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张爱玲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她的创作涉及散文、小说、剧本等多个领域，其中最具成就的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以小见大，从描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爱情、婚姻着手，以女子为主题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面貌与价值观。她的小说既有对简单人物故事的描写，也有对人性、时代的思考与剖析。本文致力于探讨张爱玲小说所蕴含的丰富价值观，透露她对人生面临困境的解答与追寻，揭示当时世俗的社会现状，给迷失中的人们敲响警钟。

一、张爱玲笔下的女子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根植于现实生活，所以作家的写作风格与题材和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经历密不可分。作家的作品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处处闪现着作家自身的影子。就拿张爱玲来说，衰落的名门世家、分崩离析的家庭环境、所接受的封建与西式的教育，这样独特的经历，使她本身对于人生与命运有了与众不同的认识。读了她的作品，其中不难看出这些文字大多是从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出发，所以她笔下女主人公的命运也或多或少地折射着她自己的影子。也正是如此，她对于传统家族中女子的那些不幸的遭遇与尴尬的处境有着更加深层次的认识。

张爱玲是以一种审视与剖析的角度，从反面为我们展示了女子在黑暗人生中的沉沦与堕落，虽然刻画了一个个不同的角色，但她们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她们都是以牺牲自身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幸福。

二、以曹七巧和葛薇龙为例

（一）不同的成长环境、性格、背景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出身低微，家中做着小小的油麻店生意，因此她经常打理家中的生意。长期处于这样的市井生活中，她逐渐养成了泼辣、大胆的性格，这个时候的她是一个鲜活的、充满生机的少女形象。但是因缘巧合嫁入身为大户之家的姜家，这巨大的门户之别就为她后来的改变埋下了伏笔。首先，是她低贱的身份，因此无论是妯娌还是下人，都处处瞧不起她，导致她长期遭受着排挤与冷落，让她潜意识中就十分自卑。而畸形的丈夫无疑更是加重了她的这种情感，因此，她不吝在各种场合提起她的丈夫，妄图以这样的方式去排解自己心中的压抑和苦闷。作为一个健康的正常女子，她无法接受这种现实落差，于是她逐渐变得尖酸刻薄起来，用挖苦、怒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去维护自己的尊严。内心长期的苦闷，使她更加的颓废，不仅染上了鸦片，而且在家中更加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对谁也不避让，即使是在小姐、太太面前也毫无顾忌，这样更加剧了别人对她的鄙视。而姜季泽对她的利用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毁灭了她心中的最后一丝人性，使她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享有良好的教育，但为了求学，她来到了姑妈家。起初，对于姑妈的行径她从内心来讲是十分鄙夷的，她相信自己能够坚守底线。但是，当见识到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后，她的内心也逐渐产生了动摇。留在这儿两三个月后，她更是逐渐被周围的思想和环境同化，从希望完成学业来寻找帮助者，到被优越的生活所迷惑，再到成为姑妈和乔琪的利用工具。这时候她已经发生了改变，她的软弱让她难以反抗，她的本性也不允许她离开这样安逸、享乐的生活。

（二）同样的命运

虽然，她们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但她们却都有着同样的命运。曹七巧不但希望自己能够不再因为身份而被人诟病，而且向往一个正常的婚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所渴求的难以企及，她心中对幸福的期待也全然破灭，便从期待转化为毁灭与憎恨。儿子的婚姻、女儿的幸福都被她恶意地嘲弄。她千方百计干涉儿子的夫妻生活和女儿的婚姻，逼迫儿子和妻子夫妻分离。对女儿的婚事胡搅蛮缠，使女儿婚姻屡屡失败，跌倒在婚姻的门槛上，直到将儿女的幸福全部断送。在潜意识的寡居者护犊心理的驱使下，她反过来“食”了自己亲生子女的幸福，她已然从一个受害者转化为一个施害者。而葛薇龙，她内心深处始终清醒，但她不愿去深想，为了看似安逸的生活，即使知道自己的下场，但还是选择了这条不归路，因此一步一步成为姑妈和乔琪的谋取利益的工具。

三、相似命运的根本原因

其实表面来看，导致二者最终落入相似命运的原因并不相同。

曹七巧悲剧的开端是由于被卖入姜家，因此最初她的命运悲剧是由兄嫂引起的。而她也在被卖后的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与困境之中逐渐走向自我毁灭。所以，曹七巧更多的是受环境的影响和他人的推动。葛薇龙则是出于本身性格的软弱与虚荣。这一点从她刚进姑妈家，便已经被优越的物质生活所吸引即可看出，那么她是他人有意识的引导与自身对优渥生活的渴求所导致的。而她们自身的追求也大不相同，葛薇龙追求爱情，甚至为了维系表面的爱情，自甘沦为交际花，忘记了最初单纯、向学的自己。曹七巧在少女时期也有过沐浴在阳光中细碎的喜悦，却为了金钱守着自己不幸的婚姻，甚至在面对自己曾经爱过的姜季泽时，也是始终保持冷静，最终在金钱堆成的坟墓中死去。

（一）长期以来的社会环境

当时的社会环境注定了女子难以有好的出路，因此女子不能凭借自身的本事获取生存。所以，当葛薇龙发现凭借自己根本无法谋生之时，她选择了以结婚作为唯一改变自己命运的突破口。而曹七巧也是一样，她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如果说被兄嫂做主卖掉是她走向另一种人生的开端，那么她以麻痹自我来换取片刻的放松便是她走向自我放弃的开始。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无论是曹七巧还是葛薇龙，最终走向相同命运的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分不开的，当她们身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她们本身是没有能力去反抗的，于是便让自己与这社会融为一体，从而去获取片刻的自我安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不自觉地就会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却不自知。张爱玲之所以将小说中的重点放在了这些女子逐渐从单纯、善良转到迷失的过程上，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就是想通过她们前后人生的差距为对比，来突出角色的凄凉和社会的残酷。因为这些女子从根本上来讲既无法从经济上独立，也无法在人格上独立。而她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以自身为资本来换取一场看似能够给予她们长期保障的婚姻。因此，在这里她们将婚姻打上金钱的烙印，将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利益取而代之。她们以为通过婚姻能够使她们获得美满人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途径，只可惜事与愿违，这看似顺遂美满的道路却恰恰成为扼住她们命运的枷锁。

（二）女子自我强烈的依附心理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恰恰反映了一定时期特有的现象与现实。这体现出当时社会界定下的女性的生存价值标准已经内化为她们自身对于人生的抉择，影响着她们的言语与思维，所以在此基础上她们所进行的反抗也只是苍白无力的挣扎。其中以葛薇龙为代表的女性追求爱情，甚至宁愿牺牲自己，其实这正是自身独立意识的缺乏和对社会现实认识的不清醒，再加上环境的压迫与自身的软弱，最终还是成为社会的俘虏。表面来看“是她对爱情服了输”，实则是她对于当时社会的屈从。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追求金钱，甚至愿意为此去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儿女的幸福，只为短短数十载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并未真正让她活得更好，反而在精神的枷锁中苦苦挣扎，从一个正常的女子变得面目可憎。

张爱玲深刻地认识到这些看似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子，实则只是披上了文明的皮，她们的内心仍然残留着深厚的传统思想。不论是葛薇龙也好，曹七巧也罢，她们对金钱与正妻名分的看重都体现了她们内心不自立的心态，她们丝毫没有认清现实，没有自觉主动地寻求自己的出路，没有意识女子只有自身独立了，才能不被摆布，才能从根本上去摆脱束缚自己的枷锁。所以，她们的反抗也只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垂死挣扎，是苍白无力、不彻底的，她们本身的挣扎也只是获取保障换得安全感的手段而已，不论是感情还是婚姻中都是如此，她们处处受社会操控，毫无反抗之力。的确，中国长达数千年以来都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也与女性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她们最后逐渐踏入命运的牢笼也正是由于自身对于金钱与情感的缺失，因此为了求得自己所谓的圆满，用自己来迎合这个社会，最终她们身上最初的人性与美好也慢慢地被社会蚕食。

张爱玲以女子的视角来描写故事，又通过环境的烘托与动作的刻画，来达到映射内心的效果，但无论是怎样的描写，这些景物总是和人物的改变有着莫大的关联，也使读者更好地将景物的改变与当时的思想意识、生存状况相联系，去理解小说的内涵。以《金锁记》当中贯穿全文的月亮这一意象为例，小说一开始便以三十年前的月亮为我们奠定了小说的基调，结局以“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句话又总结了人物最终的命运。其实，这些女子不论姨娘也好正妻也罢，她们作为女子从骨子里仍然散发着强烈的依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殊死搏斗，而这种相互之间的残害其实远远比任何外力更加可怕。正如曹七巧，在丈夫死后便以儿子为依附对象，所以她见不得儿子婚姻美满，对儿媳芝寿刻薄尖酸;对自己女儿婚姻也是嫉妒破坏，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的人伦惨剧，使小说中所有的女性都以悲剧收尾，这也为小说笼上沉重的阴影。在那使人汗毛凛凛反常的明月照射下不停流泪的芝寿，在母亲的尖刻话语中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存在的长安，甚至临死前回忆少女时期的曹七巧。这种种画面都将她们心中最深的痛苦、无奈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而她们身上曾经所有美好的事物—曾经年少时候的单纯天真、对未来的憧憬，都逐渐在时光中湮灭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虽然接受西方的教育，但在思想上却还是没有改变，希望以婚姻来换取自身的物质保障。结尾时，在热闹的新年里，葛薇龙与乔琪边走边看集市上的陈列品，在看到那些女孩子时，她说道：“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这句话已经道尽了她的无奈。这句话也带着对自己的嘲讽和讥笑。故事的最终结尾，便是葛薇龙流着泪与乔琪坐在驶向黑暗的汽车中。其实葛薇龙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被梁太太与乔琪操纵的工具，她甚至也感到自己未来的恐怖，她明白自己已然成为了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此时她的哭泣与恐惧映射出她原本美好希冀破灭的事实，更凸显了她依附意识失败后的无奈—对于未来她无力改变，于是便只能任人宰割，向命运低头。这结尾意味深长的描写，也使得承受生存压力的葛薇龙那不可名状的浓浓哀愁在此蔓延开来，同时也让人对当时人民可怕的生存现实有了更深的体悟，这些女子便如同温水中的青蛙，起初她们或许也有过挣扎，只是慢慢地便被这社会所同化，身陷泥潭而不自知。葛薇龙正式出场便是由于父亲没了差事导致学费短缺，而后姑妈与乔琪为了维持自己优越的生活也将她当作诱饵。而曹七巧则是被兄嫂卖了换钱，而后连深爱的姜季泽也只是为了金钱而靠近她。

由此可见，这两段婚姻的主题便是金钱与爱情的纠葛。虽然两者各有不同的悲剧之路，但是金钱却总是她们悲惨命运重要的推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爱玲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投注在作品之中，将葛薇龙和曹七巧这两个女性的生存现状、封建文化和现实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她笔下的这两个女人虽然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身份经历，但这些女人无论是卑微地活着还是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角色也更具深层次的意义，也使她的作品更具价值。

总的来说，无论是曹七巧还是葛薇龙，都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张爱玲用这个时代的小人物来展现了时代的特征。从希望到破灭，再到毁灭，这种命运的轮回不得不让人感到唏嘘，尤其是张爱玲将人物放到时代中心，对现实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刻画，从侧面体现了张爱玲对那个时代的不满。对新时代的女性而言，女子精神上的独立，是避免这种结果的重要手段。张爱玲对人物细腻的刻画，也是为了去警醒新时代的人们，应该去做一个精神上的独立者，不要成为一个悲剧的人物，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