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中国传统文学视野中的《秦岭记》

一

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秦岭记》无疑是独特而唯一的，而且是只有贾平凹才能写出来的作品。

因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出《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的贾平凹，已经开始显现出他与众多当代作家的不同了。他与众多当代作家“深入生活”的不同，不是大伙儿集中起来，到某一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介绍，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所谓“？风”。他是像古代《诗经》《汉府》的采集官一样，走到民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跑，走到那，住到那，吃到那，细细地倾听民间的声音，收集民间的民俗民风民情。他与众多当代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同，复古或拟古的趣味极浓，走的是几十年来当代中国作家很少见的先秦文章、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人笔记、明清小说的路子，书写的语言就和众多的当代作家不一样，文白相杂，古态野趣，很是异样。在众人都被现代化思想启蒙的时代，都在竭尽全力拥抱现代派文学，汲汲然走向世界文学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派和文学行为，很被众多评论家和作家不理解，他这是要干甚？开历史倒车？附庸风雅，装古卖旧？

好在贾平凹一直就是一个“从没说过一句硬话，但又从没做过一件软事”的文人。你大声说你的，我埋头做我的。各吃各的饭，各做各的事，各有各的爱好，你喜爱你的，不能不让他人喜爱别的，井水不犯河水，天下自古皆然。

写到《老生》《山本》，贾平凹开始写出了“海风山骨”，我就知道，他应该写出一部正儿八经的关于秦岭的书了。本来，《老生》《山本》就是写秦岭的，叫《秦岭志》都没说的，却因为他的书名都是两个字的，小题大作，叫了甚《山本》一个怪怪的书名。好在里边那个麻县长，战争动乱中，苦闷无聊，写了一部叫《秦岭草木记》的著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贾平凹一直想写这样的一部关于秦岭的书呢？

终于等来了，就是这部《秦岭记》。

正如贾平凹所说：“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就有了的，只是有没有宿命可得到。”（《废都》后记，《关于小说（贾平凹文论集卷）》，杨辉、马佳娜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4页）

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上至后来的《太白山记》等，都表现出了与众多“寻根文学”的迥然不同。它展现出了一种“来自民间的美好人情”，且以“一种清新、纯扑的笔调营造出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贾平凹在尝试一种新的笔墨，有浓烈的古典文学的艺术气韵，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有意回归”，是在当时直至当下一直时兴的“在西方经典小说叙述形式之外”，以“中国文人笔记小说这一传统形式”，表达出他“对古典美学意境的追求”。（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前版，第285，288页）贾平凹的这种自觉延续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气脉的志怪笔记写作，引起了汪曾祺的高度关注。他一直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传统，一为唐人传奇，一为宋人笔记，他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他一直在从他的老师沈从文那里汲取营养。他突然发现“吾道不孤”。当然，他也已经看出来了，相对于他的“安于小”“不动声色的时候居多”，贾平凹“气概要大得多”，而且有“为天地立心的野心”。（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1页）贾平凹一直是两副笔墨，在写小说的同时，多用传统文人的情调和手法，不停地在散文的园地里耕耘，就是在小说的书写里，在现代性思想做底子的笔墨下面，不忘中国人的性情，多有志怪和闲笔，诸如《天狗》《逛山》《五魁》等等，一直在写民俗风情，比及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野情私念，在性灵文学中探究着人性与天道。心性近于晚明文人，多是细致入微的情感描写，文态高古，“擅用‘破笔散锋’，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是有层次脉落的联系，且其中真气淋漓而温暖，又苍茫浑厚。”“他的小说人物不夸张，朴素沉着，有人郁勃黝黯，有人孤寂无奈，人物的宿命里有世情的苦涩和悲惨。”（穆涛：《先前的风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一直到《老生》《山本》，除了生老病死、战争运动、性情人性、天道人心之外，有了更多的“闲笔”，儒释道的气息遍布天地人三界，不是讲《山海经》，就是著《秦岭草木记》，都在琢磨着“古老的中国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如何表达出来”，他深深地感悟到，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成功，虽在追逐全世界的现代性先进趋向而浪花飞扬，但其“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贾平凹：《四十岁说》，《关于散文（贾平凹文论集卷）》，杨辉、马佳娜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113页）于是，他向往“大汉雄风”“盛唐气象”，有意识地向“海风山骨靠近”，文学书写重整体、重情感、重气韵，兴趣重在两汉文章风格上，追求“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憾，以尖锐敲击”。（贾平凹：《带灯》后记，《说贾平凹》，林建法、李桂玲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这样，才终于有了现在的《秦岭记》。

当然，贾平凹的这种文学追求引起了好多评论家的注意，并出现多种解读。新世纪初，郜元宝就反复申论他作品中的这种“雅”与“俗”的问题（《序言·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孙郁也认为，“说他旧，又有新奇的气象，说其新，可在内心却是旧书堆中人。就这样不古不今，亦今亦古，我们看他，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贾平凹的道行》，《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谢有顺在《背负精神的重负———谈贾平凹的文学整体观》中说：“最令我惊讶的是，贾平凹在自己的写作中将一些别人很难统一的悖论统一起来：他是被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不但不传统，而且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与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84页）黄平则从“实”与“虚”“诗人”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中，来阐述他的写作，其作品中“既有形而下的人事书写，又有存在之上的意想世界的精心营构”。（《贾平凹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好多评论家则从现代性等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去分析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自然会发现很多“问题”“病象”和“乖违”（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有的甚至认为他的作品“落后”“守旧”“反现代性”“反文化”和“反真实”。其“文化”即为“现代文化”。其“真实”，也是在现代文化的理论话语框架之内的真实。（李建军《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随意杜撰的反真实写作———再评〈废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草率拟古的反现代性———三评〈废都〉》，《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王侃在《批评家的立场冲动：资本转账与学理包装———近十年文学批评辩谬之一》中，对这种动不动用现代性的西方文学理论硬套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比及贾平凹作品的“反现代性”等问题，提出不同的批评。他追问道：“既为‘拟古’，奈何以‘反现代性’苛之？是否‘拟古’就是‘反现代性’？是否反了‘现代性’，文学就庸俗了、拙劣了、肤浅了、病态了？什么时候起，‘现代性’成了文学审美判断的唯一尺度？”（《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转引自杨辉《“大文学”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093页的注释1）

正是在这种评论家们对现代性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反思中，人们开始逐步理解贾平凹的文学写作了，开始逐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学的思想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秦岭记》终于出世了。

三

《秦岭记》，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次致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返本开新”。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古代文学自然不同，没有史诗，戏剧的出现也比较晚，早期的文学可能就是神话、传说和历史写作了。因此，历史在中国文学系统中便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形成了包括“历史”和像小说这样的“准历史”写作的一个文学的传统。在《说文解字》中，“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由此可见，“史”的本意就是史官或写史的部门。在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书》《左传》《周礼》中，都提到了不同的史官和史家，并简单地对他们的职责进行了描述。“比如在《周礼》中就列有周朝宫庭中史官的不同名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等。这些史官的职责是记录事件和言词，保留资料和文件，起草官方文书，宣读政府决定，参加宗教仪式和国家典礼，观察天象，造历，观察并统计自然现象。早期的史官更像个官员，而不是过往的自由探寻者。”（[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王玮译，冯雪峰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1页）他们其中有些人就是中国文学最早的写作者。后来，“史”才获得了其他含义。至少在司马迁时代，“史”开始指代史家的记录或史料。从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中可知，已经不再仅仅指由太史令这样的官方史官所保有的记录了。同时逐渐的，“史”开始也指代一种现实的种类了，开始向文学靠近了。当然，在古代文献中，现存的“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小家珍说”，是《论语》所说的“小道”“小艺”，是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农夫、匠人、医者和巫师的技艺，是为君子所不屑的一种工作。这才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学最早的写作者的模样，它不是为官方皇家服务，它来自于人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更早的时候，《左传》中就记录了一次在鲁襄公十四年乐师师旷和晋侯之间的对话，其中云：“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师旷在界定了统治者与臣民的社会关系后，指出了各自的适当位置、艺术功用，以及历史和小说的用途。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列在诸子类，放置于儒、道、墨、法、阴阳等十家之末，他开始把小说划归为哲学类的作法，在后代官修史书中一直沿续下来。至唐代荀勖修《隋书》始，中国史家开始将所有写作归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中，小说是子部的一个分支，小说被等同于哲学与诡辨，它对主流话语的“经”形成竞争和挑战。从此将小说家视做稗官，并赋有报告、保留文件、规谏、矫正等功能。

六朝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搜神记》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者干宝就是西晋的太史令，也是《晋史》的编纂者。他在《搜神记》的序言中说，这些超自然和神秘的怪异故事不是编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搜集来的，也是历史实录。作者用平淡、简洁和流畅的叙事风格写成，“它们不是作为想象性的作品被评价的，反而是被当作有缺点的、非官方的历史，历史的补充或者历史的资料来源。”（[美]鲁晓鹏：《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王玮译，冯雪峰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创造了一个系统化的分类法，在其《史通》一书中专设“杂述”一章，将偏记、小录、佚史、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类“史之余”的小说材料归入其中，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到了明代，学者胡应麟开始对小说进行了文体的归类，即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都是小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4页）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著作《文史通义》，被人称为中国历史思维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两个令人吃惊的重要观点：六经皆史，六经皆象。“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周易》《乐经》和《春秋》。这不就是中国古代的“文章”吗？他在其著作中一开头就亮明观点：“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还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文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他还把象分为两类，“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并说：“道也者，成象之谓也。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44页）今人陈世骧、普实克、高友工、王德威，则认为抒情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以字的音乐组织和内心独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章，传统的文学，都是叙事的、立象的，而且是抒情的。自然而然，叙事、立象和抒情，就发扬光大，真正的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三大传统。

《秦岭记》就是从此而来的，汲取先秦文章、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人笔记、明清小说之写作精神，既写“天地自然之象”，又写“人心营构之象”，采集于民间，搜罗于乡野，志人志事志物，“笼盖四野，茫无涯际”“包罗万象，纷然杂陈”（李敬泽语），成为当今文学的一大奇书。

四

《秦岭记》，当然是《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等散文的继续，也是《怀念狼》《高老庄》《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山本》等小说的再写。实际上，贾平凹从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本小说集《山地笔记》就开始写秦岭的历史地理和现实生活了。他还有一本《太白》小说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和《故事生灵》的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都是写秦岭大山里的奇特人事和动物生灵的。他的小说中总是有散文的别致，散文中却总是有小说的写法，你分不清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虚构的，不管是“自然的天地之象”，还是“人心的营构之象”，其实都是天地之间的万物万事的已显之象和未彰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