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布里昂：《坟墓外的回忆录》

为什么读《坟墓外的回忆录》？

老实说我相当犹豫。我很清楚如今的阅读状态，此时此地，建言人们重拾这部不合时宜的书，应该已算是错误了。但愿“不合时宜”这四字仍残存些许正面的意思，人仍能以此自豪，就像当年的苏东坡，如此开心侍妾王朝云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坟墓外的回忆，人在距死亡咫尺之地，也有人干脆就译为《墓中回忆录》，甚有道理，从坟墓里传出来的阴森森声音。

爱听秋坟鬼唱诗是吗？倒不是这样，而是人类世界的进步从不是简单的，更不会是把所有美好的都留下，把所有该死的都成功丢弃。进步，再怎么看似光朗看似唯一，最根柢处仍是选择对吧，每一道路径都有它独特的兼容和排斥，是以，有不少相当美好的东西我们带不过来，有些也很值得人持续前行的实践和希望就此中断，灵光杳逝，但历史定谳了吗？我自己比较不会这么问因为太像祈愿，我已经很久很久不祈愿了；我比较想说，不觉得可惜吗？现实或无处容身，但人心应该还有空间不是吗？人心应该宽广。

这是阅读者的基本思维我们存留某些记忆，不尽然只想着它未来“有用”，我们记得可以只因为它是否美好。

鬼魂夏多布里昂，我带着玩笑搜索这五个字试试，果然，出来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牛排，夏多布里昂牛排，菲力中段的绝佳部位，一头牛只能取到三十二盎司左右。这的确因书写者夏多布里昂得名，也就是说，今日还知道夏多布里昂的，压倒性，是吃牛排的人。

其一

“我利用了我摇篮的偶然性，我保留了这种属于丧钟已经敲响的贵族对自由的坚定爱好。贵族经历了三个连续的时期：优越时期、特权时期、虚荣时期。它从第一时期走出之后，坠入第二时期，而后灭于第三时期。”夏多布里昂，出身法国布列塔尼的已没落贵族，家族纹章原是松果，我极喜欢它的题铭：“我播种黄金”。

本来，这个家族应该止于上一代，因为已贫穷不堪，但他的父亲，才十五岁年纪，拒绝了病榻上的祖母要他种田过活的安排，“种田不能够养活我们”，毅然参加了法国皇家海军，远赴但泽市作战。稍后，他在殖民地发了财，购回了一部分失落的领地和城堡。但个别的穷困只是个开始而已，法兰西，在一七八九年也就是夏多布里昂才刚满二十岁时正式废掉贵族。

“因为我们的岁月，在我们之前已经死了。”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生于一七六八年，死于一八四八年七十九岁。这部回忆录，很奇特地，早在一八一一年就开笔，历时三十年于一八四一年停止。人写回忆录当然可在任何年岁，唯年纪愈轻愈事有蹊跷，因为总得有某种特殊的心绪，意识到某种终结，人生由此切换成以回忆为主体云云。但我们看夏多布里昂，这一年他当选法兰西院士，后来才是贵族院议员，驻英大使，顶峰是外交大臣（部长）；换句话说，一八一一年他的现实施展才正开始，远远不到世俗权势的高点，他是心有旁骛地看出了什么，感觉到何种大势已去的历史之流，从而用三十年时间一步步走进坟墓？

“再加把劲，就不再有需要哭泣的东西了。”

夏多布里昂这几个生命时间的数字其实非常有意思。

生年的一七六八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出生之前二十天……在法国另一端的另一座岛屿上，诞生了那位摧毁旧社会的人——波拿巴。”波拿巴就是拿破仑，这个把法兰西力量用到极限、也把法兰西积累力量几近全数耗尽的人（日后法国，比较像个不断吃败仗的国家）。和拿破仑生命时间完全重叠，我们大致就晓得夏多布里昂活于何种时代，何种生命处境。

死于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革命史宛若纪念碑高高耸立的那一年，这是欧陆最辉煌却也作为收场的最后一次革命，仍以彼时“世界首都”巴黎为核心（尽管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早一个月爆发），规模空前几乎遍及欧陆每一块土地，却也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路延烧的革命之火到此熄灭，连同所有的激情，所有的诗歌，所有不计一切的主张、想象和希望。各个国度关闭起来各自整理，大戏落幕，绚烂归于平淡、归于平庸之人，如意大利不再是迷人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而是狡狯、庸俗、肥胖的加富尔——正如彼时流亡于伦敦的赫尔岑指出的，现实收割胜利的总是公约数、是对角线、是平庸者。

所以一八四八年，既非梦想破灭也非梦想完成的一年，加起来除以二比较接近历史真相。

停笔于一八四一年。等于提前认输，那是因为夏多布里昂可相信的最后国王，流亡多年的查理十世病逝（法国不是再无国王，而是再没有夏多布里昂认知的那种昔日贵族时代的国王），这空白的最后七年，他关心的只是这部回忆录的出版和他所选定圣马洛港外小岛的墓地，以及“我希望能死在医院”。暮年的贫穷让他很担心会保不住这最后两样东西。

“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有人预感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他们正包扎好旧伤口，准备重返沙场。然而，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不幸发生了：因为君民都已疲惫不堪……在我之后发生的只会是一场普遍的变革……这不会是几个独立的小变革，而是一场正迈向终点的大革命。未来的这些图景已跟我无缘了，它们呼唤着新的画家来描绘：该你们了，先生们。”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写完最后这几个字，我看见西向的窗户开着，正对着外国传教士住所的花园。正是清晨六点，月亮发散着苍白的光晕，已经沉得很低了，几乎碰着被东方第一道金光照亮的巴黎残老军人院的指向牌：大概旧的世界已经隐退，新世界就要诞生了吧。太阳将从万道晨曦中升起，但我看不到了。我只能坐在墓旁，然后手拿耶稣十字架，勇敢地走进那永恒的宁静。”所以，并不是时间的绝对长度问题——这部回忆录距今其实二百年不到，我们读着诸多更古远的书——而是，书写者活在一个已消亡、且不会再回返的世界，人已不再这么讲话，不会这么想事情，不会这么训练、安排、使用自己，甚至，连文字语言的基本认知都歧异。活在两百年前的法兰西，他选择看着想着讲着的是另一个法兰西（“每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的，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旅行，生活里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里去”）。对于今天再无利害纠葛、也再没现实威胁的我们，多获取一个世界怎么会不好？怎么不是更丰饶？

像是，法国大革命的亮堂堂标语“自由、平等、博爱”，但夏多布里昂告诉我们写在巴黎街头墙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这样才整个活过来，才是较完整的事实真相不是吗？“或者死”，画龙点睛，包括主张者的甘心赴死和抗拒者的必须处死（法国大革命把理应罪不至死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当时罗伯斯庇尔的名言：“路易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生”），这不仅把我们带回真实的历史现场，还把我们拖入到更深刻残忍的人类历史长流里。

或者像是，拿破仑死后，路易十八复辟，夏多布里昂决定办报，好倡议立宪君主制。报纸名称他取得甚满意，是为《保守者》，已经多久了，我们不会再有人如此命名，自承落伍自承胆小鬼是吗？但，如此异质的文字使用，拖带着、显示着某个不同于我们的非比寻常的世界不是吗？毕竟，文字本来应该是不站立场，它的高低美丑善恶是人后来给它涂上的。

还有，一八○六年夏多布里昂初次去了耶路撒冷，并在欧亚交壤的这片古文明土地上旅行。他得到各地统治者其实就是特许通行证的所谓“敕令”，非常有趣，这些敕令最吸引他的竟是，“我打开时无不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喜欢抚摸这些敕令的羊皮，欣赏上面的优雅书法，对文笔的华丽赞叹不已。”这让我想起小说家阿城。阿城着迷各种究极的工匠技艺，自己也是好木匠，他读“买椟还珠”这个老成语不以为愚蠢，说这个人可能是真正的鉴赏家，知道这个工匠精湛技艺打造的木匣比珠玉更难得，也藏蕴着更多有意思的讯息。像挖掘古文物的考古学者，一个出自昔日工匠之手的器物必定远比一颗大自然养成的珠玉，能告诉我们更多事情。此刻只有外行人才沉迷珠玉，如梅根·哈利这样的人。

历史的变革持续发生，事物的流逝更替亦从不间断，我自问，为什么我独独对贵族的消亡多点眷顾？我这么想，这可能是人类历史前行的最大一处断裂，既是直线向前也是横向转移，于人类世界这一趟数千年的建构，毋宁更接近于“打掉重练”，关键是时间，已经投入的、也已好不容易锻炼出来的、难以数计的人的精纯时间。确实，所谓进步观念发生可以只是一瞬（个人），只是很短时间（集体），但事情并不这样就完成，这只是把人移往某个新的立脚之地，更恰当、更宜于诸多美好东西生长，然后，仍然得由时间接手，“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贝”，没有时间，寸草不生，而时间又是往往催促不来的东西。

好（其实并不太好）有一比，你砍掉千年参天大树，找到一块以为更宜于生长的土地，你依然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同样的大树；或者，你得改种某些生长较快的、偏热带的树种。大体上，我们采取后一做法，也就是说，有些树我们放弃了，让它自生自灭走向难得一见走向绝种，如同我们举目所见的，城市的树替换森林的树。

一片森林，尤其热带雨林，活着的、珍贵的可不只有树而已，它由诸多的物种构成，乃是一个生态。

所谓“贵族时代”只是提纲挈领的指称，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国大革命这铺天盖地一场，结果（并非预谋，革命必如脱缰野马），终结掉的是一整个“旧”时代，终结人类世界到此为止的建构成果、样式暨其思维，几乎是这样，有那种之前人类历史走错路的感觉。我们或许会说这只是革命大军中最激进、近乎无脑的一种主张，但这通常也是最终得势的、宛如活物倒头来驱赶众人的一种主张。

相对的，彼时站大革命反侧的并非尽是些所谓既得利益的贵族之人。比方，我以为，某些在专业技艺、在生命志业领域走得够精致够远、深知交到自己手上这成果非积累百年千年得之不易的人，至少会非常非常犹豫，也往往很痛苦地左右为难，总想找出一道不截断时间之流的路。

来读几句夏多布里昂的话。

贵族阶级不能造就一个贵族，因为贵族是时间的女儿。

对于保王党而言，我太热爱自由了；对于革命者而言，我又太鄙视那些罪恶了。

在一个更换主子如此频繁、受惯革命动荡的国家，正统王权并未深深扎根，友爱还来不及发生，风俗也来不及接受各个世纪各种制度不改的印记。

当人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争取时间是一门伟大的艺术。

（我）执意选择那些危险最小的道德，彻底自由的道路。

对夏多布里昂而言，这道苦心仅有的实现之路便是立宪君主制。他赋予这样的希望：“我试图把这些现代观念归附在古老的王位旁边，使这些原本是敌对的观念，通过我的忠诚变成朋友。”“原因是合法的君王立宪制一直都是我走向完全自由的最温和、最可靠的道路……我将给它足够时间来完成社会和风俗习惯的改造。”时间，如何获得足够的时间让好东西继续生长，这才是夏多布里昂真正的关怀。

尽管不合于彼时法国大革命种种时宜，但确实，这并非走不通的历史之路。时至今天，欧洲仍有超过十个君王立宪国，且如英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典、丹麦、挪威、西班牙等多为成熟的国家。君王立宪确实是比较温和的，过程中可望少死少杀很多人，少摧毁很多值得留下来的东西；更重要的，内阁制基本上就是君主立宪的历史产物，它拉长时间，让国王的权力一笔一笔转交人民，这应该接近定论了。

“法国大革命真的让我们付出太大代价了。”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浩叹，作为他那一趟日本之行的总结。他一样一样考察日本的风土、器物、神话和宗教崇拜，尤其是各地如始终不离生命现场的工匠技艺，动不动完好传承几百年上千年，乃至于像他说的“直通上古”，人们不断在宛若足够厚实的土壤上再思索再调整再发现。如此处处惊异，让列维·斯特劳斯回望了自己国家这一趟再不回返的历史之路。

我自己极喜欢列维·斯特劳斯的此一想法，这也成为我这些年看日本的重要视角，看懂了很多过去我想不清的日本。但我并不讶异，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总是太激情到不免浮夸的历史，必定会被时间缓缓冷却下来，我们会更理智些，不是看法翻转如翻脸，只是负责任地两面察看，想更多，懂更多，哀矜勿喜。

生命后期，夏多布里昂把所剩不多的自己押注于他所说“思想大胆，性格却怯懦”的国王查理十世。他的现实作为变得较僵硬，在如此激烈对抗激烈、极端招唤极端的不好空气中。他自己似乎也不快地察觉：“我有预感，我的角色变了，我本来是跑来保卫大众自由的，却将要不得不保卫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