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中国渊源与西方话语

大概是191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王国维当时借住在日本京都南禅寺的永观堂，他在永观堂的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火，火中烧的是什么呢？书。具体来说，就是王国维的第一部论文集《静安文集》。王国维把身边堆得高高的书堆，总共有三百多本，一本一本撕开，丢到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火光把王国维的脸照得通红，看上去坚毅而冷峻。这堆火大概烧了一个多小时，王国维一直紧抿着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火，等火慢慢熄灭，王国维这才缓缓地转过身，长叹一声，然后走入房内。

房内坐着一个人，刚才庭院里烧书这一幕，他从窗户看去，其实都在眼前。看到王国维进来，几乎带着激动的口吻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看到了你的决心，虽然学术界也许少了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名家，但一定会多一位研究国学的大师。”

这说话的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罗振玉，也是20世纪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名家，他比王国维大十一岁，因为特别赏识王国维的才华，除了一直在经济上支持王国维之外，也在学术上积极引导他。王国维一生的学术研究多次变化，从辛亥以后开始，王国维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如安阳甲骨文、西北木简、敦煌卷子、文字与音韵、古器物学、石鼓文、上古史、蒙元历史地理等，有许多的基础文献就是罗振玉积极提供的。

王国维这次来到京都，其实也是罗振玉带他来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认为要去日本暂时避一避，观察一下形势的变化。王国维也就拖家带口地跟着来到了日本京都。

罗振玉一直致力于传统国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但在罗振玉看来，王国维才是天才的学者，因为他有哲学基础，所以他的研究成体系，有规模，而且在方法上也是领先于他那个时代的。如果这样的人来研究中国的传统经史之学，那一定会把传统的国学研究往前推进一大步。

罗振玉是这样想，也就真的这样做了。他连续几个晚上到王国维家里劝说王国维，不要再迷恋西方哲学，当然也不希望他继续沉浸在文学之中。

他说：“你看你花了那么多年时间研究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他们的学说根本不讲究仁义道德，思想很极端，而且狂妄自大，你如果希望借助他们的学说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完全不可能啊。”

王国维听了这一番话，有点迷茫地说：“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年，还能怎么办呢？”

罗振玉说：“你看看现在国内，中国传统的学问还有多少人关注？西方的思想已经严重破坏了传统的文明。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反经信古’，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为传统国学正本清源了。”罗振玉说的“反经信古”，就是回到传统的经史之学的意思。

罗振玉接着说：“你才三十多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我虽然还不算老，但毕竟是奔五的人了。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总有一天，凭借我们的学术，会影响到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罗振玉越说越动情，王国维越听越感动。最后王国维紧紧拉着罗振玉的手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想通了，我年轻时就喜欢历史，当年在杭州应试时用不多的压岁钱买了‘前四史’，很是迷恋了一段时间，后来被西方哲学耽搁了很多年，我确实应该回归传统！为了表示我向西方哲学的诀别之心，我明天就把带到京都的三百多本《静安文集》一把火烧掉。”

王国维也是说到做到的人物，这样就有了第二天的烧书之事。因为这本《静安文集》基本上是王国维早年介绍、评论西方哲学美学的文章为主，要告别西方，就要拿这部带着强烈西学色彩的著作下手了。

烧书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却是王国维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王国维京都烧书堪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国维以这样的方式宣布与西方哲学告别，而向中国传统长驱直入了。

但我不认为王国维的这一学术转型，完全是被罗振玉劝说的结果，而是王国维一直以来对西学就存在着怀疑之心。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研究在20世纪初成为显学，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主要从人生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评述，他借用的主要理论是谁的呢？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叔本华的理论当然很广博，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认为人生以悲剧为主，当然叔本华也提出了一些如何超越或者消解这种悲剧性的方法。

王国维是个天性就很忧郁的人，所以他一读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很有共鸣，非常欣赏。但读着读着，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他觉得他们的哲学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很难克服。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

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

这意思说，以前读叔本华的著作，读得非常畅快的地方，读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思想体系是有问题，差不多有一半是从自己的性情气质出发，这样他的人生观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就有问题了。本来哲学要探讨的是非常理性的宏观的问题，如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等。探讨这些问题，当然应该尽量少夹杂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原来被王国维当作偶像的叔本华，被王国维发现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王国维开始有点失望了。

如果我们把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再向前追一追的话，我们才发现，王国维的哲学原来是数学老师教的。那是1898年，王国维在罗振玉主事的东文学社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文，教授数学的是日本人藤田丰八。这藤田丰八原来是学文学的，结果被派来教数学。王国维说：“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连藤田丰八自己也感到好笑，但这个教数学的老师引起王国维兴趣的不是因为数学，而是因为他曾经研究过哲学，所以他们的交谈也就会经常往哲学那里去，特别是听到他口中频繁出现的康德、叔本华等名字，简直让王国维神往不已，后来就在藤田丰八的指导下开始系统购置和阅读西方的哲学美学著作。

但王国维其实是一边读一边怀疑。他在第四次系统阅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曾很有感慨地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康德哲学思想的理解障碍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尚存的障碍，恰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不是我王国维的理解有问题，而是康德学说本身就有问题。

你如果打开《静安文集》，你大概就知道王国维所说的“窒碍之处”具体指什么了。指什么呢？就是指中西可以沟通的地方，沟通的前提在哪里呢？正在于中国传统之学。如他在《静安文集》中经常在介绍西方学说的时候，笔锋一转，用“吾国亦然”，就说到中国来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是这样，则西方的这种学术，他在接受上就起怀疑之心了。

譬如王国维非常重视美育，写过一篇《孔子之美育主义》，这美育观念当时绝对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王国维怎么写呢？他先引中国古代苏轼、邵雍、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观点，然后再用西方的拜伦、亚里士多德、席勒等进行佐证。这可以看到他一种基本的思维特征。

1914年8月，在日本京都的王国维给他的浙江老乡沈曾植写了一封信。沈曾植当时退居在上海，被称为一代“大儒”。王国维在信中说：

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

王国维说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其实比较集中的研究时间也只有六七年。他用的这个“耗”字很有意思，感觉就是浪费的意思了。为什么说是“虚往实归”呢？因为他当初研究西方哲学是带着梦想去的，而最后呢？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回到了很踏实很安心的国学。王国维为什么能那么快地回归中国传统呢？其实也正是因为他发现中西之间，虽然话语不同，著作方式不同，但真正有价值的、成熟的理论，其实是中西一致的。既然是一致的，当然就不必刻意到西方去寻找了。他所谓“求诸平实”，不仅是可以放弃哲学，也是可以放弃西方的意思了。

大概在写这篇《自序》后两个月，王国维又写了一篇《自序二》。他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其实，王国维跟康德、叔本华、尼采这些人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充满着感性。所以他觉得有些哲学思想读起来很有意思，但经不起追问，一追问就有问题，有矛盾。有的呢，倒是说得非常理性客观，但那么冷峻枯燥，感情上接受不了。王国维说，我知道真理在哪里，但对那些感性的有问题的思想，内心里又喜欢，就这么纠结来纠结去，这几年真是过得好辛苦。

没有人想过太辛苦的日子，每个人都希望能过舒心的日子。这种舒心的感觉，王国维用了一个词，叫“慰藉”。王国维其实一边烦闷着哲学，一边暗度陈仓去了文学。他在《自序二》中说：

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你看，早在1907年，王国维已经把对哲学的兴趣转移到文学了。这一方面是学科专业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程度上从西方慢慢回归到中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五六年后，在日本京都，在与罗振玉的多次连夜交谈后，王国维断然向西学告别，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王国维像，无论是照片还是画像，几乎都是穿着长衫马褂，背后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的形象。如陈丹青绘制的清华五大导师油画像中的王国维就是这样的形象。说王国维是晚清的“遗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我要郑重地说明：王国维并非一直就是这样的形象，事实上在20世纪初他从日本留学回到国内的时候，是第一批剪掉辫子的人。他在苏州任职江苏师范学堂的时候，头上不仅没有辫子，而且西装革履，是一副完全西化的打扮。而且那个时候，因为迷恋西方哲学，开口闭口都是康德、尼采，或者不时冒出几句英语和日语来，完全是一种新潮人物的气质。他说的这些西学的东西，一般人听不懂，或者没兴趣，他就强迫别人听他说，只是这样痴迷的时间并不长而已。

但当他与西学渐行渐远的时候，他又重新蓄起了辫子，并且越留越长了。

王国维在1907年的时候，学术兴趣已经从哲学转移到文学方面去了。他当时的方向一个是词学，一个是戏曲。这两个方向与哲学的关系都不紧密。那么写于1908年秋冬季节的《人间词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他此前所研究的西方哲学美学呢？如果把《人间词话》当作一部中西美学理论相结合的著作，合理不合理呢？

我觉得不太合理。理由至少有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时候的王国维已经在生活中呈现出传统文人的狂放了。原来学哲学时候的忧郁与苦闷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中已经不明显了。

1908年的时候，王国维在北京，在清代的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主要担任教材编写工作，也兼任一些其他职务。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罗振玉家，与罗振玉的女婿刘季英，也就是那个写《老残游记》的刘鹗的儿子，经常在一起读词评词，他们一起去喝北京街头的大碗酒。王国维的酒量很小，一碗下去，往往是满头满脸就红了。但他口气很大，他说他要做一个“高阳酒徒”。什么叫“高阳酒徒”呢？高阳酒徒就是指嗜酒而放荡不羁之人。

这里当然有个故事了。

据说秦代末年，在陈留下面有一个地方叫高阳，当地有个人叫郦食其。当时刘邦率兵到了陈留，这个郦食其就到军营门口，对门口的使者说：“我是高阳小民郦食其，听说沛公——也就是刘邦帮助楚国去讨伐不义之人，我希望能见见他，跟他说说怎样去赢得天下的大事。”

刘邦的使者进去向刘邦汇报，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就问使者说：“求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使者回答说：“外表看上去像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

刘邦说：“算了算了，你帮我拒绝了，就说我现在谋划的是天下大事，没有时间见一个儒生呢。”

使者奉命就对郦食其大致重复了刘邦的一番话。

郦食其一听大怒，拔出剑指着使者说：“去，去，再去告诉沛公，就说我不是什么儒生，我是高阳酒徒。”

这使者还真被郦食其吓住了，跌跌撞撞地又去向刘邦汇报：“来的客人看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儒生，应该是一个壮士，刚才痛骂了我一顿，吓得我把他的名帖也弄丢在地上。他让我进来说：他是高阳酒徒。”刘邦一听这话，知道来者应该是个高人，来不及擦脚穿鞋，光着脚站起来说：“赶紧请客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