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权衡

郝建国，文学硕士，编审。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发表论著逾百万字。责编图书《多瑙河的春天》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刘江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书窗书影》《当梨子挂满山崖》《大地烟雨》等，参撰《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张中行名作欣赏》等著作。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作品被选入多部文集。

郝建国：师兄好，又见面了。咱们至今做了两次对谈——《散文的源流与写作》《作家的门槛》，发表后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中国作家网等数家媒体转载，有不少读者包括一些文化名家在朋友圈转发。有朋友希望我们将对谈继续下去，感谢这份鼓励。做了多年文学编辑，我有一个深刻的感知，即写作者在创作生涯中会遇到一些两极问题的撕扯，或多或少形成矛盾和纠结的心态，用一个成语叫作“首鼠两端”，比如，读与写、多与少、道与器，等等。我想咱们今天就这个话题，谈一谈看法。

刘江滨：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哲学上来讲，矛盾存在于任何客观事物中，并贯穿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如何辩证地看待并予以解决，是对人的一种考量。从写作上来讲，有的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矛盾的存在，浑浑噩噩跟着感觉走，有的人可能意识到了，但不是很自觉、很清晰，或者找不到解决之道。所以，深度聊一聊或许是有意义的。

郝建国：那咱们就言归正传。

读与写

郝建国：读书与写作，对作家来讲，按说不应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某种程度上确实形成了一个矛盾。如果过多的时间沉浸在读书中，那么相应的就会写得少，相反，如果每天给自己设定字数埋头笔耕，哪还有时间看书？就我的了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读书不多，好多中外经典名著都没看过，跟他一聊就知道端底，基本上就靠天赋写作；一种是作家深藏不露，饱读诗书，满腹学问，但是疏于着笔，很是可惜。读与写本来应是一对佳偶，却成了怨偶，这就形成了矛盾。其实，这不光是时间分配问题，还有一个观念和认识问题。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一谈吧。

刘江滨：你说的两种情况还真是这样。我曾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前我读过托翁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读《战争与和平》属于补课。为什么要补课呢？因为它是典型的史诗性作品，你不读它就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史诗性作品。现在有些作品动辄就被戴上“史诗”的桂冠，十分好笑。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有关信息，有好几个知名作家留言坦承没读过，原因是“望而生畏”，且一百万字，太费时间了。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没读过《红楼梦》，我极力劝他补课，一个中国作家连《红楼梦》都没看过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有些书是必读的。你说的第二种情况我也遇见过。有位朋友藏书丰富，学问深湛，见地精辟，令人佩服。然而，他不写，几乎没有作品。我一直视之为世外高人，总有一天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但始终没等到。这也说明，读书多也不见得写得就好，即所谓眼高手低。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

在读与写的关系上，必须承认读书是写作的基础。没有一定文化水平，没有读书的积累，显然不具备写作的能力。这是一个常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一个是生活，一个是读书。一个是直接经验，一个是间接经验。我们看到和经历过的事情是有限的，大多需要从读书中获得知识和经验。读书让我们穿越了岁月，穿越了空间，无远弗届。你看文学史，凡是大作家都博览群书，他的文化底蕴，还有思想的深刻，都来自于读书。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受到俄国作家果戈里《狂人日记》的影响，如果鲁迅没有读过并翻译了这篇小说，文学史就将改写。中国新时期小说家几乎都是通过大量阅读西方小说找到了可资学习借鉴的对象，如莫言之马尔克斯，韩少功之卡夫卡，余华之博尔赫斯，张贤亮之奥特玛托夫，我省作家刘建东、李浩受卡尔维诺的影响也很明显。写作者不看书，视野、格局都会大受局限。散文家周晓枫说她每完成一个作品后，都必须看本书，不然的话就难以为继，觉得亏电了。读书是作家充电的过程，不断汲取能量，才有能力继续写下去。

郝建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书的专和杂。写散文的肯定不能只读散文，诗歌、小说也要读，而且也不能只读文学作品，历史、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甚至科学一类著作也要读，所以要博览群书。像《红楼梦》博大精深，可谓“百科全书”，涉及的知识太丰富了，连药方都有。书中有大量的诗词，像林黛玉的《葬花吟》等，这些诗词有唐诗宋词的影子，好多的意象和用法都来自对古典的传承，曹雪芹对古诗词肯定得有一定的研究才能写好。

我们花山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路也的一本随笔集《蔚然笔记》。路也是诗人也是大学教师，这本书讲古代诗人与植物的关系，这需要海量的阅读。《诗经》《楚辞》以及陶渊明、苏轼、纳兰性德等十来个人的所有诗词，都必须通读才能下结论。这本书的难点和价值就在这儿。我最近想写一篇书评，题目都想好了，《路也＜蔚然笔记＞的当代意义》。这本书的写作完全是读书的结晶，是读书和写作密切关系的一个方式的体现。另外，路也能获得鲁迅文学奖，跟她读书多、底蕴厚也有关。

刘江滨：是这样的。凡大作家一般都是有大学问之人。我曾在高校讲授现代文学，发现不少名作家都教过书，比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闻一多、林语堂、朱自清、沈从文等皆为饱学之士。林语堂自我评价“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超级自负，这是读书多才有的底气。长期以来一直流行一个观点，说“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或者“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实际上是错误的。当下作家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不在少数，如果作家不需要培养，那鲁迅文学院就没必要办下去了。我一直喜欢山东作家张炜，对他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等作品推崇备至。最近读了张炜的《读诗经》《唐代五诗人》《斑斓志》，愈发佩服。这些书展示了张炜学识精湛的一面，真是了不起。譬如《唐代五诗人》，对王维、韩愈、李商隐、杜牧、白居易每一位的研究都特别透，可以说看过每个诗人的所有作品，看过关于这个诗人的所有评论，这个阅读是非常耗费时间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张炜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者，他糅进了诗意与审美，投入了激情，新见迭出，别出心裁，既有文学作品强烈的感染力，又有学者的严谨，更有思想家的深刻洞见。一个作家到了这个份儿上可以称之伟大了。张炜有句话说得非常精彩（大意）：我们应站在潮流之中，更应站在潮流之上；我们应处在时代之中，更应处在时代之上。所以我觉得，生活给予我们以血肉之躯，而思想赋予我们灵魂，思想来源于读书与思考，甚至可以说，读书积累到了什么高度，你的思想就能达到什么高度。

郝建国：还有一个，就是作家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大的坐标上去考量，这点也很重要。读的东西多了，就会自觉把自己放到一个博大的海洋里边去看，自己这只船的大小就不一样了，只是一叶扁舟罢了，应了那句话“学然后知不足”。读书影响着写作者对自己的定位，也决定着作品的高度和个人的思想高度。不读书的作家必定行之不远。

刘江滨：但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作家读书和一般读者不一样，不只是提高修养、丰富内心、充实灵魂，还是为了写得更好。不读书或读书少肯定写不好，然而读书破万卷也不见得下笔就如有神，这里边有个转化的能力，实践的能力。

多与少

郝建国：咱们再说说多与少的问题。现在有好多作家写的东西很多，但就是找不出代表作来。过去我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历史系有个张恒寿先生，厚积薄发，一辈子可能就写一两本书，论文也很少。可他的论文，全部上顶级刊物，一发表就很有影响力，不写是不写，写了就是有新发现。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个诗句家喻户晓，作者孟郊名气不算很大，但有这两句，就可以千古回响。“所有的作家都是在创作代表作”，你说的这句话，我印象很深，特别认可。现在这个作品是我的代表作，下一个作品超越了这个，才有意义，如果你没超越，后边所有的东西严格来说都没有意义。刘建东说，写到一定份儿上，多一个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这些年刘建东的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他一直在寻求突破，精益求精，这次获鲁奖的作品，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就写一部作品，他可能是个伟大的作家，有的人一辈子写一百部作品，也未必是个伟大的作家。

刘江滨：有的人以著作等身为荣，有的提倡一本书主义。其实一个人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和作品数量真没有太大关系。

我讲个故事：一次美国召开作家会议，一位女士悄悄坐在最后一排。她旁边一位男作家对她夸夸其谈，说自己写过多少东西，出过多少本书，然后问她，你都写过什么作品？这位女士有点羞怯，说，不好意思，我就写过一部小说，叫作《飘》。这位男作家立刻傻眼了，原来眼前这位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只有这一部作品，而且写了将近十年。但这一部就足够了，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像这种情况也不少，如奥斯托洛夫斯基也就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只活了32岁。陈忠实的长篇也就一部《白鹿原》，他说要写一部“垫棺作枕”之作，他实现了。反过来，国内有的作家，非常知名，说起名字人人皆知，但若问他写过啥，却人人摇头。如此，写得再多有什么意义呢？

作家每写一部作品，都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气力、能力都用到里边去，以全部的生命和心血投入，有一种孤独一掷的决绝和勇气。比如路遥，他写《平凡的世界》耗尽了全部的生命能量，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撅断扔到窗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三部曲，算不上成功，就是因为第一部用完了所有的储备，后边那两部属于有心无力，狗尾续貂。

作家写作气很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中说：“钻励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所以要“养气”。作家的气在充沛浩荡的时候肯定可以写出好东西，在“神疲而气衰”的时候，硬写自然就差。写得太多，肯定会出现气散和神衰的状况。我写作时就有这种感觉，气特别壮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就好，有时候气绷不住了，特别懈，东西就会写得稀松。所以，作家写作，应努力像刘勰说的那样“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把那口气绷住。

郝建国：多与少，跟作家的投入有关，跟作家的精力也有关系，关键要根据自身情况。如果气量足，可以多写，量大质也能得到保证。多与少，还跟作家的积累有关系。比如说铁凝，她的作品有农村题材，如《哦，香雪》《麦秸垛》等；有城市题材，如《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等；有历史题材，如《笨花》等。这与她的插队经历、城市生活和家族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积累造就了她的多产。

有的作家作品很多，但没有大家认可的好作品，原因就是耐不住寂寞。这其实涉及写作者的坚守问题。一个作家成名了，各个出版社、报刊都在约稿，这个时候能不能坚守，就是个问题，特别是涉及利益的时候。这对作家确实是个考验，就看作家能不能坚守对作品的这种质量要求和价值观。就是有感觉了我写，没感觉我不写，你给再高的利益我也不去写，我要坚守住。说到底还是个态度问题，是活给当下的还是活给未来的。我不知道您怎么想，任何作家都希望走到未来，希望一百年以后哪怕留下一篇、留下一段，都很有意义。任何作家都会有这个梦，愿意跨越历史，但这真的跟多与少没关系。唐代有近五万首诗，两千多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水平高，留下的多些，大多数能留下一两首就不得了了。

刘江滨：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盖全唐”，一首顶别人多少首？有这一首就足够了。

郝建国：我们出版讲一本书主义，就是一个作品把它做到最好，出版方就仗着这本书吃饭。作家也是，就靠一本书打天下。就看你有没有这种勇气，把所有积累用完，成为一个经典之作。

我在大学当老师那会儿，做讲师之前，经常给书商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评上副教授之后，署名就慎重了，不敢随便写东西了。作家也是，要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无限重要，自爱自珍。这就是我的代表作，我要对得起它，不能随便乱来。现在咱们一些作家写得太多，其实跟这大有关系，把作品看轻，对自己的作品不够尊重。

刘江滨：有个专业作家说，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不写干啥呀。他把写作当成了生计，靠惯性写作，他那个是水龙头，拧出来是水，不是血。而创作应该是血喷出来的，心血以寄，情感以寄，性命以寄。许多作家贪多贪大，写小说的要写长篇，写诗的要写长诗，写散文的要写大文章，好像不如此显示不出分量，奠定不了地位，其实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文章不都是短文吗？鲁迅除了杂文，真正的文学作品也不多，也就《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故事新编》几个小册子。他一生没有长篇，曾想写长篇《杨贵妃》，还专门到西安考察，结果因准备不足没有动笔。浓缩的是精华，稀释的是水分。写得多只能说你勤奋，并不能说你写得好。写得多的原因之一，就像你说的耐不住寂寞。有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星期在报刊上见不到自己的名字就发慌。不断地刷存在感，保持一个活跃的态势，唯恐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