胧月夜（短篇小说）

照りもせず曇りもはてぬ 春の夜の朧月夜にしくものぞなき

——大江千里

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审判，如今总算彻底告终，七名A级战犯已被送上巢鸭监狱的绞刑架。那也是尾崎赴死之处，在四年前的十一月。

报纸上，相关时评和社论铺天盖地，热闹得整齐划一。时近年末，街头的东京人面目疲惫，细长灰暗的眼中晃动着废墟之影。这场审判拖得太长，最初挟着厉若雷火的正义律令，接着沦为好莱坞式的表演，最后成了跟不上时代的老人，徒然絮叨着无人挂怀的旧事。就连我，也不过是出于职业习惯，才对相关报道予以留心罢了。

“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可以接受。最紧要的是，天皇陛下的尊严得以保全。”几天前，在日本桥的人形町，我听见两个面带饥色的日本人这样议论着。他们虽不时用眼神打量我，却并未停止交谈。

或许把我视为不通日语的“鬼畜”，觉得没有设防的必要吧。我暗自笑了笑，转身离开，脑海中忽然响起尾崎意味深长的判语。

“如今，天皇作为国族日本的原初灵魂而存在，即为日本人所狂热拥护之‘国体’的化身。与其说日本人将天皇视为神，不如说天皇作为‘日本’的具象化而被崇拜着。”

说完这番话，尾崎深深吸了一口烟，将手里的烟蒂掷进桌上摆着的烟灰缸，身体向后一靠，两臂自然搭上藤椅的扶手。

“唉，不愧是酷爱神话的日本啊。”他带着无奈的笑看着我。

他的话虽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我还是听出了些东西：尾崎在以一种不甚严肃的态度，点评着自己国家的君主和信仰。那带有亵渎意味的温和讽笑，以及颇具东洋气质的身体姿态，使我印象深刻，以至于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场景依然顽强留存在记忆中。

当时我二十出头，初抵远东，是合众社上海分社的记者。尾崎是大阪《朝日新闻》在上海的特派记者，他擅长英语和德语，负责外联业务，我们因此结识。尾崎热情健谈，富有绅士风度，与我此前预想的阴郁东方人形象截然不同。我们常借着工作联络的机会，到咖啡馆里去闲谈一整个下午。我那时对东方带有民俗色彩的神话非常好奇，便请求尾崎为我讲述一二。尾崎仰头看着公啡二楼升腾的烟雾，又垂首用手摩挲着下巴的青色胡茬，喃喃着“要听日本的神话吗”之类的话，忽然从椅背上弹起，身体凑近坐在对面的我。

“一时想不起什么有趣的神话，姑且随便说说吧。史密斯君，你有没有听说过神武天皇？”见我摇头，他便向我简要介绍几桩初代天皇的神异事迹。

“相传神武天皇统合日本后，登高而望，以为日本列岛状似蜻蜓交尾。日本由此有个古称叫‘蜻蜓洲’。”尾崎手指伸进杯中，蘸取杯底的咖啡残液，在玻璃桌板上写出几个美丽的假名符号。

“多么奇妙的想象！日本真是一个浪漫的民族！”我连连赞叹。尾崎摆摆手，脸上依然是温和的讽笑。

他那时大概已隐约探听到，来自蜻蜓之国的军队正在策划第一次上海事变。

两三个儿童迎面而来。打头的孩子横冲直撞，我一味沉浸在回忆当中，躲闪不及。他撞到我的腰，跌倒在地，头上那顶报纸做的船形帽摔在地上，打着补丁的浅蓝色裤子沾上许多灰土。他有些发愣，两只雏鸭般的眼睛直直看着我。我弯下腰，打算伸手扶起他，这孩子却已经扬起笑脸，用唱歌似的英语说道：“你好，给我巧克力！”

从地上拉起孩子，我摊摊手，装作不懂日语，用英语答复：“抱歉，我没有巧克力。”

笑容立刻消失了。那孩子大声向同伴抱怨：“不走运呢，是个小气的美国佬！”然后捡起纸帽，重新戴在头上，仰起脸，用英语对我说：“再见，吉普！嘟嘟嘟！”

他们驾驶想象之车，绕过我，欢叫而去。

九月中旬，鉴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变，华盛顿总部拍来电报，就远东部迁址可行性问题，安排我即刻前往东京。实际上，迁址考察只是向主事部门报备的理由。我此行更重要的任务，是主导关于佐尔格事件的相关特稿撰写工作。

自从三年前麦克阿瑟将军进入东京，佐尔格事件便被定为远东部的重要选题。然而战后东京分社的恢复工作进展缓慢，人手不足。另外，GHQ（General Headquarters）以预防谍报技术泄密为由，一直拒绝向媒体披露相关档案。

佐案核心人物尾崎秀实，身兼近卫内阁高级智囊与共产国际赤色谍报网成员两大身份，极具新闻性，又恰好是我的旧相识。因此，华盛顿总部安排我前去总领全局，并且特别交代我，多收集尾崎的相关信息。这正合我意。

我所好奇的，倒不是谍战事件本身，而是尾崎如何走上了这样的道路——表面镀着种种荣光，内里则是险象环生的寂寥生涯。如果说过去在上海结交的尾崎，是我于野林漫步时偶然发现的新苗，那么事件中的尾崎，则已臻花满叶涨之盛。即使其后受狂风摧残，飘零四落，依旧具有夺魂摄魄、不可思议的美丽。

日中两国全面开战后，尾崎曾来上海短期考察，很快又去香港。我们在上海匆匆一晤，所谈不多。那时当然无法预料，十年后我竟只身来到东京，寻访尾崎的生前身后事。

在东京的见闻令我大感震惊，尽管早先通过照片等形式，我已经对此地战后的萧条有所了解。半数住宅毁于战火，许多无家可归者聚集在车站、高架桥底、铁路线旁，甚至寄居危险的废弃建筑物。上野公园里常聚集着流浪者，他们大多躺在长椅或草坪上，呆望着白云青空。有时，人群毫无征兆地四散逃窜，那是为躲避警察和市政官员的卡车。当局的收容卡车神鬼莫测，仿佛战时他们引以为傲的“神风”再现。警察凶狠地挥动警棍，将几个流浪汉驱赶到卡车上，像运送牲畜一样大声喊着：“五匹，六匹……”

街头或有两拨人群相撞，展开激辩。一拨人额头绑着布条，上面写着“罢工权”三个汉字。另一拨则挥舞着“民主化”“四大自由”的字幅旗。战时随处可见的“日之丸”旗，眼下则被禁止悬挂。

“你们把雅各宾式的暴民革命塞进庸俗的唯物哲学里，一边盲信暴力将带来胜利，另一边却把神圣的、心灵的东西永远遗留在旁人，在被宣判为走向没落那一方的手中。这根本是条可笑的自我堕落之路！”

“没有被你鄙为庸俗的物质，所谓纯粹的心灵就无可依托。你口中的心灵，难道是那些蒙昧时代的祈祷和迷魂阵吗？是那些凭轻浮的热情和病态的私欲堆砌的文学吗？这种心灵理应和没落者一同埋进坟墓！”

人群愈发躁动，各种口号此起彼伏。过路人不得不加快脚步，将噪音远远甩在身后。

军队吉普车啸过带起的躁动和尘土，夜色下妓女飞扬的眼波，在麻木虚脱与暴力动荡间挣扎的形色肉体，这些构成了最常见的都市景观。市区废土横陈，东京分社的下属告诉我，有的废土甚至被开垦为农田，用以种植可以充饥的作物。

“长期以来，日本本岛工农产业比例失衡，严重依赖从朝鲜、中国运来的食物。战后失去依赖的日本，粮食供应就更紧张了。”在为我接风的餐会上，下属们享用着美食，谈论此地正在发生的饥饿问题，“以前喂牲口用的麦麸，现在也用来做主食。听说许多人甚至靠吃锯末维生。”

“把采集到的橡果、淀粉块茎，还有花生壳之类的，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碾成粉，加入锯末一起搅拌。”另一位下属拿起手边的叉子，悬空比了个搅拌的动作，叉子上粘连的几滴肉汁溅到雪白桌布上，晕出一泼橙红的油污，“用这样的面团，可以做出薄饼或者面包来。”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作纠缠，它让我胃里的食物变得沉甸甸的。于是在礼貌关心过下属的温饱情况后，我便直奔主题，交代关于理查德·佐尔格事件的调查任务，以及总部对尾崎秀实的关注。东京分社经理方才一语不发，此刻却立刻进入工作状态，积极向我介绍情况。

“日中战争爆发以后，尾崎秀实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暴得大名，成为报刊媒体热捧的对象。他针对张学良政变发表的一篇时评文章，博得首相近卫文麿的青睐，因此很快被招揽进近卫公爵的私人智库。现在看来，人们当时都被他的装腔作势给骗了。如果没有赤色情报网的帮助，怎么可能对形势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

经理发扬着他的质疑精神。我想说点什么，却只是拿起手边的白瓷杯啜饮一口。咖啡冷却后，入口更显酸涩。

“不过，他当时似乎预判了中共的崛起。”坐在经理对面的先生，此时偏了偏头，略带疑惑。

“无非是为他的同志鼓吹罢了。”经理冷哼一声。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他也有许多见解要发表。

我敲了敲桌面，提示道：“绅士们，让我们回到正题。”

经理驯顺地看了我一眼，继续介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佐尔格、尾崎秀实一干人被秘密逮捕。不过，这消息到第二年五月中旬，才由司法省对外公布。此事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尾崎秀实这样一支妙笔，居然会是出卖日本利益的外国间谍。这加剧了民众们对赤色分子渗透日本的恐慌。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同一天被处决，那是日本人为他们精心挑选的死期。”

“史密斯先生，您有兴趣猜猜看吗？”见我微笑摇头，他只好摊摊手，略显无奈，“好吧，我不绕圈子了。那是1944年11月7日。或许他们知道日本已经拖不到来年的秋天，这才果断下达处决令。”

“在这方面，日本人确实很有想法。”我勾起嘴角，眼前闪过尾崎标志性的温和讽笑。

“在狱中，尾崎一共给妻女写了上百封信。这些信札在战后结集出版，成了大众畅销书。日共想把他宣传成共产主义斗士，多数民众却更愿意把他视为赤诚的爱国英雄，赞扬他抗击军人暴政的超凡勇气。”

他开始举例说明，战后的日本社会如何向往自由民主，仿佛笃定着，方才我们所谈论的饥饿问题，必将随高尚民主理想的实现而得到解决。如他所言，新时代的政论家们，从历史文献中重新发掘“文明开化”“自由民权”的维新口号，以此证明近年来军部大肆鼓吹的“帝国圣业”全系野心家捏造，实乃对明治天皇所颁军人敕谕的背离。

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如今又在天皇的名义下被清算。我默默玩味这充满讽刺意味的现实。

围绕近年来日本的民主改革，下属们各抒己见，滔滔不绝。看来，经理的有用信息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摆出聆听的姿态，心中盘算着，下班后必须绕道去寓所附近的书店，买一本尾崎的遗札。

几经辗转，我终于联系上了川合贞吉。他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同时恳请我帮他觅集一定的食物和日用物资。

长久以来，川合贞吉都是尾崎秀实在情报事业上的同志。他也是佐尔格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当时只被判处十年监禁。希望访谈能提供充足的信息，让我写出一份稿件来。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没有约在美国人容易光顾的咖啡馆或西餐厅，而是先在我寓所附近的露天市场外碰头，再到我那里详谈。人们常说的露天市场或自由市场，实际就是黑市。在那里，一厢情愿的法定价格统统失灵，社会露出它的狰狞本相。人们的困窘和绝望，比黑市上的商品更为丰富。经济剥削进行得如此暴力，以至于必须靠最为卑下的身体暴力来调控，能维持这种黑市的，只能是黑帮，而不是政府、警察或占领军。

按照个人习惯，我提前十分钟便已到达约定地点，为了打发时间，我决定到市场里稍微看看，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往里走了一小截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个好主意。两岸商贩之间的肉潮推挤摩擦，腾起的热气足以暖化年末的寒风。更何况，若困身于人群，稍后要怎么与川合碰面呢？

角落有几个精壮的男子注意到我的踟蹰不前，开始警惕地打量过来。我不敢逗留，只想赶紧离开市场，又担心万一走得太远，川合无法顺利找到我。

正为难懊悔，川合适时出现了。他穿一身熨帖但陈旧的浅灰色西装，身形消瘦，却精神饱满。简单打过招呼，我急忙拉着川合离开此地，回到公寓后，才暗自长舒口气。

将川合请到小客厅的沙发上，我端上两杯白兰地。他愣愣地看着酒杯，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起身接住。

“很久没喝到这样的酒了。”他向杯中陶然深嗅，“这年月，能搞到一瓶粕取烧酒，就算走运。”

我当即表示，要送他两瓶未启封的酒。于是三两步走到存酒柜前，随手取出一瓶打算递出，才看到上面赫然贴着“占领军用特别酿制”的标签，大概是在GHQ的旧友送来的。我连忙将它放回，重新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