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中说聊斋

三年来瘟疫肆虐，封控断续，时时幽居宅中，得以重读《聊斋志异》。苏州独墅湖畔的院子里虽不是“青林黑塞”，却也绿树森森、青草埋径，几声鸟鸣，总能撩起对于墙外天地的向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至今仍然不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列，但其普及的程度、受人爱戴的程度，并不亚于四大名著。

关于《聊斋志异》的解读，以往的学者多放在社会政治层面，强调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斗争性、进步性。文学经典总能常读常新，由于多年来从事生态文化研究，近来读《聊斋志异》便油然生出一种执着的念想，希望换一种视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讨一下这部伟大作品的底蕴。

《文心雕龙》：“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聊斋志异》的伟大，是因为它是与天地并生的精神之花，也是蒲松龄的“生态精神”绽开的文学奇葩。

通观全书，窃以为《聊斋志异》中的生态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类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②万物有灵，禽兽可以拥有仁心，人类有时也会丧失天良；③善待万物，并不单以人类的价值尺度衡量万物存在；④钟爱荒野，扎根乡土，守护人类质朴、本真、善良的天性；⑤尊重女性，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赞美女性的独立、自由；⑥歌颂健康的性爱，认定性爱是婚姻的基础，维护家庭、社会的和谐。

蒲松龄并没有现代人那种“人类中心”的观念，而总是站在“宽容、厚道”的立场上善待其他物种；他也不具备现代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却能够以“温和、柔软、博爱”的心肠与女性相知相交；他从不曾像利奥波德那样对“大地伦理学”做出过周到的论证，但他深知乡土与田园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生灵万物相依共存的家园。此外，他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娴熟的“神话思维”，也为现代生态运动中“复魅”的呼喊添加了历史的回响。

以下便是阅读过程中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

中原板荡

17世纪中期，蒲松龄出生前后正是一个改朝换代、战乱频仍、中原糜烂、生民涂炭的时代，也是一个渐进由乱到治的时代。

其时，在中原大地上角逐较量的是三股政治军事力量。

一是位居正统，老态龙钟，貌似庞大，实则已经人心涣散、危机四伏、内里完全腐败蛀空的朱姓王朝。

二是由努尔哈赤统领的崛起于东北边地的满族部落，其兵强马壮、野心勃勃，正挥师南下，志在取缔明朝以代之。

三是长期遭受压榨、奴役，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底层民众，他们怀着对官府的深仇大恨揭竿而起，如燎原烈火般摧毁着明王朝统治的根基。

三股力量狼奔豕突、烧杀掳掠，遂将中原大地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1640年，蒲松龄诞生。清军攻陷山东16城，入济南，俘虏德王朱由枢。同年，河南、山东等地遭遇旱灾、蝗灾，“年大饥，人相食”，“树皮皆尽，发痤肉以食”。

1642年，蒲松龄两岁。清军突破长城南侵，连破67城，直抵山东兖州。明朝上将洪承畴、祖大寿兵败投降清军。李自成强攻河南开封，围城5月不克，挖开黄河堤防。河决，大水由北门人，城中水深数丈，浮尸如鱼，30余万生灵葬身水底。

1644年，蒲松龄4岁。明朝政府军开赴东北抗清前线，死伤惨重。4月25日子夜，李自成趁机攻取北京。绝望的崇祯皇帝先是命皇后、嫔妃自杀，然后亲手砍死两个女儿，自己则吊死在皇宫的一棵歪脖树上。

1645年，蒲松龄5岁。5月20日扬州失守，史可法被捕拒降遇害，清军屠城10日，一城居民死伤殆尽。

1658年，蒲松龄16岁，得中秀才。南明王朝永历皇帝朱由榔偕儿子潜逃缅甸，后被清廷藩王吴三桂捕获用弓弦勒死。大明王朝至此彻底覆灭。

俗谓“板荡见忠臣”，板荡其实也见“诗人”与“文人”。大动荡的岁月，苦难多、故事多；诗人、文人敏感，心灵经受的磨难更多，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充盈的动力。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可以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相提并论的文学史大事件，一是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相爱；二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苦恋。后者被与蒲松龄同代的剧作家孔尚任写进万古流芳的名剧《桃花扇》；前者在300年后被现代史学家陈寅恪铺陈为百万字的史学巨著《柳如是别传》。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欧洲，1643年英国的牛顿诞生，比蒲松龄小3岁，也是一位乡下孩子。蒲松龄辞世前三年，卢梭降生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里。至于北美洲，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还要等到蒲松龄去世17年之后方才出世。

乡先生

乡先生，语出《仪礼》：“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乡先生原指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在乡间私塾任教的文化人，宋代以后就专指乡间私塾教师。“乡先生”，既不是官办学府教职人员，也不是书院里的经师、教习，说白了就是“乡村民办小学教师”。

蒲松龄18岁得中秀才后，一蹶不振。此后数十年内，年年备考、逢场应试竟然全都名落孙山。为养家糊口做了一辈子“乡先生”。

怀才不遇，社会的不公加上命运的不公，成为蒲松龄心中“块垒”，却成了蒲松龄从事文学创作的内驱力。

蒲松龄对于文学有着天生的热爱与强韧的执着精神。随着举业受挫，原本作为“副业”的文学创作却日益产生不可抗拒的魔力，对于文学的痴迷让他整天陷入情天恨海、魂牵梦绕、神与物游、恍惚迷离的创作心境之中，就像一条在江湖中漫游的鱼，距离那“龙门”只能越来越远了。朋友们劝他集中精力应对科考，不要再在聊斋里白日做梦，那么举人、进士指日可待！对于友人的规劝，他曾写诗作答：“憎命文章真是孽，耽情辞赋亦成魔”，文学是孽缘，写作成魔道，怕是出不来了！40岁《聊斋志异》已经初具形制，在社会上不翼而飞，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呼之欲出。莫言曾经对此写诗赞叹：“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从历史角度来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反倒是上天成就了他。

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已经不是一般的乡先生，既不是冬烘先生，也不是道学先生，而是一位文学先生，一位除了教书课徒还关注世情、关注人心、热心乡治、关爱民生的乡先生！知其父者莫如其子，蒲松龄的长子蒲箬曾对人说起，《聊斋志异》并不是专为揭露、批判官场而作，作者更多的用心是面向底层，向“村农”“市媪”普及文化、彰显伦理、提升情怀。为此，作者不惜另下一番功夫，将聊斋故事写成“通俗杂曲”。除了创作《聊斋志异》，还编纂有《农桑经》《药祟书》《家政编》《婚嫁全书》《日用俗字》等乡村生产、乡民生活的实用读物，从稼穑养殖、汤头歌诀到炼铜冶铁、脱坯烧窑无所不包，为乡土做了大量改良生产、改善民生、开发民智、净化民风的事情。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乡土”的关键字是“土”，土的基本义就是“泥土”，农民就像是地里的庄稼，半截身是扎在泥土中的。蒲松龄作为一位资深乡先生，他能够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患难，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不惜“滚一身泥巴”，这“泥土性”作为他文学生命的基因最终也成了《聊斋志异》的命脉。

在中外古今文学史上，这样的著名文学家还真是绝无仅有。蒲松龄与同时代的作家孔尚任、洪昇、曹雪芹、纪晓岚都不相同，他命中不属于庙堂、台阁，他是生长于乡间原野上的一棵大树，在泥土中扎根，在原野中生长，映蓝天白云，沐阳光雨露，伴鸟兽虫蚁，在村落、市井、人世间开花结果。

康熙五十四年，蒲松龄75岁。这年的春节，他自卜不吉，亲自带领儿孙到祖坟祭奠，由此感冒风寒。患病在床仍手不释卷，晨起盥漱、稀粥两餐，解手仍坚持自己走到百步开外的茅厕，不肯牵累他人。这年早春二月十二日黄昏，独坐窗前溘然去世。哪里像伟大作家？分明就是一位庄户老汉！

荒野情结

《聊斋志异》书成，蒲松龄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喜悦之情，反而在短短的自序里写下这样几行凄凉、痛切的文字：“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在这里，渐入老境的蒲松龄把自己比作霜天寒林中的鸟雀，比作秋夜残月下的虫蚁，生命如逝水，一生之力作尚无力刊行，未来的知己在哪里？或许在青林黑塞的旷野中？

明清换代，江山易主，多年战乱之后，原本的村落田园也大多变成人烟稀少的荒原。《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发生的环境，多是旷野疏林、荒村颓寺、老宅废墟、古墓野坟。

蒲松龄似乎对荒野拥有切身的、独特的感受。与兄长们分家后，他只分得村头三间四壁皆无的“场屋”，晨曦晚霞、朝云夕雾、星斗银汉、荒草烟树，尽可一收眼底。垂暮之年，他在悼念亡妻时回忆当年的境况：“时仅生大男箬，携子伏鼪鼯之径，闻蛩然者而喜焉。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埘鸡惊鸣，圈豕骇窜。儿不知愁，眠早熟，绩火荧荧，待曙而已。”其居家环境，竟与《聊斋志异》故事中鬼狐出没的旷野荒村相差无几。

西埔村毕家石隐园占地40亩，是蒲翁坐馆三十余年的栖居之地，本就是一个荒草埋径、风清月冷、狐兔出没，鸟雀绕树的林子。此处距离蒲家庄六十多里地，蒲翁为了生计独自一人在外：“久已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常年与鸟兽花木为伴，倒也成了他创作那些花妖狐鬼故事的绝好心境。

蜚声学界的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曾经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实验：让学生们在卡片上写下自己最喜欢的居住地。卡片收上来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学生们选择的竟然是乡村或荒野！这说明现代人的心底也都潜藏有“荒野情结”。

被誉为荒野哲学之父的罗尔斯顿教授指出：“荒野是伟大的生命之源，我们都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这生命之源不仅产生了我们人类，而且还在其他生命形式中流动。无论是在体验、心理还是生物的层次，人类与其他生物体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相似。”

美国生态文学家华莱士·斯泰格纳指出：荒野可以为人施行精神的洗礼，“而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场所就是没有游乐场，没有推土机，没有柏油路，远离人类文明喧嚣的荒野”。

环境美学的创始人之一、芬兰约恩苏大学教授瑟帕玛认为：“对荒野自然的普遍轻蔑是西方尤其是欧洲传统的特征；中国和日本早在古代便开始了对荒野自然，尤其是山峦风景的赞美。”

类似于中国古代陶渊明的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呼唤：“诗人要成为荒野自然的代言人。”

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龄，就已经是荒野自然的代理人，为山野鸟兽昆虫代言，为荒原林木花草代言，为大地自然万物代言。这位活着的时候看似寻常的乡村塾师，因为一部《聊斋志异》享誉人间，与青林、黑塞共存宇内。

万物有灵

《聊斋志异》中写人类之外的生物，并不比人类少。粗略浏览一下，便可以发现植物中有松、柏、槐、榆、杨、柳、桃、杏、梅、竹、牡丹、菊花、荷花、海棠以及蓬蒿、薜萝、苔藓、荇藻，动物中有狐狸、白兔、狮子、大象、老虎、黄犬、灰狼、香獐、猿猴、蟒蛇、青蛙、老鼠、龟鳖、白鳍豚、扬子鳄以及鹳雀、仙鹤、乌鸦、蜜蜂、蝴蝶、蜘蛛、螳螂、蝗虫、蝎子、蚰蜒，等等。如果用一句生态学的专业术语形容，那就是“书中的生物量很充足”，而在蒲松龄笔下，这些生物都是像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独立的心灵与内在的价值。

“泛灵论”或曰“万物有灵论”，长期以来在西方科学界被视为“有神论”“唯心主义”加以批判。我国当代一些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也曾经运用这些观念评价蒲松龄，一方面说《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座巍峨丰碑，另一方面又说作者蒲松龄不乏“愚蠢的思想弱点”，是一位“可笑的唯心主义者”，然后，又摆出一副宽容的姿态，说“这是时代的局限”。

“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世界上最可贵的”，这种说法在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被大大吹胀了、带偏了：松柏杨柳是木材，牛羊猪狗是食材，江河湖海是水利，岩石山峦是矿产，皆是为了供养人类享用。狐狸豺狼是害兽，苍蝇蚊子是害虫，务在剿灭清零之列。南怀瑾先生在他的书中曾辛辣地嘲讽“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