和诗歌文体来说，更加要求纪实性和记事性，对于想象力水平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藏族作家中致力于散文创作的占少数。纵观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的优秀散文，除了雍措的《凹村》外，另外还有梅卓的《走马安多》《吉祥玉树》，久美多杰的《久美多杰散文集》，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生命的颜色》等。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写农区、牧区、草原、土地等的藏族作家不在少数，但为什么雍措的《凹村》以及“凹村”系列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呢？这当中不能忽视的是雍措的《凹村》中所凸显的题材和语言的文化转型。

一，民族化的叙述书写

关纪新先生曾在《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联》一文中分别从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方面，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划分为“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型、“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三种类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作家在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把握与认同，以及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自然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貌。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现象进行阐释。少数民族作家在意识形态和主流汉语文学传统的指引和影响下，自觉选择了汉语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语言，同时，也通过学习汉语和了解西方现代文学思想、理念和文学类别，“通过运用汉语这种全国各民族通行使用的‘共同母语’，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自己的‘第一母语’之外尝试着运用汉语——‘第二母语’及其文字，来学习汉族的语言思维及其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断地让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母语思维灌注到汉语小说创作中”。我们再具体到当代藏族作家群的汉语创作情形，“伴随历史更迭，今天的藏族文学已经至少形成母语创作、双语创作、汉语创作三种创作形态”。显而易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不论属于哪一种类型，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一定的共同性，即大多选择“第二母语”——汉语进行文学创作，所以才有了后来李鸿然教授针对这种现状提出的“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在表现本民族生活与本民族人民思想感情的同时，证实了汉语这些良好特性，也拓宽了汉语的生存空间，丰富了汉语的生命形态”。

这样宽广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生命形态被雍措运用得如火如荼。“汉语并非这个康巴女孩儿的母语，但是，她却用惯于母语——藏语的思维系统，嫁接于纸上的表达，找到了汉语的优雅。”李美皆在对雍措的评论中提到的“母语——藏语的思维”，我们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解释。学者卓玛教授曾在其著作《母语文化思维——于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研究》中对藏族的“母语文化思维”做了详细的阐述：“藏族作家进行汉语写作，除了作家自身的创作动机、兴趣、灵感等等之外，由于他选择的非母语—一汉语这样一个表意工具，就注定他的创作先天地具有了对话性：母语和汉语之间，母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我’者与他者之间。此外，由于穿行于两种语言，因此，两种语言的内在特征在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那里，就呈现出第三种状态，而这个状态与母语文化思维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有一个说法，要衡量是否真正掌握了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就看能否直接用它来思维和说梦话。在雍措的《凹村》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隐藏的内在母语文化思维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深入本民族灵魂的文化之美。

回到语言本身的叙述状态，《凹村》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民族化的叙述风格。细细品味《凹村》，我们会发现作者采取了一种“杂糅”手段的叙述策略，用藏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改造、变形汉语的习惯用法，这种对于概念的二次构造，在丰富、扩大汉语词汇的弹力空间的同时，也为读者了解藏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了解的平台。

（一）特殊“混合语”下的文化氛围

为了让读者能够浸淫在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中，雍措在《凹村》中有意将藏语音译，再将其汉语化，形成两种语言在发音上的“混合语”，在领略叙述者的语言风格时，也使读者无形当中受到了浓郁的藏文化的熏染。例如在《骗局》中，张瘸子因为买到掺了牛粪的假羊粪而上当受骗，经过村人一阵哄笑和打趣后，“下楼梯时，张瘸子嘴里默念着：‘唵嘛呢叭咪吽。’”这里的“唵嘛呢叭咪吽”是藏传佛教中的咒语。藏传佛教将这六字视为一切根源，主张要循环往复吟诵，才能积累功德，功德圆满，方得解脱。“张瘸子”在这里发出“唵嘛呢叭咪吽”的吟诵，不仅是自己的一种信仰和祈祷，在安慰自己的同时，也希望卖假羊粪给他的“兔嘴巴高二娃”在日后多多行善。像这样的典型还体现在例如“喇嘛”占卜、“经幡”瑟瑟、“玛尼石堆”下、“藏蓬”等，还有占追校长在等待新老师们时因为错过了迎接时间，所以从房里走出时发出了“啊咋咋”的惊呼，这些都是将藏语音译后再将其汉语化的体现。正是因为这样奇妙的“混合语”，所以让读者在产生不同感受的同时，也无形中浸淫于特殊的民族文化氛围中。

（二）象声词的生动模拟

作者选用许多模拟声响的象声词非常符合藏族人口头语言的表达习惯。在《凹村》中，作者根据语境和受众的不同适时创造、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任由想象自由驰骋，角色自由转换，人物形象自由丰满，再次给予了文本更多的可能性，使得读者能够在作者的叙述之外感受生活。例如：窗户“嗤嗤作响”、张溜子“破沙沙的吼声”、麦把被“啪啪啪”地摔在地上、“唰唰唰”的掉落声、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麦粒“哗啦啦”地倒下、大渡河的水“哗啦啦”地来和去、玉米地“窸窸窣窣搴”响动、麻雀“唧唧”叫上两声、喝水时“咕嘟咕嘟”、猪“嘟嘟嘟”地吃食、火上的腰子“嗤嗤嗤嗤”的声音、张表叔“吆吼吼，哦吼吼，哟唉哟唉哟吼吼……”的吼声、年花花“砰砰砰砰”的开放声、“哞哞叫”的牛……这些许多模拟声响的象声词都是很符合藏语表达习惯的。这些词汇不仅是对读者了解叙述者的生活氛围的有力调动，同时也探索出了文学更多的可能性，在作者民族认同的情感驱使下，将两种文化观念、两种文化心态和两种审美语境进行混合交织，使得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效果。

阿来曾在《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中说过：“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成功地融入了汉语”“看到了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当我们谈论语言和民族的关系时，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关于民族的定义都少不了语言的维度。伊格尔顿就曾提出：“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就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在雍措的语言文字中，在这种“回望式”的视角中，我们看到了两种语言交融下浓浓的情绪意味，这种异质感和疏离感让我们不难看出一种韵味，一种娓娓道来、平淡悠然的典雅韵味。

二、巴蜀风味的叙述风格

作为四川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的甘孜州，我们也可以根据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此地的文化进行分析，那便是既受巴蜀文化影响，又有别于巴蜀文化，如果说巴蜀文化中巴、蜀之间有差异，巴文学整体更豪放，蜀文学更浪漫，而随着巴、蜀的频繁互动，两地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巴、蜀文学的分界也就不那么明显，在异乡人看来巴蜀更像是一个整体。我们熟知的“康巴作家群”的大部分成员就主要集中在四川，形成了以书写康定地域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南，再到青藏高原，在这中间慢慢过渡到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和峡谷，那么“康巴作家群”的笔下便注定要将特殊的人文地理和丰富多元的文化完美融合，不仅有浪漫豪放的巴蜀风味，其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更是熠熠生辉。文化的互相交流渗透，自然也会影响到语言的交流渗透，四川师范大学的袁湘曾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康定汉语方言音系调查研究》中指出：“川西高原民族地区因民族种类较多，相应地，这一片区的语言现状也纷繁复杂，以藏语为主，但是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加，与外界经济的来往频繁，加之在西南官话强势方言的影响下，夹杂着当地民族口音和民族腔调的汉语方言成为民族族际之间最重要的交际语言。”

在雍措笔下，这两种风格混合的别样风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凹村》中，居住在大渡河畔的乡民，说着土里土气的川味方言，乡土语言与民族共同语在作品中共同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叙事优势。

（一）说话声调的大声武气

当提到巴蜀方言时，人们往往联想到麻辣、粗野、泼辣、粗声粗气等词语，所以巴蜀方言的粗野首先就表现在说话声调的大声武气上。李劫人就曾在《李劫人选集第一卷》中写道：“我们的四川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乡下人，他们的声音中，是绝对没有秘密的。他们习惯了要大声说话，他们的耳膜，一定比别人厚。所以他们不能够说出不为第三个人听见的悄悄话……”雍措笔下巴蜀方言大声说话的习惯首先就体现在《吼声》中，被凹村人称作“吼声”大哥的张溜子，打理着凹村的婚丧嫁娶之事，破沙沙的声音伴随着颤悠悠的风钻进凹村的每一个角落：“‘酒摆起，烟散起，远方的贵客，莫客气。鞭炮响起，筷子动起，宴席走起。’风把他的话，捎到每家每户的窗户里，不多不少，不少一字，凹村人总是能按着时间去赴宴。”张溜子在凹村就是靠着这亮堂的嗓子养活了自己，嗓子亮堂，心里自然也就亮堂了。还有在《骗局》中，张拐子从兔嘴巴高二娃那里买了假羊粪后，他“站在自家半米高的院墙前，向下方骂着”的声音可以在清晨就“悬空空地响在村子的上方”，他咒骂兔嘴巴高二娃的话“像被冬雨淋湿了一般，湿湿的滴落在下方十几家村人的瓦檐上，发出轻微的滴答声”。这大声武气的咒骂声可以迅速传遍整个村子，就连看热闹的村人们打趣回应张拐子时，也都是“站在自己的院坝里”，对着张拐子吼。所以在《凹村》中的不同场合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角色类型中传递的巴蜀方言粗野、武气的语言特性，也看到了专属于巴蜀方言的喧闹，这种在说话声调上的声腔之高也反映出了一种独特的巴蜀文化。

（二）不同人物的诨名

起诨名作为巴蜀显著的地域言语特征，展现了对于语言文字独特的艺术创造力，极富生活气息的诨名赋予了作品中不同人物立体的形象。李劫人就曾在小说中借助人物之口说道：“比如说他恨你这个人，并不老老实实地骂你，他会说你的俏皮话，会造你的谣言，会跟你取个歪号来采儿你。这歪号，越是无中生有，才越觉得把你踩够了，大家也才高兴。”在雍措的《凹村》中，每个人物往往都有一个形象生动的“诨号”，比如打理凹村婚丧嫁娶之事的“张溜子”，右坡脚下李表叔家里的姑娘“李幺妹”，爱说酸溜话的“张二”，帮村人杀了一辈子年猪的“刀把子吴”，汤家的下一家“聋子毕家”，为人温和却又苦命的“哑巴”，被小神子背走的“刘矮子”，粗声粗气的“张瘸子”，负责看守全村马匹的“聋子李”，稀里糊涂的“张瓜子”，劳动了一辈子的“铁手大妈”，上当受骗的“张拐子”，卖假羊粪的“兔嘴巴高二娃”“张李子”“高蛋儿”“汤二流子”……这些诨名出现在文章中，不仅凸显了每个人物的相貌性格，而且极富生活气息，让凹村的每个人物都格外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