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故乡（二题）

煤油灯

夜晚，独倚在春江第一楼的木格窗口，看着富春江沿岸的灯火点亮了这座城市万千芳华。

细细品味我在富阳的五年移居生活，有跋涉，有挫折、有疼痛、有反思、有回味、有失去、有收获。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美或不美，都无关紧要，在密封的时间线条上，事件的发生与结束、事物的缺陷与圆满，无疑会刻下清晰的烙印和引领自己走向另一个起点。

感叹之余，望着折射在富春江里的灯影，忽然想起以前我曾给女儿讲述我童年时代使用过的煤油灯。女儿是在城里生长的90后，在她的认知里根本就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只是听我讲述，认为这是已经绝迹了的古董。

20世纪70年代，我家有两盏煤油灯。一盏是全身玻璃制造的罩子灯，最下面是一个圆盘底座，中间是鼓形瓶身，可以装二三两煤油。灯头是铁皮做的，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一个两头细、中间粗的圆柱形玻璃罩子卡在上面，明亮又高贵。灯芯也是专用的棉布条，灯头下还有一个小小的旋钮，可以转动调节灯芯的长短，控制灯光的大小。这盏煤油灯是父母从省城下放到农村时特意带过来的，样式与集镇上卖的不同，而且还多一个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家拥有这么一盏带伞的煤油灯，在村子里就成为人们谈资的话题了。不得不承认，我家用煤油灯是最早的，它的确是整个村子最漂亮也最明亮的灯。可以把它吊在屋梁上，它放出的光，晚上在屋里就如同过白天，方圆一米的地方可看书写字，整间屋子都充满亮光，即使有一根绣花针落在地上也可以寻得见。父母亲很爱惜它，三天两头就要用棉纸蘸少许煤油，将玻璃罩子上的油烟擦净，时刻都要保持它的清洁明亮。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盏煤油灯。

另一盏是我和哥哥自己动手用墨水瓶做成的简易又朴素的煤油灯。

把用过的墨水瓶洗干净，在墨水瓶盖中间钻一个圆孔，用牙膏皮制作一根筷子粗细的灯管，搓一根棉线或碎布条穿进灯管做灯芯，把它插入瓶盖的圆孔中，拧紧在瓶口上，煤油就顺着灯芯浸透上来，就成了灯头，这时用火柴就可以点燃这盏小小的煤油灯。

煤油灯做好以后，母亲还细致地告诉我们一些煤油灯之用法，说法之多，至今记得一清二楚：煤油灯燃着时，灯火要缓缓由小而大，以防墨水瓶骤然加热，有炸裂之患。熄灯时，灯火也要缓缓由大而小；煤油灯的亮度由露出灯管的灯芯长短决定，挑出的灯芯长，火苗就大，四周就很明亮，但容易结灯花。老一辈人说灯花的出现，是吉兆，不要剪它。时不时要用细铁丝挑拨一下，不然很费油；如果燃着时不显亮，可用一小块樟脑，置于油中，光必明亮……母亲絮絮叨叨的叮咛，就像摇曳的火苗，让我记忆尤深。

小小的煤油灯不知从哪个年代起，就开始点亮山村漆黑的夜晚，照亮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生活。在我记事时，没有见过其他的灯，就连蜡烛都很少见。只因我们老家那会还没有拉上电线，没有电灯可以使用，每家每户最常用的就是煤油灯。

其实，即便是煤油灯，也不是可以铺张浪费的。所以，不论春夏秋冬，多数人家的夜晚一般都不怎么点灯。吃过晚饭，人们大多早早上炕入睡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讲古聊天，打发暗夜里的时光。

那时村子里的人家，晚上点煤油灯的，要么是农忙时天黑了才回家烧饭吃，要么是家中来了重要客人，要么是婚丧嫁娶，要么是逢年过节……不然多数人家舍不得点灯，因为买煤油的钱太难挣了，而且供销社也经常断货，有钱也难天天买到。

现在，老家早已用上了电灯，但上年纪的人在一起说起往事，脑海中常常跳出来煤油灯。小小的煤油灯，的确跟儿时很多温暖的记忆有联系。

夏夜，我们在院子里小桌上吃过晚饭，大人们到一边拉呱唠嗑，我们就蹲在小桌上的煤油灯旁，捕捉一个个扑火的青虫。有时也利用这不能照亮全院子的灯光，在半明半暗里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院子里有了这盏灯，一切都像蒙上了轻纱，诗意朦胧。

在农村读书，其实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比不上城市。老师们讲完课，并不留多少作业。我们大多是在家自习，一般自习时，差不多都要到晚上。因为每天放学后，要先帮大人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等到晚饭过后，放在土炕上的饭桌就不用撤下来了。母亲就给我们点燃那盏煤油灯。她虽然不认识多少字，但对我们学习所用的一切都不吝啬。这盏炕桌上的煤油灯放在饭桌中间，昏暗的灯光闪烁着，朦朦胧胧地映照着我们几个兄弟的脸蛋儿。有时作业写得厌倦了，我们就在灯影里做游戏。姐姐会借着煤油灯光在墙上给我做“手影”。随着她的手指变化，墙壁上轮番地出现小狗、小猫、小鸟等各种动物。

晚上睡觉前，为了节约油钱，我们要把煤油中的灯芯撚小，此时，火苗也好像眯着眼，在陪着我们打盹。我们慢慢睡去了，可母亲还在煤油灯微弱的光影里为我们几个小孩子做针线活。夏天一茬布鞋，冬天一茬棉鞋，都是母亲每年迎时按候必须要做的营生。被煤油燻久了，母亲的脸上都是油烟，第二天洗脸，鼻孔里黑黑的，鼻子也经常发炎，后来就留下了鼻炎的毛病。此时，她面前的煤油灯被门窗缝里吹进来的一丝冷风吹得微微摆动，似乎随时都担心它被吹灭。室内是静寂的，窗外是静寂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如豆的灯光像一个懂事的小女儿，默默地陪伴着她。母亲的身影投在墙上，形成巨大的剪影，如银幕上的特写镜头，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母亲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自己开垦的荒地里、锅台前、煤油灯下度过。

父亲爱讲故事，不过只会讲很少几个，但他却能不厌其烦的反复地讲，而他忠实的听众，也只有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必然是在临睡前的灯光下，时常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父亲就坐在炕沿上，兴高采烈地讲起来了。

“话说关公在曹营里，曹操待他可真不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可是哪知道这个关公……”我知道他下面又要讲过五关斩六将了。果然，他一口气讲到关公和张飞在古城相会，“啊呀，那个张飞在城楼上，气冲斗牛，只听他大声喊道，关某人呀，你好不要脸……喂，你怎么睡着了？”讲到最要紧的地方，父亲发觉母亲睡着了，故事也突然停顿下来。

“嗯，嗯，没有，没有。”母亲支吾着，一面又抚摸着我的小脑瓜。

我这时也觉得眼睛发涩，呆望着灯罩里昏黄的灯光，渐渐这灯光充满了我的两眼，以至溢出，以至温柔的裹紧了我的全身。我什么也不觉得了，就渐渐睡着了。

这盏煤油灯，就像是一枝发光的画笔，我童年的生命，都被它渲染得出色，调和得匀称。

每当生产队召开会的时候，一般都选择在晚上。那时候会点上几盏煤油灯，让室内亮堂一些。其实，村里开这样的夜会，大多是村干部宣读一下每家每户每一时间段挣了多少公分，然后根据公分来分粮食。除此以外，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在生产队里还见过罩灯、马灯、汽灯。之所以五十多年来，我还记得罩灯，主要是晚上生产队分玉米、粟米、西瓜，甚至过节前分肉时，我们小孩子都会早早地背着篮子或者提着米袋赶到晒场上或仓库边，排队等着。队长、会计一到现场，把灯点亮，分东西的现场突然明亮起来，分到的人家，大人们或背或挑着分到的东西，小孩子跟着大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有时吃过晚饭，哥哥总是带着我到村里的生产队去玩，那时候生产队里一般安排两个人打更（音jīng），管着生产队大大小小的四五十头牛和三四十匹马，每天晚上他们都要提着马灯给牛马喂草料和豆饼，认认真真地检查牲口圈里的安全。生产队给饲养员配的马灯很方便，因为有玻璃罩，密封好，防风防雨，灯光亮且照得远。我们之所以愿意去这里玩，就是能吃到饲养员烤的豆饼。豆饼是黄豆炼油之后留下的副产品，用大铁锅烤糊以后，很香、酥脆，但不宜吃多。

70年代末期，供销社售卖的蜡烛也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使用煤油灯的人家也越来越少了。

记忆中，我居住过的那个村子，是在1980年电灯才逐渐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因为不能天天通电，一周内何时通电也不得而知。家里的电灯一般都挂在屋中的墙壁上，只要开关一拉，屋内霎时亮如白昼，连犄角旮旯都照亮了。但有的时候，这种开关也容易忘记关闭。有一次，父亲把一件棉军大衣挂在挂电灯的钉子上，然后就领着我串门去了。不知从什么时间来的电，等我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发现屋子里面都是烟。于是，我们四处寻找烟雾的源头，后来还是我发现，是电灯泡把那件棉军大衣烤着了，好在灯泡的度数只有20瓦，热度不高，又发现的及时，没有酿成大祸。否则，对农村的草房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山村里总是这样没规律的供电，我们总是点着蜡烛来代替。刚开始，蜡烛还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习惯了使用煤油灯的日子，有了电灯高度的亮着以后，倒没有觉得有什么好，不要说诗意朦胧的境界是再寻不到，而当一切都是杂乱时，光线越强，杂乱的情形反越显得刺目了。

这样我就很容易由一切再联想到我们过去的那个时代。

后来父母落实了返城的政策，我也跟随着他们离开这个住过10年的小山村迁到省城。搬家那天，只随身带了几口箱子，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把那盏陪伴我们很多年的煤油灯带上？父亲说：“城里有电灯，用不上煤油灯。”

全家迁到省城以后，我曾在农村学校所学的那点知识，与城里的教学质量简直是不可比拟。除了白天认真听老师讲课，晚上还要发奋看书、做题、复习，只有这样才能够跟得上成绩。

为了不影响家人们休息，在我的不断央求下，父亲又买一盏煤油灯给我使用。这次的灯不像以前那样高座的绿色的玻璃，这只是矮矮的一个，盛煤油的部分像一个圆铁盒，小巧玲珑，漆得殷红，在这转徙不安的生活中，倒是可引起一些清新感觉。

那时，母亲却总催我早睡，我怕她要骂我，总先维维睡一下，等大家都睡着了，我再起来，在撚小灯芯的煤油灯下偷偷看些书，有时身上虽不免有一点冷，但心中却是浸满喜悦。

再后来，我从省城到另一座城市读书。从此，煤油灯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虽说，如今的电灯早已取代了煤油灯，但照亮我童年时代的那一盏煤油灯，永远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这也许就是对童年生活的温馨怀念吧。

缝纫机

90年代，我从城里的平房搬入楼房时，也将陪伴母亲30多年的老缝纫机一同搬入，放在父母房间的窗台前。它的学名叫“衣车”，尽管它的“四肢”和脚踏已经爬满了红锈，但机头仍保持光滑鲜亮。几十年来，母亲总是用心呵护着它，时不时地给它上油擦拭，这台老缝纫机成了我家除了我收藏的那些老旧书报刊以外为数不多的“老古董”。

记忆中这台老缝纫机是1979年我们还在农村生活时，父母卖了一头黄乳牛，用150元从公社供销社买回来的。那时候买这样的“高档货”，除了钱还需要票。它来到我们家，当时我已经读了小学，对这台老缝纫机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那个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如果哪家拥有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就算是富有人家了。“三转一响”曾是那个时代财富的象征，小康的标志，也是大部分女孩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

听母亲讲述，她是18岁嫁给父亲的，那时父亲结婚时穿的大褂，还是借来的。姥爷给母亲的陪嫁也就是两个包袱，装有母亲平时穿的几件衣服和鞋子。他们结婚，就别提有什么家具了。在母亲的认知里，一个大件都没有的婚姻，只要人好，她也愿意嫁。

那时候还没有送货上门这项服务，是父母把它放到生产队送公购粮到粮所的拖拉机拉回来的。老缝纫机是黑色的机头和金黄色的台面，在阳光的映照下，折射出耀眼迷人的光芒，车身正面有“蝴蝶牌”这三个烫金大字，让人赏心悦目。看着眼前这台梦寐以求的老缝纫机，母亲爱不释手，双手不停地抚摸着它，就像抚摸着我们这些孩子一样。

每次我放学回家的时候走进院子，只要母亲不去地里干农活，就是在家听见她踩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隔窗就能看到母亲伏在老缝纫机上的身影，专心致志地做着她的活计。

她的双脚踏在缝纫机踏板上有节奏地踩着，右手转动着滑轮，左手挪动着布料，指尖在针头下穿梭，速度快得令人眼花缭乱。母亲的手法灵活而熟练，仿佛并不是在缝补衣服，而是在演奏一首精彩的交响乐。随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均匀地走线，“哒哒哒”声有时也会突然戛然而止，线断了！母亲捏着线头在嘴边轻抿一下，凑近机头开始穿线，反复穿几次都没成功。然后摇头轻叹着，喃喃地说着，老了，眼睛花了。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我在身边，也总是充当“穿线工”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