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颗假牙

我仰面死在木板床上，时间大约在午夜。我女人毛伍氏的哭声惊醒了邻居老章，他敲门进来，看到我的女人毛伍氏慌乱一团，便问：“你怎么了？”

章镇整条街上，寂静得只能听见毛伍氏撕心裂肺的哭声。月光混杂着煤油灯的光微弱地照在我的脸上。老章来到我的跟前用他滚烫的手接近我的鼻孔，他惊呼了一声，说：“死了，死了！”

毛伍氏更加绝望地痛哭。

“毛队长咋就死了？”老章问。

“他晚上喝了一碗酒，再也没有醒过来。”毛伍氏抹干了眼泪说，也可能是哭干了眼泪。

“他是个好人嘞，好人就不该死。”

毛伍氏的哭声更大了。她的哭声宣告了我家庭权威的终结。我活着的时候是这个镇上的大冶湖巡逻队队长，章镇伪政府不承认我这个队长的合法地位。兵荒马乱的年头，它也顾不上我，任我这个队长自生自灭。大冶湖巡逻队不过是个松散的组织，由毛村十几个渔民组成，平时各忙各的事，只有匪患严重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即便如此，也没几个人真正站出来一起巡湖，我们依旧是一盘散沙，根本扛不住水匪的侵扰。

日伪警察局也不管我们渔民的死活，我们能躲的就躲，实在躲不了便交钱物保自己平安。有一次捕鱼的时候，芦苇荡里忽然冒出几个人，抢走了我的渔网和渔船。通常，我们的船都一字型排开，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我的渔船那晚刚好停在一排船的最外面，几个水匪剪掉了绳索。

“什么狗屁队长，自己的东西都保不了。”有人丧气说。

“没枪没子弹，谁把他当人看。”又有人说。

“人家也没枪，照样抢了他。”还有人说。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庆幸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连我也跟着他们庆幸，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我身上。万一这件事发生在他们某一个人身上，要是不从，船没了，人也没了，怎么办？我的女人毛伍氏对我说：“做乌龟，也不要做狗屁队长，这年头保命要紧。”

那件事发生之后，队友们虽然时常奚落我，但并未影响我继续做队长，原因是没人愿意冒着丢命的危险去跟水匪谈判。每次我被蒙面带进芦苇荡里，对方用枪指着我的头，我身体不由地哆嗦。这种情形，我只能听天由命。

匪头说：“章镇今年的管理费为什么没交？”

“我不是镇长呀。”

“我不找镇长，我找你队长。”

“我这个队长是自封的，没有谁给我任命。”

“现在你就是我们的毛队长。”

我被蒙住眼睛，我看不清对方，于是被他们委任成大冶湖巡逻队队长，负责每季度的保护费征收。匪头说：“我会像湖神那般保你们的平安。”

我被章镇的渔民骂成水匪队长。他们说，日本人来了，也没我这么下手狠。我呢，百口难辩，更有甚者，以为我跟水匪是一伙儿的。在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又重新回到章镇，我被人告发，好在我跟日伪政府没有关系。加之昔日的匪头做了县里的警察长，他为我做了担保人，我重获了自由。毛伍氏说我的命大。

可我现在却死了。

我在章镇的生活越来越困苦的时候，那个为日本宪兵队做事的镇长，时常把我搞成章镇的反面典型，我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坏人。其实这个队长，我不想做，两头都不讨好，章镇伪政府收不上税，水匪那边要的钱也收不上，镇长派人打掉了我好几颗牙齿，水匪同样打掉了我几颗牙齿。我捕的鱼没法在章镇卖，我要划船到很远的河口镇卖鱼，那里对外来人卖鱼收税更重。我早出晚归，更加小心翼翼地生活。我尽量忘掉我这个所谓“毛队长”的身份，我的名字叫毛细，他们却忘了我的名字，只叫我“毛队长”。

哎，我是谁。直到我死去，依旧被人叫作“毛队长”。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说的，纵观我的一生，死后才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在那几颗假牙上。

我活着时，我笑了，他们问我假牙是金子做的吗？

“假的，假的。”我说。

“假牙镀金，装个有钱人呗。”连我的女人毛伍氏也看不惯我。

我摇了摇头说：“门牙破了漏风，破财。”

在这个镇上除了镇长，只有我补牙。他们都说，毛队长是个有钱人。

那个给我镶牙的人说过，他每年都要来章镇住一段时间，但我从不知他住在哪里。他给我补完牙，说：“这七颗补牙，每年一诊，三年一换。”

哦，我原以为这金属牙不用再换，要是这么麻烦，我死活也不让他补牙的。

可是直到我死去，这个人还没出现。我快三年没见他了。

我的女人用准备好的三块银元换了一副棺材、寿衣和布置灵堂的白烛、横幅、白布、香纸、灵牌等。

她的痛哭惊醒了老章，这个她平日最不待见的人。这个时刻，只有他能帮上忙，不管他打的什么主意，此刻他是唯一能给她带来抚慰的人。

老章把我从木板抱到棺材，他用我没喝完的白酒擦拭我的身体。这酒的气味怎么留有他的口臭？他居然先喝了一口。跟他身上的气味比较，还是酒精的气味好受。布置好灵堂，他点燃第一支香，递给我的女人，她虔诚地给我作揖，跪拜。我的灵位上放着我生前的一张不像我的画像。这张画像是我坐牢时，狱警叫人画的，现在派上了用场。

毛伍氏把她缝补好的裤兜小心地撕开，取出两块银元，交给老章，让他请几个人，把我埋了。

我冰冷的身体越来越僵硬，星空一贫如洗，寒风刮着窗子发出哐啷的响声，彻夜不停。我的女人哭累了，她靠在棺材边睡去。空荡的堂屋那盏快要烧尽的油灯发出微小的光。

第二天一早，我的女人早早醒来，油灯早已熄灭，她接着哭，堂屋的大门敞开，天正开始放亮。老章给我送了花圈，把八仙桌和香炉摆好。老章第一个给我上香，烧纸。我的女人在堂屋的大门外点燃了一串鞭炮，声音震响着早上宁静的小镇。

“毛细死了，毛细死了。”

我的死讯传遍了章镇。

认为我该死和不该死的人，他们陆续来到我家吊唁。

送来吊唁的花圈排满了灵堂，甚至章镇的镇长也以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镇长无疑是章镇最大的人物，他派人送花圈放在我的棺木的正面，非常的显眼，每个来吊唁的人都看得见。

“毛队长，好人啊。”他们惊人一致地赞美我。

我活着的时候，他们对我的种种“不是”，从不放过。现在他们却在悼词中赞美我拥有美德的一生。

吊唁活动持续了两天，亲朋好友该来的都来了，恐怕也不会有人再来了。在我的遗体即将抬走时，一个人走了进来，白胡茬的脸上，爬满了老年斑，走路却很稳健。他在我的遗像前鞠躬，上香，他围着棺木转了两圈瞻仰我的遗容。

“毛、毛队长，我，来晚了。”他嘶哑地喊我。这么看来，他以前认识我，他叫我毛队长，我的过去，他多少是了解的。但我的女人不认识他。

他的牙齿完好，说话却口齿不清。他伏在棺木旁痛哭流涕时，顺手从我的嘴里拔走了那几颗假牙。此时，祠堂里只有我女人一个人，她还跪在棺材前哭泣，并没有发现异常。

我不认识他，他给我女人随礼后，没说一句多余的话，匆匆离开。

毛伍氏问过他是谁，他只摆了摆手。我生前没有这么贵重的朋友，送两块银元还不留名字。我的女人站起来怔在那里好久，她想，这个人，怎么没见过呢。

他是谁？为什么要顺走我的假牙？我只剩下这几颗假牙属于自己，还是有人没放过我。我的女人发现我嘴里的几颗假牙不见了，她开始怀疑这几颗假牙到底是不是金子做的。

我活着的时候，别人问起这是不是金牙，我笑着说：“我也想这是金子的。”他们开始讥笑我，但还是有人信了，我被告密，到章镇伪警察局，警察让我张开大嘴，他们看了又看，也觉得是铜质的。

所以嘛，一个打渔晒网的人，怎么可能镶金牙呢。

毛伍氏很快发现端倪，她并没有大张旗鼓为我寻找假牙的着落。她悄悄地把我的嘴巴合上，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难道她此刻也认为那几颗假牙是镀铜的吗？

不，这事如果宣扬出去，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说不定我的假牙又会重新惊动警察，假牙万一是金子做的呢？

我太懂她了，毛伍氏这些年来心里一直怀疑假牙这件事，她比我更小心谨慎。

民国三十一年，日伪军治理下的章镇，水匪横行，章镇每户都被洗劫过。事情还得从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夜说起，黑压压的芦苇荡中，急涨的湖水淹过芦苇的腰线。停摆在大冶湖岸边的渔船，此刻正像一匹脱缰的马匹，向湖心离去。那晚我正在船上值守，浪大雨急，有渔船被大浪打翻沉没。雨声沸腾，像鬼哭狼嚎，在漆黑的夜里，连着渔船的绳子断了，我的渔船被浪打到密集的芦苇荡里，船舱开始进水。我一刻也不能歇，不停地用木盆把水从船舱排出去。

它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我的命。如果船沉了，生计便没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依旧不敢贸然休息，我担心船舱进水，渔船沉没。我祈祷大雨马上停下，可雨却越下越大，让我根本看不到希望。

芦苇丛中，黑暗中，我伸手抓到一条水蛇，它已经咬住了我的手指，我用力把它摔在船板上，准备第二天带回去做个蛇羹汤。这是饥饿时代大地对我最好的馈赠，毛伍氏等着我哪怕带回一点小鱼小虾打牙祭。芦苇荡里的响声是最好的反馈，水蛇到处乱蹿，抓蛇的机会来了，我已顾不上疼痛。

一条，两条……一共是五条水蛇。

此时，我隐约感到有乌篷船在芦苇丛里飘荡，嘈杂声，越来越近。

“快靠岸，别让他跑了。”

我可能遇到水匪，我想。

船上此时点亮了火把，向岸边划去。

我不敢发出响声，渔船的吃水更深了，正一点一点地下沉。我只好从船上跳下水，减轻它的重量。大水齐胸，我艰难地推着渔船在芦苇丛中前行。

水匪们已经上岸，向章镇跑去。这时的雨小了，芦苇丛中好像有响声，时隐时没。好像是一个人，一团黑影向我缓慢地移动。

“谁？是谁？”我问。

没人吱声。

此刻又没有了声响，可能是我听错了。

我继续给船舱排水。

这时候，有个声音细微地说：“救救我。”我以为是在做梦。

那个人开始摇动渔船，我以为船要翻沉了。

这次我听清楚了，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我快死了……救救我。”

黑灯瞎火的夜晚，我看不清这个男人是谁，他是怎么落水的，我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坏了，是水鬼吗？我紧张地问：“你是人吗？”

“快拉我一把。”他正奋力地爬上船板。

我担心他是水匪，犹豫了一会儿，说：“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掉到水里了。”我不信，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可以肯定他也不是水匪。

我把他拉上船，他说：“赶快把船划走，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都会没命的。”

我立马意识到刚才那伙儿人是追赶他的。

我很生气，说：“我拉你上船，你却拉我下水。”

“我给你酬谢。”

“我要是活着，不要你的钱。”我没有脾气回了他。

“你趁着天没亮，把我送到长江口。”他的语气坚决。

我们已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我没有了选择。

船在芦苇林中慢行，几乎是贴着芦苇丛向东，无边的黑夜里，两个人似乎都在互相看对方的脸。沿着大冶湖向东行驶三公里便可入江，沿江向上可以去武汉，向下去南京。

“我可以送你去江口，但我不入江。”

“可以。”

“我回来还要收渔网。”

“我给你买张更大的渔网作为对你的酬谢。”

“不，我习惯了自己的渔网。”我声音弱弱回了他一句。

我也不敢问他多余的事，这些事万一跟自己扯上了关系，会给我带来灾难的。

天微微亮时，湖岸的章山群峰开始有了黑色的轮廓。

我隐约可以看清坐在船头的这个人，他披头散发，正警觉地看着我。

大冶湖的入江口，此时的早市还未开埠。渔火已经熄灭。如果不是昨天的大雨，我会撒下早上的第一网，把鱼贩卖给鱼贩，换回碎银，再从集市上带回一些日常用品到章镇卖。这年头儿的鱼少，一网下去，收获不会多。而且价格多少，不是自己说了算，这里鱼市早被船帮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