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艰难历程

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典型”作家

在百余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优秀的、杰出的作家。他们有的堪称现实派型，有的可叫现代派，有的是为综合派。有的专事创作，是较纯粹的作家；有的学术、创作兼顾，是学者化作家；有的从政、写作“两不误”，是官员型作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千差万别、变幻莫测的人生和文学命运。横跨现当代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高沐鸿，就是一位文学家与革命家一身二任，并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痛苦蜕变的代表性作家。在“五四”一代作家中，多少人力图跨越现实与现代这道“门槛”而未果，有的止步、有的退隐、有的搁笔，而高沐鸿却完成了“鲤鱼跃门”，尽管撞得伤痕累累。他是老一代作家中的又一种“典型”。

老一代革命家、人民日报重要创始人张磐石评价说：“高沐鸿同志是一位有影响的老作家，也是一位早期革命活动家。”⑴文艺理论家、原山西省文联副主席郑笃尊称道：“老高是开创山西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山西新文艺战线上的一代宗师。”⑵高沐鸿的人生与文学生涯，可以划分成四个时期。求学与探索时期。他1901年出生于山西武乡县城内一个富裕之家。家里种地收租、跑运输，有着优渥的读书经济条件。1918年他以出色成绩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课余到“晋华书社”借阅《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俄国革命纪实》等书籍，开阔了思想视野，打下了理论基础。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古城太原也掀起反帝反封建浪潮，他同众多进步同学，加入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在新文化、新文学的感召下，他与同校的张友渔、张磐石等文学青年，组织了“共进学社”，创办了《共鸣》杂志。宣传科学与民主，批判黑暗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他阅读了鲁迅、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等，“五四”新文学在他心里深深扎根。1922年他在山西《教育杂志》发表了一批作品，有诗歌《新诗集》、小说《梦里的爱》、评论《文学略谈》等，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潜力。1923年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当教师。狂飙文学时期。1924年8月，高长虹邀集高沐鸿、段复生及二弟高歌等六人，在太原成立“平民艺术团”，9月《狂飙》月刊在太原创刊，高沐鸿题写刊名，成为狂飙社核心成员。高长虹未等刊物出版就去了北京，《狂飙》第二、三期合刊11月出版，由高沐鸿编辑、发行。1925年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创刊，高长虹协助编辑，约高沐鸿撰稿。高沐鸿从1925到1926年，在《莽原》以高成均、劣者笔名，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共17篇，有多篇如《力的缺乏》《城头》等排在首篇位置，可见鲁迅对高沐鸿作品的看重。1928年高沐鸿在高长虹的多次邀请下，离开太原前往上海，与高长虹、柯仲平、高歌等编辑《狂飙》周刊，出版狂飙丛书，为文学社做出重要贡献。从1924到1928年五年间，高沐鸿在教学、编辑、社会活动之余，创作了大量作品，出版了诗集《天河》《夜风》，小说《红日》《狭的囚笼》等，成为他创作上的高峰，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与方法，也成为他的坚定追求。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1929年春，高沐鸿因病回到山西武乡老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抗战开始。从此时到1949年的18年间，高沐鸿全身心投入革命战争和农村斗争中，在文化、文艺战线做出了创造性工作。1933年他再次回到武乡，与本县进步青年创办《武乡周报》，宣传革命。同年，武乡地下共产党组织在高宅秘密成立。1936年在北京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由同乡常芝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接受中共山西省委派遣，与徐子荣、王玉堂等到晋东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出任榆社县抗日县长。1939年，根据地“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成立，高沐鸿被选为主任兼驻会秘书，创办《文化哨》油印刊物，同年还担任《黄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创刊《文化动员》杂志。1941年改任太北文联主任，创办并主编《文艺杂志》，同时参加抗战宣传、农村运动。1949年7月，率太行文艺代表团，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全国文联委员。这一时期，由于工作、环境等原因，他的创作数量不多，而在小说上有几部厚重作品，一步一步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深刻转型。尽管转型并不彻底、纯熟，但已然是难能可贵了。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东山王》，中篇小说《美满家庭》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沐鸿在山西省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首届文联主任，领导全省文艺家建设山西文艺事业。1950年又调任山西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转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的多篇文章受到批判，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他于1970年全家“下放”武乡县，1978年他的冤案彻底平反。1979年在山西省政协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8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0岁。这一时期的30年，他的人生命运曲折艰难。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他依然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追溯战争历史的诗歌；还有一些具有反思性的文学评论；小说创作有二部作品，写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自传体小说《福福的动植园》，中篇小说《年轻的伴侣》。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尽管他竭尽全力追踪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但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文学依然影响、制约着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矛盾中交织，在交融中对峙。

山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他们承传“五四”文学精神，更多汲纳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那一时期创作了文学的奇迹。但随着新文学向“左翼”文学、向抗战文学的转移，他们的创作就难以为继了。譬如高长虹，二十年代创作了一批现代小说，三十年代之后就中断了小说创作；譬如高歌，二十年代是“最先锋”的小说家，三十年代之后告别文学，毅然辍笔。譬如赵树理，他三十年代前后创作的小说沿袭的也是现代小说的路子，他用十多年时间一边在民间流浪，一边探索通俗化、大众化文学，才终于在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获得成功。高沐鸿效仿的是赵树理的路子，同样取得了可喜成就，但却没有进入自由之境。

高沐鸿是文学上的全才，诗歌、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小说，均有一定建树。但最突出的是诗歌、小说。他的散文随笔有二十多篇，重要作品有《寄友》《烟火之气》《略话往事》《随军杂记》等；文学评论近四十篇，代表作品有《序〈前线上〉》《论到中国的“民族精神”》《学习鲁迅先生》《几个问题的我见》等。他是以诗歌著称的，早期的《天河》《夜风》《湖上曲》等长诗，表现了年轻一代的反抗、理想，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腐败。后期（建国后）的《太行吟》《寄茶歌》《黄河一澄清》等，回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风云，具有史诗的品格。曲润海评价说：“他的诗总是感情真挚，饱满，热烈，奔放，形成他的诗风的主要特点。”⑶他在小说创作上成果丰硕，短篇小说有《梦里的爱》《老人生涯》《网罗》等15篇，中篇小说有《狭的囚笼》《东山王》等5部，长篇小说有《红日》《少年先锋》，此外还有已经散失的《遗毒记》，共3部，总计23部（篇）。诗歌总字数折合约45万字，小说总字数54万字。1987年武乡县成立编委会，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高沐鸿诗文集》（上下），总字数126万字，尚有许多作品没有找到，有些作品未能收入。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是他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体现。高沐鸿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理念是复杂的、矛盾的、发展的，走过了一条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不平坦历程。高沐鸿作为狂飙社的核心成员，高长虹、高歌的文学思想，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文学思想也在影响着高氏兄弟。他们并没有系统的、准确的理论阐释，但在他们的创作以及零散的言论中，体现了共同的、相近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追求。18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成为高长虹以及狂飙社成员效仿的文学“样板”，前者主张“自由”“个性解放”，歌颂“天才”“创造”，表达人类内心感情的冲突和奋进精神等，成为狂飙社成员的思想和文学宗旨。歌德、席勒是他们崇拜的代表作家。此时正在译介、流行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创作方法，也契合了狂飙社成员的艺术追求。在2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狂飙社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理念，显得更加新潮、激进。鲁迅的人生与文学思想，对高沐鸿有着深刻而永久的影响。现在还没有史料证实高沐鸿与鲁迅有实际交往，但他们心灵是相通的。从1936年到1956年，高沐鸿写过4篇关于鲁迅的评论：《鲁迅先生逝世了》《学习鲁迅先生》《鲁迅的教训仍然是今天的教训》《从鲁迅先生想到》，他从“发掘老中国的痈疽”“向旧势力的坚韧斗争”“中国的镜子”等多种角度，对鲁迅作了至高的评价。上世纪30年代之后，他进入革命根据地，担任宣传文化以及文学方面的领导，他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文学创作上率先垂范，向革命现实主义转型，向通俗化、大众化迈进。他在1946年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时说：“我们应该‘替’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写文章。”“我们还应该‘教’老百姓说话，教老百姓写文章。”“我们更应该‘学’老百姓说话写文章。”“我们也应该‘为’老百姓说话写文章。”他还深入论述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据说，赵树理同志在通俗化这一工作上，曾经下过二十年的工夫，这该是真实的。”⑷从文学思想与理论上讲，高沐鸿已经谙熟革命现实主义，但在具体创作上，则要困难得多。

董大中评价道：高沐鸿“无论是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负太行文联的领导工作，还是建国初期担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他在组织、推动山西省的文学创作上，都曾付出很大的心血，是不言自明，无需多说的。”⑸从30年代主持《山西日报》“前线上”专刊、《太原日报》“开展”副刊，创办《文化哨》《文化动员》，到40年代创办《华北文化》《文艺杂志》，到50年代创刊《山西文艺》，他精心办刊，扶植新人，甘做人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作家，形成了山西文学开放、质朴、厚重的文学精神与传统。

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

袁可嘉在谈到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继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而进入的。1915年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笼统地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这是目前所知我国较早涉及现代主义的文字。自此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在长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评论，时起时伏，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阶段，形成过三次高潮，即‘五四’前后，30、40年代和80年代。这种起伏变化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是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相联系的。”⑹

狂飙社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如高沐鸿是1922年，高长虹是1921年，高歌是1924年。而兴盛于20年代中后期。此时已是“五四”落潮期。效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整个“五四”时代的一股强大潮流，但在取法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很多作家也汲纳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形成一种“拿来”“兼容”的状态。譬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都是如此。现代主义文学方法，有一种自身局限和缺陷，借用其他方法可以适当校正和避免。由西方引进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共同构成了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冲击、改变着中国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实现了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变革与转型。

从封闭的山西走到北京、上海的狂飙社年轻作家，却勇敢地选择了最新潮的现代主义文学，譬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等。他们并不拒绝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却有点看不上这些相对落后的文学方法，更愿意取法最新潮的文学方法。这是他们的大胆，也是他们的盲目。1927年高歌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小说集《清晨起来》，他在封底的“广告”中称：“世界的文艺潮流，已脱去陈腐罗曼主义与写实主义，渐渐从象征主义走到表现主义了。我国的文艺运动，尚不出于罗曼与写实两道。即近日轰传的唯美主义，也不过罗曼主义之一支流。‘狂飙’的文艺态度，本在打破一切流派，而直造艺术之堂奥。其所辟途径，且有侵越象征、表现之势。”⑺这段不被学界关注的论说，恰好集中表达了狂飙社作家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态度，对现代主义中的表现方法、象征方法的推崇。1930年，狂飙社人去社散，高沐鸿回到山西，在《山西日报》副刊“前线上”发表文章，说：“所有的世界艺术的新潮，举两个例来看吧：如德国的表现派，和新噪的世界的新写实主义。”“表现派吗，那是个精神的佛界，但显着极度的现代的混乱，深入而幻化，离平常的现实很远。”“新写实主义呢？……它的规律，看去崭然异于过去艺术的；不过是‘集团的’一个观念。”⑻从这番话里，可以窥见高沐鸿对表现主义的青睐和反思，对新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鄙薄还有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