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蜜者

一

阳光穿过窗户，在病房的地板上，描摹那对新来的父女的轮廓。

他们盘腿对坐在病床上，正为要不要让家人送小米粥而争执。老人说，岁数大了，不吃点喝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完，回过头看向我父亲，企图获得同辈人的支持。然而父亲却只是呆呆看着，不作声。他又把目光看向我，定了一下，大约觉得我并不会站在他那边，便又转过脸去。

他女儿已经开始给家里打电话，说不用送粥来，炒菜的时候也少放油。老人嘴里嘟囔着，都是瞎讲究，不就一个血糖吗！面对他的执拗，女儿只得苦笑。

父亲问我，今晚，你就没有地方睡了吧？这句话虽然也在我心里熬炖着，但父亲说话的分贝还是让我有些难为情。那床上的老人听到了，快速回应，我们晚上不在这儿住，你还可以用这张床。

两家人便这样聊起来。老人是因为腰、腿不舒服，过来做康复治疗。知道父亲行动不便，他们鼓励他，父亲便咧着嘴点头，看不出是哭还是在笑。他女儿让我叫她秋姐。

这时，一位老阿姨推门进来，身上裹挟着早春的凛冽气息。她将保温桶放置在小桌上，又转过身摘下白粉相间的头盔，把一件肥大的厚外套脱下，放在一边。显然，这是秋姐的母亲。秋姐急忙将小桌支起，她父亲拧开保温桶便笑了。老阿姨也笑，但还是叮嘱，小米粥是带了，你只能喝两口。秋姐气得直瞪眼，对我说，你看，老人就是这么不听话。大家听了，都笑。

老阿姨从包里掏出一罐蜂蜜，放置在两张病床中间小柜子的台面上，说，一起喝吧，这是我们自家产的。

她把稀疏的白发往后理理，说，为了那些蜜蜂，跑遍了附近的大山。几十年里，她已经对好几个县的开花情况了如指掌，多是追槐花、紫荆花，有时候也追枣花。每年春天，她开着车下山，过了县城，先是去往南边的山上，在那里驻扎一阵子，等花败了，再一路往北，北边的气候冷些，花开得就晚。我想象着她一路追随花开的样子，倒也觉得这日子浪漫有趣。

她解释，这一年年跑起来，其实很辛苦。她一旁躺着的老伴儿忽然坐直了，说，不管去哪儿，都是她开车，可不就累么。接着，他脸上显出骄傲的神色，说，我不会开车，全靠她呢，我们住在北边的山里，一出村全是下坡路，足有十几里地，我一握方向盘手就哆嗦。说着，他努努下巴，赞叹道，人家真行，一点儿都不怕。

老阿姨问父亲，你要喝蜂蜜水吗？父亲摇头，但她还是拿走了父亲的水杯。我看见透明的瓶子里顿时倾下一挂黄而黏稠的瀑布来。在她拿起暖壶倒水的时候，我凑过去。淡黄的蜂蜜被一点点冲开、稀释，那清新的甜随着热气飘散在空气里。

我想给母亲买几瓶蜂蜜，老阿姨让我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又指着那号码说，我叫王丑，你就叫我丑姨吧。看我迟疑，她笑着说，小时候早产，大人怕我活不了，就叫了这么个名字，说是取个难听的名字阎王爷不惦记。

丑姨坐在窗口的椅子上，阳光正好照着她银色的头发，在白墙上反着光，她每晃动一次脑袋，墙上那块光也跟着晃。

二

还是聊回到了蜂蜜。

丑姨说，她接手的第一窝蜜蜂是意外的客人。那个春天，她一边要侍候瘫痪的公婆，一边要照看同样身体不好的父母和孤寡的舅舅。孩子们又小，她忙得团团转，猛然从柴垛上看见那块正在晾晒的红布上落满了蜜蜂，心里便一阵惊喜，急匆匆搭起了蜂房。

父亲说，我们那里养蜜蜂的人家，也是这样，遇到某个蜂王领着一群蜜蜂停落在院子里或者树上，便用土坯或者将一个小瓮放倒再挡上篦子做成蜂房，供它们居住。到冬天，幸运的话，就能攒下一些蜂蜜，但也有的不仅没弄到蜂蜜，反而要搭进去不少白糖，救济那些正在过冬的蜜蜂。但不管怎样，蜜蜂都是吉祥的象征，哪怕搭了白糖，主人家也高兴。

丑姨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她从小身体不好，也没念过书，等到婚嫁年龄，作为家里的老大，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同村的丈夫，为的是方便照顾娘家。她老伴儿听了就笑，说，人家那会儿其实心里委屈得很，但觉得我兄弟多，能照顾他们，这才同意了。丑姨说，其实什么光也没沾着。兄弟们多，供他们吃饭、读书，倒真是过得艰难。在她最累的时候，那窝蜜蜂就来了，她相信那是个好兆头，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

丑姨不识字，但爱听广播，从那里，她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活法。在蜜蜂来临的那天，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应该有点儿变化，那时，广播里正在播放邻县一个种植大户的故事。

决定种树，是她和丈夫好几个不眠之夜商量后的结果。他们往布兜里装了几个馒头，又抓了几头大蒜，便向邻县那个传说中的村庄走去。整个过程曲折又魔幻，好在，他们如愿到了那座梦想中的果园，树上开着他们那座山上少见的粉白花朵，真是馋人。但买树苗需要本钱，丈夫劝她回头，她挺执拗，硬着头皮把亲戚和村里人都借了一遍。没有人相信她能让那座荒山上长满果树，都说她听收音机听魔怔了。

她忽然笑着看我，反问，你说说，人活一辈子，谁还不兴魔怔一回？

那些树苗是驾着牛车拉回来的，为了让它们尽快扎下根，她跟丈夫，还有几个亲戚，不分昼夜地干活，他们在地里搭起临时的草棚，白天在地里忙，晚上就轮换着在草棚里休息。

第二年春天，蜜蜂们在花瓣上弓着腰采蜜，她和丈夫以同样的姿势在树下忙碌。几年之后，那座山上长满了果树，品相好不说，因为山顶干旱，雨水较少，光照充分，反而让他们的苹果比别人种植的都要甜，就好像蜜蜂在那些果实还是花朵的时候偷偷撒了蜜一般。这引得别的地方的人眼馋，也时不时来参观。丑姨脑子活，除了卖苹果之外，也让丈夫学会了嫁接，育苗，做起卖树苗的生意来。说到这里，她笑了，告诉我，你春天的时候，可以去我们村里，那满山白的粉的苹果花、桃花，一片又一片，基本都是咱家的。我想象着，眼前这个女人在四十年前，为一座光秃秃的山戴上一顶花帽子的喜人场面。

提起种树，父亲也有说不完的话，在村里，他没少把那些被羊啃断的树苗救活，也经常让一些平常的果树在完成嫁接之后，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丑姨说，她没有搭一勺白糖，就在蜜蜂驻扎下来的第一个冬天，收获了蜂蜜，自己没舍得吃，全匀给了家里人。她从他们的表情里收获着那种不同寻常的甜蜜。她说这话的时候，当年的甜蜜好像能透过她的神情渗出来似的。她没想到，竟然能遇到第二窝蜜蜂，那个春天，她正在给果树疏花，就看见几只蜜蜂落在一棵果树上，并且越聚越多，她干脆就地取材，找了个木箱为它们搭窝。它们成了整个春天果园里最勤快的义工。

她的果园经营得很顺利，四个孩子也都上了学，便想到，要能收获更多蜂蜜，该多好。为此，她托人找到了学习养蜂技术的地方，并开启了追逐花开的日子。大多时候是她跟丈夫一起去山里，有时，家里有事，便剩她一个人。

他们常驻马路边、河岸上，甚至山岗上，那些小可爱在花朵间忙碌着，而她在山谷里生起一缕炊烟，将取来的山泉倒进铁壶，架在火苗上煮。凡过路人只要不太急，都能从她这里得到一碗蜂蜜水。

我想着他们在山上放蜂的日子，夜晚，漫天的星光撒满了天幕，昆虫肆无忌惮地唱着歌，他们坐在石头上，享受着这一切，仿佛他们不只是放蜂人，也是牧放星星的人，牧放昆虫的人。

父亲打断我，说，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蜜蜂娇贵得很，吃一点葱蒜往跟前凑都不行，得用心照顾呢。

丑姨点头说，是的，在山里的日子一点也不悠闲，那些幼蜂可容不得你偷懒，幼蜂移到其他蜂箱时，大小要正合适，才会服从于蜂王。另外，饲喂、取浆也是麻烦事，这几项工作就能让人忙到半夜，如果不及时取浆，没准儿王台就封盖了。在天气不好的日子，还要时时关注蜜蜂的状态，如果连续几天下雨，得给它们喂些糖水。

他们在山里，天天盯着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又要时时看天相，生怕遇到暴风雨。但有时，天时、地利都占了，却又会遇到其他的事。那回，他们去了一座深山，那里有一大片酸枣花，附近又有水源，正是放蜂的好地方。那天，太阳刚从山坡上滑下去，一辆卡车便停在了不远处，开车的男人走下来，拿着工具折腾好半天，说是车坏了。正是晚饭时分，丑姨便招呼他过来，递过去一双筷子，让他先吃饭。那晚，男人说要住在车里，第二天再找人来修。半夜，他们听见车响，以为那人睡不着，尝试着修车呢。没想到，等天亮醒来的时候，车和人都已不见，丑姨正遗憾，没来得及送他瓶蜂蜜的时候，忽然就听见了丈夫的尖叫，她跑过去，只见，蜂箱忽然消失了大半。这让他们懊恼了好一阵子。

他们重振旗鼓，来年，依旧走在追随花开的路上。见到陌生人，丑姨还是会忍不住送上一碗蜂蜜水。

她说，总不能因为遇到过一回坏人，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坏人吧。听到这话，父亲在床上拍起大腿，直赞，这话说得好。

父亲说起自己的事情。他想起，在故乡牛圈里的一面墙上，曾挂满各种型号的锯子，而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床下，放着他亲自钉的大木箱，里头装满了各种工具。那些年，他的工具被人借走，有时说是借，但在村里转来转去，竟渐渐丢失了，再也无法追回。但后来，别人再来借，他还是不会拒绝。说着，父亲竟皱起鼻子哭起来。前一年的脑出血和新得的脑梗，让他变得沮丧。他一遍遍回想几十年里丢失的那些具体物件，仿佛想起它们的丢失便能让无法正常行走的无奈减轻一些。事实上，他越想越生气，不仅想到那些丢失的物品，也想到曾经在我们家借粮食、借钱的人，这些东西累加在一起，让他变得如此不幸。他说，正因为他的不幸，才让我和弟弟过得这样疲惫。

父亲坐在病房的夕阳里哭，我只能默默递上纸巾。

好半天，他才又说，你妈那时候总怪我，怎么还把东西借别人。说完这句话，父亲委屈得像个孩子，我怎么能说出口，不借给他们呢。

丑姨劝父亲，别难过，老天爷还给了你这么好的女儿呢。一听这话，他的脸立马就有了笑模样，如数家珍地跟他们讲着我的好。丑姨笑着说，你看，多想想女儿的好，不就高兴了？

护士发过药之后，丑姨和老伴儿开始穿外套。夜间值班的大夫走进来，阻拦他们。丑姨压低声音，用祈求的口吻说，就让我们回去吧，我女儿一个人在家里睡不着。大夫疑惑地问，你女儿多大了？丑姨也不多解释，只说，就一晚，明天一定留在这里。大夫看他们焦急的神情，又翻了翻病历，叮嘱一番，便转身走了。

丑姨临走前，把装满蜂蜜的瓶子往我这边推了推，示意我们随便喝。隔着窗户，我看见戴着头盔的老两口儿摇摇晃晃走在医院的广场上，她老伴儿笨拙地爬上三轮车，丑姨从座位下的箱子里扯出一张花被子围在他身上。

三

夜晚，病房里只剩下我和父亲。我哄他去锻炼身体，但父亲却一动不动。除了吃饭，很难有什么能让他有动力。我也常常生出无力感，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就躲到卫生间，给千里之外的丈夫打电话，或者，一个人对着镜子深呼吸。卫生间的门，为我隔开了一间独属于一个人的“蜂房”，我要独自用时间在心里酿造出一点儿蜜，才能有力气照顾病中的父亲，才能面对他忽然来临的哭泣。

其他病房总是会传来尖利的声音，一左一右，像是一种呼应。那两个病人跟父亲一样，都是脑出血患者，左边那位已经住了将近一年医院，他处于失语状态，但骂人的话吐字却格外清晰。在训练室，我看到他老伴儿扇他耳光，当时觉得她心狠，我们在水房相遇，她掀开衣服给我看，深深的咬痕在胳膊上胡乱排列着，新伤、旧痕布满了皮肤。她方言很重，重复了好几遍，我才听清，说的是，没病时，他就打她，现在，身子不会动了，又调动起牙齿，只要她一靠近，他就冷不防咬上一口。她抹起眼泪，说，我打他，都是为了让他好好锻炼，好好活着。他们这种病，不锻炼就完了。

她让我在街角的饭店帮忙捎过刀削面，只要一碗。她喂老伴儿吃热乎的面片，自己却嚼着上一顿的剩菜。隔着门玻璃，我看见穿红毛衣瘦小的身躯弯着腰吃饭，便格外心疼。他们家住着单间，里边摆放的到处都是自家的东西，以前我以为她家境好，后来才知道，因为老伴儿太折腾，没人愿意跟他们同病房。在水房里，她皱着眉头说，我劝他多少遍了，他晚上还是叫、折腾，这笔钱是怎么也省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