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声在耳

降落

从天全方向走国道318线去泸定，须得翻越二郎山。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如果真走老川藏公路“翻越”而过，至少得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好在新千年后从半山腰修通了公路隧道，只需几小时，就可从山这边的天全去到山那边的泸定。2016年，过境天全的雅叶高速雅康段还未建成通车。我去二郎山另一边的泸定走的旧公路隧道。

出发的时候下着细细密密的雨，雨水生出浓浓的雾气，满世界迷迷蒙蒙的，像被一张铺天盖地的帷幕罩着，空气里弥漫着丝丝初春的凉意。过境大货车依然很多，经过“4·20”地震灾后重建，大部分路段已是平坦的沥青路面，车行在路上，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快感。因为重建改造工程尚未完全收尾，少数路段依然是坑坑洼洼的，我们的车子跑一段路便不得不减速下来，倒也避免了我们总是高速行驶可能出现的麻痹。

穿过二郎山隧道，眼前的世界便是另外一番模样：天空湛蓝，阳光灿烂。山两边的植被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天全一面满眼透绿，山的另一侧，目力所及的山体险峻陡峭是自然的，山色焦黄得恍如山那边的深秋，仿佛刚刚被大火肆虐过，偶尔有一两株绿色植物呼啦一下撞入眼帘，让人惊喜得想要失声尖叫。我曾若干次到过泸定，及至往西更远的涉藏地区，并为此写过一篇《二郎山记》，说的就是多次翻越二郎山的感受，但我总觉得还没有写够，还想找机会再写写它。没想到这个料峭的春日里，我又一次踏上了这条路。

下午4点过34分，终于顺利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泸定县城。我对时间一向缺乏必要的敏感，这个时间，是在手机通话记录里保存下来的。之前的4点28分，我接到一则发自泸定县人民医院办公室的短信，告诉我到达后找谁联系，并且发来了联系人的手机号。我翻看完短信，电话尚未拨通，便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我们的车子已经穿过二郎山公路隧道，正沿着二郎山蜿蜒绵长的山间公路一点点盘旋而下。

通向医院的街道正在重修，县城高处与之相通的道路皆成了“断头路”，满街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杂物，从县城高处去到医院，须得绕道城尾，从进出医院的绿色通道才能到达。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的车子从高处的道路拐进一条斜坡，还没开到坡底，便不得不踩下刹车。这样的情景是我熟悉的，一山之隔的那边，我来的雅安（天全县）更靠近“4·20”地震震中芦山，灾害更甚，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县城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街边行人的表情也似曾相识，和我来的地方一样，人们打心底里知道不破不立的道理，未来可盼可期，若干时日以后，现在的脏、乱、差将会被净、齐、新取代。人们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街中心立着的围栏和街边的乱石水泥堆，在逼仄的小道上躲闪腾挪，以免和身边同样小心翼翼地走着的行人撞上。

倒是开车送我们来的师傅显出了些许不适，此前他曾在这里工作（与我们同样性质）过两年，他满以为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他熟悉这个小城，因此主动当起了我们的司机兼向导，一路上不停地给我们讲述他在这里工作期间耳闻目睹的逸闻趣事，没想到刚一进城，这个小城便当头给了他一记棒喝。好在我们及时下了车，改由步行去到医院，否则还真不晓得他会窘成什么样子。

在泸定县人民医院办公室，不出意外地见到了吴勇。我之前就和吴勇有过一面之缘。2014年11月22日康定地震时，我所在的医疗队受命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我们的救护车在夜间翻越二郎山时出了故障，走走停停，勉强行驶到泸定县城便彻底熄了火，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回去向医院领导汇报了情况，医院领导又打电话到泸定，结果就联系到了吴勇。他二话没说，便连夜开着救护车，将我们送到了那次地震的震中——康定。那时候，吴勇是泸定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分管日常业务，现在分管的是行政和后勤。在稍后举行的见面仪式上，我还知道了，吴勇是成都市青白江人，毕业后来到泸定工作，不久将与一位泸定姑娘结婚，彻彻底底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泸定人。

见面仪式后搬行李去住处，住处就在医院办公楼旁边的另一栋楼里，与医院办公楼隔着一条水泥小路。那是医院的旧家属楼，建在靠近大渡河的斜坡底部。在吴勇的安排下，后勤处的高大姐带着我们从医院办公楼出来，走到街边与水泥小路的交叉口，高大姐指给我们看时，我以为楼房是三层的，等我们到了楼下才看清，楼房原来是五层的。因为地势更低，有两层楼房建在了街道平面以下。水泥小路刚刚被雨水浇过，湿滑得厉害，我们只能侧着身，像膝关节病患者那样横着双脚，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可终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刚走出两步便不得不挥舞着双手，大鸟一般，一股脑儿冲到了小路尽头的空地上。

空地之外便是堤坝，堤坝之下便是滔滔不息的大渡河河水。我们提着行李进到楼里的房间，关上房门，耳边依然盈满了大渡河河水不息的涛声。对岸近乎壁立的山体上，贴着几张绿色的大网，大网紧贴着山体，仿佛破损的外衣上缝合严密的补丁。想必是为防止石块脱离山体飞滚而下，特地挂上去的。

站在房间里，我是彻底明白过来了。我们此刻的所在，其实就是大渡河岸边的一处斜坡的最低处。自打穿过二郎山公路隧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在沿着盘曲的公路不断地往下走，降落，再降落，目标就是大渡河，就是眼前这栋老旧因而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将消失的楼宇。现在，我们抵达了。

房间里悬着十五瓦的白炽灯，灯泡悬吊在屋子的正中央，电线贴在一整片白色涂料涂抹后的墙壁上，仿佛光滑的腿肚子上突显的静脉，白色的墙壁因此显出了些许生机，单调不再了。高大姐开门的同时摁下了开关，我猛地打了个激灵，不由得闭上了双眼，再睁开来时，才看清这突起的光亮是由一盏白炽灯发出的。

高大姐和同行的一位中年男子一起为我们装被子、铺床，两人配合十分默契，像是共事了多年。高大姐一边为我们铺床，一边叮嘱我们：这里风很大，夜里会冷，最好盖两床被子。生活上有啥需要，随时和她联系。在我们嗯嗯地应答着的时候，中年男人也开始附和高大姐的话，高大姐每说一句，他便附和一句，所谓附和，不过就是在高大姐每句话后重复两个肯定的词而已，像录音机的重复播放：是的是的，就是就是。后来高大姐似乎听得烦了，突然收起笑容，屏着气，抖手里的被套，眼见中年男人没跟上，高大姐便瞪了一眼中年男子，吼了一声：扯好！中年男子看着高大姐，不但不恼，反而嘿嘿一笑，嘴里和手里同时配合着高大姐：扯，再扯！

高大姐和中年男子都不是本地口音。从默契的配合可以看出，他们不是第一次接待我们这样的外来者，不是第一次一起干铺床铺的活儿。一问才知道，中年男子原来是高大姐的丈夫，他不是医院的职工，那天他来医院，纯粹是为了帮高大姐的忙的。他们的老家在四川靠近重庆的某个县份，但具体是哪个县份，我没问，所以就暂时不知道了。

晚上，枕着大渡河的涛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禁不住在微信朋友圈发送了一条消息，内容就是到泸定途中手机拍摄的几张照片：二郎山上的积雪和云雾、医院旧家属楼外的河堤、河堤之下蓝汪汪的大渡河河水、河西岸打了“大补丁”的山体。看到消息的朋友们纷纷点赞、留言，有朋友甚至打来电话，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抽时间到泸定来看我，我笑着回答：来吧来吧，来了，我们一起听大渡河的涛声。

成武路111号

泸定县人民医院所在的街道叫成武路，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就贴在医院大门旁的外墙上：成武路110号。我起初想当然地以为，旧家属楼也会是同一个号码。后来有一天，我站在水泥小路与街面交叉的路口，无意间瞥见靠近水泥小路的外墙高处也贴着门牌，编号却是另外一个：成武路111号。这是两个不同的序列，成武路是一个，111号里面是另一个，最靠近水泥小路的那栋是“1”，往里走是“2”，我们入住的是“3”，再往里走是“4”。算不上庞杂，却也足够井然。

人住“3”以后的第一天早上，不到6点就醒了。叼着烟，裸身去卫生间。一离开被窝，浑身便禁不住接连打了几个冷战，赶紧抓起床头的外套披上。

卫生间左侧的墙上高过人头的地方挂着电闸，电闸下半部分没装外壳，金属片外露，从天花板上掉下的电线通过闸刀弯弯曲曲地连着热水器。热水器是一口斑驳的铝质大桶，放在墙上支出的金属架子上，推开门便可看见朝向门口支着的喷头。进水管阀门就在右侧齐腰高的墙上，铝质水桶外面竖着一根塑料颜色的导管，打开进水管阀门，或者放水洗澡时，可以看见塑料色导管里的水位变化，以此判断铝桶里水量的多少。

住进来那天晚上，高大姐替我们铺好床，专门把我们叫到卫生间讲述热水器的使用方法。为了打消我们心头的疑虑，高大姐还很肯定地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以前这里很多人家都是用这个的，现在好些人家换电热水器了，医院也准备换，还没来得及。此刻再看，高大姐的安慰和鼓励似乎没起任何作用，心里嘀咕着，但愿真正使用起来时如高大姐所言，不会弄出什么岔子。

正走神间，耳边突然响起一阵嗡嗡声。心里一惊，定睛细看，一只蜜蜂正围着铝质水桶不停地翻飞。我对蜜蜂的了解仅限于外貌和声音，其余一切皆是空白。眼前的这一只，只一眼就觉出它与印象中的不同，它太大了，身体肥硕得有拇指尖那么大，却一点也没影响到它围着铝质水桶不停地翻飞，嗡嗡、嗡嗡、嗡嗡……我大气也不敢出，赶紧捂着嘴，生怕它循着我呼出的热气呼啸而来，停驻在我身上，蜇我一下。接着，我赶紧拔腿，飞也似的逃离了卫生间。

回到被窝赖到7点，这也是我多年习惯的起床时间。有了刚才的经历，披好衣服再站到卫生间门口时，便没敢即刻进入，而是站在半掩着的门前，侧着身体，一边轻手轻脚地将门尽可能地推开，一边侧耳细听，随时准备着撒腿逃跑。直到确认卫生间里没有大蜜蜂的身影，没再听到嗡嗡声，这才抬起腿，放心地跨进去。

时间稍稍长些之后，我注意到，111号旧家属楼里住的基本上是医院里退休的老职工和刚到医院工作的新人，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暂居者。楼下的空地里，但凡能够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花草和各种时令蔬菜。我好几次看到有老人弓着腰，专心致志地拔除菜地里、花草间的杂草，起自大渡河的风吹不着他们面朝黄土的脸，一个劲地吹拂他们的头发，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揪着，一阵东倒西歪过后，整整齐齐的发丝便乱成了茅草样。阳光洒下来，他们的白发，便更加具有了深秋茅草的神韵。他们手里握着杂草，刚刚放上身旁的小草堆，便被整个地掀翻在地，好些草枝随风扬起又落下，也不知是否落回了它们被拔起的地方。

天气晴好的午后，有几位老人抬了麻将桌出来，摆在楼梯口边打牌。有时候是三个或者四个，有时候是五六个。五个或者六个人的时候，四个人上桌，另外的一两个人围着桌子，不时指指点点。桌子挡住了进出楼梯的路，我打楼梯口经过，他们便手扶着桌缘，慢慢悠悠地满脸羞赧地站起来，侧身让我过去。我有几次站在桌子旁，听他们在打牌的间隙，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远远近近的事情，像老旧的收音机里发出的嗞嗞声。

不知是听人说起，还是从我的口音里听出了端倪，老人们后来都知道了我是外面来此短暂工作的医生，对我们就更加热情了。证据之一是在我经过或者站在桌边的时候，他们纷纷停下正在进行的牌局，询问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不止一次指着菜地告诉我：需要就自己去扯。证据之二是更加耐心地解答我提出的各种疑问。楼梯口对着的空地里种了一棵重瓣粉红海棠，五六米高，我住进去不久，海棠树上便开满了红艳艳的花，似乎一直没见谢过。我起初不知道那是什么树，怎么会开出那么艳丽的花朵，问老人们，老人们便从它的植物学史、形态特征、物种分类，讲到它的病虫防治和主要价值。从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讲述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在古时，海棠花又被称作断肠花，常常被借以抒发男女离别的悲伤情感。我好奇：这花是谁种的？一位老太太笑呵呵地指着旁边刚才给我讲述的一位老者：他！只有他喜欢干这事嘛！我看到老者脸上明显地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骤然收紧，却没答话。我很想再问问老人：那么，你是不是也将这株海棠当成了断肠花？话到嘴边，却终究没说出口。这样的问题实在太过唐突，我不想冒犯了老人家。

后来有一天一大早，旧家属楼下的空地里突然搭起了灵棚。进出旧家属楼的路呈“L”形，灵棚因地制宜地搭在那一“折”上。最靠近河堤的一边被单独隔开，成了一个单间，朝街的一面敞开着，正对着水泥小路路口，从水泥小路进出旧家属楼的人，走到街面上的斜坡顶，一眼就能看见里面的长条凳，和凳子上白色被单下躺着的逝者。逝者旁边蹲着几个人，不断往燃着的火堆里添加纸钱，火堆摇晃而起的光亮映红了他们悲戚的面容，和他们脸上亮晶晶的泪珠。灵棚旁边是一溜更广阔的大棚，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桌子和凳子，随时等待着有人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