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夫人：一位中国女性的故事（随笔）

回首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我们随处可见男性的英雄身影，可是女性却被淹没在浪花之中，只有少数极为幸运的坚韧者，才能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中国封建社会、帝制社会，女性要追求理想，需要比男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能看到源源不断的男性执政者，却只有武则天这一个女性皇帝;我们能读到李白、杜甫的璀璨诗篇，五千年来真正留下名字的女诗人、女词人，却只有蔡文姬、李清照等寥寥几人。我尊敬男性的豪杰，却更感佩女性的坚韧，我为《三国演义》等英雄史诗悲剧动容，但真正使我默然的，是历史中卓尔不群的女性。

活跃于南梁到隋朝的冼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女中豪杰。冼夫人出生之际，中国正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尾声。此时北方东西魏并立，不久后被北周和北齐取代。长江以南，南梁偏安一隅，表面上承平日久，实则危机四伏，而国中君主毫无锐意改革的魄力。冼夫人生于南梁武帝萧衍普通元年（520）左右，史未载其名字，《北史》说她“幼贤明，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宗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冼夫人一生的传奇色彩在于：她历经梁、陈、隋三朝，在岭南主事数十年，不但威服诸越，而且促成了海南岛回归中原王朝的统治。史学家谭其骧说：“冼夫人一生建树了许多大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功业;其中最值得后人纪念的是，她把脱离了大陆将近六百年的海南岛，重新与大陆结合在同一政权下。”

在公元六世纪，冼夫人并不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但她毫无疑问是对岭南地区影响最深的人物，她毕生保护着岭南地区的和平，在乱世中维系摇摇欲坠的局面，她不但是六世纪时南越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古代不该被遗忘的女性豪杰。正因如此，周恩来称赞她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在我的老家湛江所在的雷州半岛，有一座冼夫人庙。国庆回家时，我问阿爸阿母是否听说过冼夫人的名字，他们津津乐道跟我谈起夫人的传说，但是去问青年人，知道冼夫人的已经不多了。本地青年对历史上的女性知道不多，听过最出名的，就是武则天、慈禧太后和玛丽莲·梦露。因为《王者荣耀》的缘故，还有很多人知道蔡文姬。但知道冼夫人的却是极少的，这位岭南地区六世纪的英雄，却正在慢慢被青年人遗忘，只有在听老人说起，去庙宇拜祭时，青年们才知道岭南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我对冼夫人的寻找，从史书开始。《北史》《隋书》，都有她的记录。冼夫人自身姓冼，夫婿姓冯，名冯宝。《北史·列女传》载：“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聘以为妻。”隋朝一统后，隋文帝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所以在《北史》《隋书》本传中，冼夫人又名“谯国夫人”。

要理解冼夫人等女性豪杰的不易，就必须明白中国古代女性所处环境的险恶。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重男轻女蔓延成风，女性被教育要相夫教子，要遵守三从四德，当极少数女性在政坛上大放异彩时，千千万万个普通女性，却不得不面对一辈子都要留守在村庄或庄园的无奈处境。他们不能做官，不能写作，不能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理想，仅仅是被教导成为一个孝顺贤良的妻子，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模范。

古代对于女性的轻视，衍生出丢弃女婴、溺亡女性、童养媳、束胸、缠足等恶习。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写道：“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战国时期，《韩非子·六反》云：“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即便到了元明清，丢弃或溺死女婴的情况仍然不少。元朝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清顺治年间，左都御史魏裔介曾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顺治皇帝这才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着严行禁革。”（《清世祖实录》）

但在漫长的压抑时期，女性地位并非没有短暂上扬的时候，比如盛唐，又比如说冼夫人所在的北魏到隋朝这段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不乏少数民族当政，他们没有经历过御用儒家文化和封建文明的长期浸泡，也没有一套成熟的父权制法则，因此，他们还保留着大量氏族社会乃至母系社会的积习，对待女性反而更加尊重。

《魏书》说乌桓人“贵少贱老，其性悍鹫，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仇故也”，就反映了塞外民族的母系社会遗风，盖因母系氏族有不成文的规定：从本族嫁于其他氏族的妇女，应给予被保护权。而乌桓人等塞外民族延续此风，对女性也就较为保护。

到了鲜卑人统治的北魏，鲜卑勇悍尚武、不拘一格，鲜卑部落同样保留着母系社会积习，因此鲜卑女性享有恋爱自由和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她们能和男性一样上马打仗，也能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她们勇武过人，表现出更甚男性的气概。在中国古代，那是短暂的女性振作的阶段。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言：“（李唐）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就是看到了塞外文化对中原文明的冲击与融合。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旧风荡涤、文明重塑的时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说的就是魏晋六朝这种不破不立的二重性。

在战争时期，因为塞外民族的南下、男丁的减少，尤其是整个父权制在胡人习性的冲击下有了稍微松动的迹象，北朝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提升，但是妇女的处境依旧不如男性。比方说授田，北魏实行均田制，官府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给民众耕种，死后交还，按规定，丁男每人授田40亩，丁牛每头授田30亩，妇女则只能分到20亩，这就意味着，即便享有分田权利，妇女人均能分到的土地还不如一头牛。

北魏分田给女性主要跟男性大量死于战争有关。天下连年征战，国中男丁大减，农业生产又需要劳动力，朝廷于是将田地分配给女性，填补劳动力的空缺。不仅是在中国，放眼世界，女性地位的显著提升往往都与战争有关，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大量男性死于战场，女性走出家庭，奔赴经济和政治领域，女性的参政、议政和从事工作的资格得到放开，一战后欧洲也爆发了又一轮女权主义运动。

中国女性地位的真正提升，是在帝制王朝结束以后，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才真正开始被尊重。但是在公元六世纪，无论是南北朝还是一统天下的隋朝，女性仍旧是被轻视的对象，被政策利用又牺牲的二等百姓。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南北基本结束国内战争后，随着国内男性人口的增加，朝廷可分配田地慢慢变少，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后，朝廷再次规定田只授予男子，牛、奴婢、妇女一律不再享受分田资格，除非发生妇女守寡等特殊情况，守寡的妻妾能分到30亩地。所以，即便从北魏到隋朝，历史上出现了冯太后、冼夫人、独孤皇后这样的女中豪杰，当时天下整体的女性地位依然很低。

如今史学家对冼夫人的研究，多依照《隋书·列女·谯国夫人》《北史》《高州府志》《广东通志》《电白县志》等，其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唐朝魏徵等人编撰的《隋书》。史书对英雄人物多有夸大，但我们去掉《隋书》对冼夫人道德、口碑上的赞誉，至少能够看出：冼夫人不仅是一个空喊口号的政治花瓶，她手握兵权，赏罚分明，严行政令，在当地素有威望。冼夫人不仅像花木兰一样戎马疆场，她还凭借自己的能力组建军队，掌握政治和军事大权。她知道乱世之中要维护自己珍视的东西，必须要有强力的军队，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要被治理，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作为支撑。她不但自己一手组建军队，还在岭南各州郡创办讲武堂，教授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也包括为当地女性传授基本的防身术。

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的人物。侯景叛乱时，广州都督萧勃征召兵马驰援。高州刺史李迁仕占领大皋口，派人征调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冯宝本想前去，冼夫人劝阻他说：“刺史无故不能召遣太守，他这么做，必然是想骗你一同谋反。”事情果然如冼夫人所料，冯宝躲过一劫。而当侯景覆灭，陈霸先掌握南梁军政大权后，冼夫人与陈霸先见面后断定：“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结果，在北齐十万大军压境、建康四面受敌之际，陈霸先率部将挽救南梁于危亡之中，并在日后成立了南陈政权。我们看史书中隋朝灭陈，结束中华文明自西晋末年以来的三百年乱世，说的就是这个陈朝。

乱世当中，审时度势很重要，冼夫人能在岭南纵横七十载，靠的就是她优于常人的政治决断力。冼夫人推测高州刺史李迁仕会谋反，断定陈霸先大有可为，又能说动百越各个部落，在隋朝统一时平稳过渡，这里的每一个抉择时刻，她都做出了最有利于岭南百姓的决定。我们今天处于统一的新中国，可能会顺理成章地觉得，统一是必然的，可是在冼夫人所处的时代，中原已经乱了三百年，一次次血腥的屠杀、国家的更替循环上演，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人部落突破长城防线，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随后又有东晋、北魏、南梁、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整个中华乱成了一锅粥，英雄好汉背后是生灵涂炭，人说战国时期的战争是屠宰场，西晋到隋朝一统之前的历史，也是一幕幕血淋淋的生民灾难。

据王钟翰的《中国民族史》记载：汉朝时期，全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公元2年，诸州总户数为1235.6470万户，总人数有5767.1401万人，这些都是赋税户口数字，主要由汉人构成。公元157年，全国有7200万人口，但是到了西晋八王之乱后，汉人下降到2000万左右，到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时，汉族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人。

史书上记载了那个时期的惨剧：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资治通鉴》）。《晋书·卷37司马模传》：“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春，“正月，前秦苻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太元十年（385）十月，“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慕容）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食。”（《资治通鉴》卷一百六）类似描述，史书不胜枚举。从两汉到永嘉之乱后，汉人十存其三，并非危言耸听。当时有一个慕容氏的将军，他把俘获的10万女子当作两脚羊，白天当作粮草，杀了吃肉，晚上则放纵士兵虐待女性，将她们赶到汉水，没死的女人，就被士兵在江边屠杀。

公元316—439年，一度被视为汉族文明最黑暗的时期，“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神州陆沉”等词背后，是一代华夏子民故国沦陷的悲哀心境。元嘉草草，仓皇北顾，多少仁人志士的北伐梦，寄托的是克复神州的理想。

尽管今天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在公元五世纪。百姓们已经习惯了三百年分崩离析的日子，地方豪强自立门户者不在少数。更何况，岭南与中原山势阻隔，分分合合本就是常态，岭南既是地名，也是行政区划，后者是唐代以后的说法。唐代有行政区称岭南道，指的就是中国南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战国时期，岭南被算作“百越”之地，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之名最早就出现在战国时期，其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过秦论》说“南取百越之地”，这个百越泛指如今的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它又被细分为“吴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福建一带）、“扬越”（江西湖南一带）、“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一带）和“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百越内各部落构成复杂，它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语言和文化也各不相同，我们今天听粤语、吴语、闽南语、客家话、雷州话等都不一样，我们的祖先如果遇上，即便都是百越土著，很可能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岭南的难以被统治也跟它的语言多样性有关。今天岭南有三大方言民系，分别是粤语、闽南语和客家话，它们既发源于本地，也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北方各民族东迁、南下与当地原住民融合的结果。我们说“粤人”“南粤人”，“粤”本通“越”，《汉书》里就有“粤”和“越”混用的情况。古代“粤人”对自己有很强的身份认同，他们为了把自己和北方人区分开，会强调自己是“粤人”，而不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