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新参数与新动量

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走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话语的与美学的实验已成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向内转”，还是与之反题的所谓“向外转”，都形成了一种关于长篇小说自身的价值共识。关键还在于，长篇小说在当下承载着更为丰富多元的价值可能，而且在跨界与破圈的尝试中，不断突破自我内部的壁垒，也回避作为一种文体的狭隘理解和刻板印象，从而使得长篇小说不断走出内部狭小的层面，走向更为深远广大的世界。

本文将通过考察小说写作中的虚与实，叙事伦理中的情感与理性，走向纵深的历史与幽深的性别意识，传统乡土写作与新乡土叙事里的价值新探，地方性文学中的空间想象和意义求索，从总体上探究新世纪的当下，长篇小说面临的新参数与新动量，这是从文类到文体的内外变革中，映射出来的“时代的精神状况”，并在历史的褶皱处、扭结处、转圜处，透析深层次的历史转向和文化维度。

一、虚实相证

真实与虚构可以说是小说最本质也最核心的命题，不仅关涉到文本内在的叙事伦理和结构形态，而且勾连着小说对于外部的现实历史、物事人情、风物人文等的价值立场和表现方式。庞贝的长篇小说《乌江引》中，敌我双方的较量你来我往：刘建绪乃“追剿军”总司令何健麾下第一悍将，他们既是湖南醴陵同乡，亦是保定军官学校三期同学。既要紧盯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薛岳的动态，也要时刻关注川军各派的情况。我军这边，则有局长曾勉、钱潮副局长、科长曹大冶、副科长邹生。特别是红军长征的“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曾被视为“我党情报破译工作的创始人”。军队的任务是“强渡乌江”，如此重任的执行非刘伯承莫属。乌江是“天堑”，乃黔地第一大川，将贵州一分为二。小说并没有割裂式地表述真实与虚构，历史人物与构设人物之间的平衡得相对较好，如果是以情报为经纬的话，那么这样的革命历史小说需要的就不是对史实的过分忠实，侧重点应该是历史的“叙事”，而不是所叙之“历史”，小说的两条线索之间结合得颇为巧妙。“曾勉刚入伍便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个别人却以为他是赶时髦，年轻气盛受不了冷言冷语，他便一气之下撤回了申请。他不容许别人将他要求入党视作赶时髦。但是大革命以失败而收场，蒋介石向昨日同盟者挥起屠刀，同志变成敌人，共产党被打入地下，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脱党叛党。在那样一片白色恐怖中，在面临最严酷考验之时，他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在战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曲折，如扰乱敌人的一份假电报，“使中央红军绝处逢生，避免了一场灭顶之劫”。没有硝烟的战争与直接参与的战争同等重要。

小说的第二部是“侧影”，转至当代视角，也即站在当下回过头来再看“乌江引”的叙述，自属于元叙述的范畴，曾勉就是曾希圣、钱潮就是钱壮飞，曹大冶或许就是曹祥仁，邹生的原型当为邹毕兆。小说在这个部分进行了索引、考古，试图去伪存真，由虚入实。如“归队后的邹毕兆，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奖章、二级解放奖章和二级‘八一’奖章。1983年按副部级待遇离休。”同时也将第一部的人物命运引向了当代中国的语境中，重新回溯革命历史的功过评价并试图于焉传递新的关于牺牲、奉献、忠诚等宏大的观念价值。

范稳的《太阳转身》写的是一个嫉恶如仇的警察倾尽一生心力匡扶正义，为了拐卖儿童的案件奔走相告。语言很紧密，叙述的密度很大，但凡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得到了充分的叙述，机关，埋伏，草蛇灰线，足见写作者的雕琢和运筹。褚志和林芳是重组家庭，他们为了传宗接代，“褚志略施小计，花了五万元钱，就让一个中间人从那个年轻母亲的襁褓里抱走了刚刚出生三天的婴儿”，他们需要一个“健康完美的、身世清白的”的褚氏家族继承人。然而褚承却得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医生说，通过大剂量的化疗可以延长你儿子生命。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要彻底解决问题，救你们儿子的命，只有进行骨髓移植，也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这很不容易，要看配型。人物的悲剧性便是如此通过时代的与个体的命运加以输出。

小说塑造了两个反面人物赵四毛和曹前贵，普大卫说他预感到这个小孩拐骗案可能和五砎有关。另外的正面人物是卓世民和卓婉玉，前者的徒弟是普大卫。侬建光和韦小香夫妇被拐卖丢失了两个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饶有兴味的是故事展开了一种自然的生态观念，这内嵌于小说之中成为多元化的维度，尤其显露出边疆地区的壮族风光、信仰、民俗，如卓婉玉做壮族宗教文化研究等，在关注地方人文的同时，更关心每一个体的生存处境和生命遭遇。

边疆叙事是小说的一大特色，边防部队的哨所离198号界碑还有五华里远，他们只做定期的巡逻。边地的人们正在向贫困宣战，修路、打工、脱贫、振兴乡村、巩固边防，这是一场与当年守土保疆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小说里，卓世民抓到了曹前贵，但曹前贵在看守所被打坏了。“当年搞制枪窝点那个犯罪团伙，好些判刑的人都出来了。一些人改邪归正，一些人还在邪道上混。朱正把身体向前倾了倾，压低声音说，卓局，我们得到线报，他们知道你来青山市了。那个腿上挨了你一枪的家伙，道上叫高瘸子的，叫嚷着要找你算账。卓局，你从警那么几十年，在社会上结的仇家多，这里又是边境地区，你可要小心呀。这样的威胁几乎伴随卓世民一生。”刑警内贼朱正伏法，而武钢则始终和卓世民、兰高荣并肩作战，展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它是建立在一个民族血脉里的，在他们的传说中、服饰上、铜鼓上。在北回归线上，在太阳转身的地方，让我们贫穷的村庄也华丽转身，脱贫致富！大有文章可做啊晓阳县长。”小说最后，卓局的病被发现是虚惊一场，“B超和CT显示的东西应该是脂肪粒，被你们那边的医生误认为是胰腺占位”，而赶马女人杨翠华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人口拐卖的歧路。曹利群、杨翠华夫妇分别被判了刑，杨翠华还比丈夫多蹲两年大牢。刑满释放后两人下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出去闯荡过天下的人，就再不想回到自己的穷山村了。”收束时的故事是抓捕人贩子五砎，解救侬阳阳。五砎真名叫魏振武，也叫魏老虎。江湖上之所以叫他五砎，是因为这家伙从小到大一直在男扮女装。而老警察卓世民誓死与歹徒拼死搏斗，终于捍卫了一名警察的尊严，却在回程途中突发心脏病离世。无论如此，小说在艰难之中曲终奏雅：“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南国边陲，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战火纷飞、英雄辈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对外开放。因此它是云南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边陲之地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这是一场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年保卫边疆的战争。世代戍边的人们从来不缺乏爱国热情，他们是家国情怀最浓郁的一群人。他们不应该贫穷，不应该永远落后于时代。边疆富裕了，边防才会安稳。”这部小说乃来自云南的边疆叙事，以及通过人口贩卖和人性真实映射出残酷的社会现状，如是都通过富于文学性的孤胆英雄卓世民身上的铮铮铁骨加以凸显，真实的境况与虚构的拟像之间，总是相互呼应、彼此映衬的，这在小说的写作中显现得尤为明显，也尤为重要。

二、情感与理性

徐坤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好就好在其贴近现实，实际上这样的写法很难，因为我们埋身于当下情状之中，许多东西很可能一时未必能够看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虚构和想象也许得以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方案，也会照亮那些沉闷喑哑与压抑遮蔽的所在。《神圣婚姻》一开始，毛榛被妹妹毛丹及其女儿田丹丹纠缠找工作买房之事，谋划着假结婚买房，这个原本体面或高贵的群体内在的缺憾开始不断裸露。如所长孔令健，又如闺蜜顾薇薇及丈夫萨志山。以为只是假离婚的于凤仙因“前夫”贪污出事，从北京回到铁岭，却发现孙耀第已有了“现任”且有一闺女。于凤仙与孙家正面交锋，孙老爷子一命呜呼。回过头来，她与有情有义的假结婚对象炮三儿假戏真做，建立了情感。小说第二部“星星点灯”，开始讲宇宙所转企，老孔将自己的构想和畅想和盘托出。小说写出了宇宙所的知识分子怪现象，所长老孔、副所长老黄、菲利普、毛榛等，都显露了他们的禀赋与不足。随后集中描述老孔与前妻梁桂芳之间的纠葛与纠纷。前妻将孔家闹得鸡犬不宁，并指使大儿子来要一百万。前妻与丈母娘、女强人樊梨花直接对垒，最后以樊梨花的一顿快准狠的胜出告终。老孔也成功处理了由老黄和菲利普一手捏造的韩国留学生事件。毛榛则偶遇前夫陈米松及其新夫人罗小童，人世崎岖，不禁感慨。

从结构而言，几条线索平行推进。最后在沈阳桃仙机场，于凤仙与毛榛、毛丹线索交叉，唯有实干者萨志山诚得始终。他到安岭市挂职锻炼，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的经验使其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那就是“为人民服务”，投身于乡村振兴，成为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萨志山跟顾薇薇离婚，理由也来自人生的困局，但似乎显得很不充分，人物的摇摆与内心的彷徨在小说中托盘而出。“亲爱的旅人”一节里，程田田来到了坝田村的一所乡村学校支教。在她的建议和一如既往的坚持下，村里的5G信号基站建成了。小说结尾是一出悲剧，萨志山在下乡检查脱贫攻坚成果的路上遭遇泥石流，车子掉下悬崖不幸牺牲，却不知，女友吕蓓蓓已怀了四个月身孕。仿佛朽坏的部分已经埋葬，却一切都孕育着新生。

宁新路的《艾先生的个人烦恼》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部作品，可以视为当代新闻行业的怪现状与警示书，同时也塑造了艾新闻等具有“纯文化人”情怀的主体形象，艾先生经历了自身的烦恼和曲折，但始终如一，不折不挠，展现了新闻人的精神底色。池莉的《大树小虫》中写到了俞思语与钟鑫涛两人的情感、婚姻、家庭，触及了诸多当代性别议题，更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况。杨本芬的《秋园三部曲》写的是自己的母亲秋园、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写作，写出了女性的生命史，包括写她们的生活史、成长史、情感史，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写出了一曲礼赞女性的赞歌。阎真的《如何是好》写当代女大学生从毕业前后到毕业十年的生活、情感、思想历程，小说语言很细腻，拿捏比较精准，对女性的观察和表达也常有点睛之笔，对于真实、真情、真相的表达，很多时候对问题的考量都能一针见血。

值得一提的是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小说写了温书瑞营长、女主人公赵秀英、警卫班长千秋，以及任鹏举连长、姜大伟团长等，欧阳政委最后战死沙场为国牺牲。这无疑是对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直接呈现，在生活的轻松趣味中，对照着前方军事的紧张残酷。故事一直讲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21世纪新千年，讲述了赵大姐的忠贞与守持，白马也成为了她同时也是一直对她倾慕有加的千秋将军高洁精神的象征。

具体而言，赵秀英大姐在经历了刘抗敌团长和刘德文烈士两位结婚对象之后，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在她自己的身边，发现并且爱上了一个男人，这个人就是新来的欧阳政委。1945年9月，胶东军区兵力大规模渡海北上持续了七天，七天后最后一条船靠岸，标志着胶东三万大军全部渡海完毕。1947年4月，“四保临江”战役结束，粉碎了杜聿明“先南后北”占领东北的算盘，我军因此熬过了进军东北后最艰苦的时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小说在战争史实的基础上，塑造了革命主体的成长，“对于千秋将军来说，有过这样一次如沉入深水般的心灵对话和没有它完全不同。他更多地理解了大姐，也更多地理解了自己，尤其是更多地理解了他正在参与其中的中国革命”。无论是大女主的形象赵秀英大姐，还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众人敬仰的千秋将军，又或者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战士将领与平民百姓，都能见出小说所织就的人物关系网及其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镜像，他们内心怀抱着醇厚深切的情感，对军人、对亲人、对友人乃至对中国，多诚挚而忠诚，不仅映衬着作为精神和情感象征的“白马”，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真实度与深广度。

三、性别与历史

魏微的《烟霞里》描述的是一个女人的生活史、情感史和生命史。田庄的情感经验交织着她在成长中不断涌动的生命体悟，虽无跌宕起伏，却因生活实录而动人心魄，显露出一种泥沙俱下却静水流深般的城乡叙事。“搬家那天，田家明夫妇去贺喜，别的还好，只有电视机这一样，把孙月华给惊着了。私人家有电视机，她这是第一次看到。”小说试图通过年度编排的方式写出人物成长与承载的历史感，达成一种从女性的主体出发的深切体认。其中隐现着一种宏大的旨归，但又能沉下心来叙述，借一个女人的编年史，写乡镇的关系网和人情冷暖。

除此之外，小说还可视为一种地方志：“广东在吃喝上又是无所不用其极，蛆都敢吃，高蛋白！富有富的吃法，穷有穷的喝法，路边摊、大排档都能喝出花样来，那叫一个登峰造极！”而且展现了历史转圜处的人心人性，如田庄和赵小红一起偷偷在房间听邓丽君；并且与内外政治局势相互勾连，传达出一种总体性的时代气候，“《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孙月华不会留心，那时她正在李庄，筹备上县事宜。她眼里只有县城，那个光鲜亮堂的地方，那个经过她十年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即将抵达的地方。那是她梦想的终极地。她一生止于此矣！”小说的故事一路讲来，颇为悲悯通透，“随着田家明的退出，整个1980年代在田庄看来，就是一母系氏族社会。孙月华当家作主，说一不二，比得田家明就像一个装饰”。事实上，小说很多细节写得非常生动：“改革开放就是好！”很直白，跟人赌气似的。魏微勾连着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甚至是文学史和艺术史。特别有意思的是，小说汇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种种标语口号、宣传政策、法律法规，不同的文本形态和历史信息也是一应俱全，甚至直接引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内容。其无不包裹在社会政治与宏大历史之中，小说里描述田庄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如果不能说是她这一代人的追求，至少是她个人的追求，做一个生活中的人，保有日常化；简单说，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人。一个小人物。时代大潮在她面前翻飞起伏，她一旁看着，偶尔会有点小激动，同时又偶尔会为自己的激动感到害羞”。但如是之文本无疑呈现出深层的悖论，事实上在特定时期，文化与政治往往难以割裂，田庄“后来择业不慎，误入‘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后悔不及；较之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她宁愿自己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市民，那就是务实、不高蹈、不虚妄、不浮夸、不搏名、不好利———末一点使得她把‘小市民’也没做像。”小说中对于知识分子既有调侃自嘲，同时更携带着反讽和反思。“她那时也看不到，女人的成长之路何其之难，严格说来，她花了四十余年，直到生命终了都未成长。此间经过多少劫难苦痛、自我消耗、自我修炼……末了都不算了。在于后来烦了，懒得搞那么些，爱谁谁去！”田庄是再普通不过甚至令人感觉有些乏味的女性，平淡无奇的一生，乏善可陈的职业和生活。有一个好处，就是“她”因为显得平庸而不会被放置在各种既定而固化的序列之中，被各种主义和主意所挪用/利用，她始终固我，也固守自我。“田庄后来供职于岭南文研院，全称是‘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职业属性上她算是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要命啊，这三个称谓她都不喜欢，比作家还不如，更叫她脸红。”以田庄为代表以及文研院的知识分子陷入琐屑、纷争的勾心斗角之中难以自拔。“这是田家明一家的分水岭，1996年。他家的好运气结束了，被一种下沉力所牵引”，田家明从劳动局局长调去县志办当主任，随后家道中落，最后，“截至2009年，田家明夫妇已赔尽一生积蓄，掏空了台北外公，赔了江城、广州的房产，及至田庄辞世次年，河西的房子拆迁，得款两百多万也贴进去了，就这，外面还欠了三百万，抑或五百万的高利贷”，“田家明夫妇退休，尤其是老两口介入‘筑巢引凤’，田庄的苦难就算来临。”田庄最后死于心梗，躺倒在办公室的地上，以最平常最不起眼的方式告别世间。人物及其关系网络的起伏，对应着一个时代的升沉。小说的叙事者或为田庄的好朋友，一个亲密的旁观者，却以一种既投入又疏离的姿态，辅以同情之理解，构筑女性的精神轨迹和灵魂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