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都尔的风

一

早上八点，车队准时启程，出了乌兰巴托市区，前面的风景就截然不同了。车流、行人、广告牌、高低不一的楼房，以及密密麻麻的简易房和蒙古包，渐渐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草原、河流、山脉，以及蓝天白云。城市的喧嚣一下消失了，只有车轮轧过路面的胎噪声。

葱茏的绿意，从眼前一直延伸至远处的地平线。八月的蒙古高原，天空碧蓝如洗，虽然气温开始下降，但大草原还在顽强地展示着它最后的美丽。图拉河宛如一条蔚蓝的飘带，在草原上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后，一路往东蜿蜒而去。河两岸是高低不一的树木，有旱柳、胡杨、榆树、蒙古栎。三五成群的羊在草地上悠闲地觅食，远远望去，就像是掉落在草原上的朵朵棉花。山脚下是各式各样的木屋，或红或蓝的坡顶显得格外醒目。从木屋再往山上延伸是成片的落叶松。蒙古的山，大都山势平缓，坡度不大，山脊呈波浪形，远远望去，仿佛卧在草原上的骆驼群。

我们的车队一共七辆车，四辆集装箱车，一辆长板车，还有两辆越野车。其中三个集装箱里是拆解下来的选矿设备，一个集装箱里是生活物资。长板车上是体形较大无法拆解的挖机和推土机。为了这个金矿，邢总可是下了血本，几乎所有设备都是在国内采购，通过国际联运从二连浩特入境蒙古，到达乌兰巴托后，再运到此行的目的地——温都尔。

两辆越野车，一头一尾。我和巴达玛、老马还有小李负责跟头车。老马其实并不算老，才五十来岁，之前在山东一家金矿上班，是邢总聘请过来的技术员。小李则是邢总的妻侄，也在金矿干过。远在异国他乡，身边多一个自己人，总归是好事，所以除了儿子小邢，邢总也把侄子带了过来。邢总父子和陈叔跟后车，两个保安在中间。在人烟稀少的草原深处开矿，安全最为重要，邢总与一家蒙古安保公司签了协议，由对方派出两名驻矿保安负责安保工作。

其实，原本我没打算跟邢总干的。一是我不看好这个项目，二是我在乌兰巴托有个首饰店，生意也还不错，天天晚出早归，有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兴致来了想去牧区玩，门一关就走人，不受任何人限制，自由得很，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或许是我给邢总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又或许是他确实需要人手，邢总一再向我发出邀请，最终他的真诚打动了我，我答应加入。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叫铁木真，戴顶两边翘起的褐色大毡帽。游牧民族取名字跟汉族不一样，可以包罗万象，动物植物、山川江河、日常器物、金银珠宝，英雄人物或形容他们品格的词语，甚至色彩和各种吉祥美好的祝福语，都可以用来取名。显然，铁木真这个名字就是源自成吉思汗。

窗外的景色，看久了难免产生审美疲劳，加上车子的摇晃，大家开始有了困意。我问铁木真，能否放点音乐？铁木真打开收音机，调到门德蒙古音乐频道，悠扬的音乐立刻在车里弥漫。一听旋律就知道是蒙古歌手萨仁图雅的《苏杜拉》，这首歌跟《乌兰巴托之夜》一样，是蒙古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

音乐一起，车里的人又都精神起来，尤其是巴达玛，立刻就像打了鸡血般跟着收音机哼唱起来。蒙古人天生翘舌，说话唱歌带颤音，有种特别的韵味。睡意被音乐赶走，我索性打开车窗，把脑袋伸出去，立刻，一股带着草原气息的清风迎面吹来，我大口地呼吸这清新的草原空气。

刘，身体不舒服吗？巴达玛侧过头来问我。

没有啊，打开车窗，空气不是更新鲜些吗？我说。

你不会晕车吧，我们要坐一天的车呢。巴达玛要我做好准备。

呵呵，一天时间算什么？我在国内办厂时，每个月都要去福建拉货，跨越三个省，那个时候高速公路很少，都是普通公路，路上要两天一晚，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在车上。对于我来说，一天时间真的不算什么。

原野上，有许多花还在开着，红色的是格桑花，蓝色的叫勿忘我，紫色的是苜蓿，黄色的叫波斯菊，红、蓝、紫、黄互相交织，点缀在一片盎然的绿意中，显得十分妖娆。

刘，蒙古的草原漂亮吗？见我盯着路边的花出神，巴达玛又问。

当然。我点点头，继续看着窗外。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人口少，蒙古的草原显得更加原生态。来乌兰巴托后，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帮老乡就会开车去草原玩，最远的一次，我们到了后杭盖省的哈拉和林。

刘，蒙古怎么样？巴达玛再一次问我。

我有点蒙，不知道她具体指的是哪方面？

所以，我皱着眉望着她，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风光。巴达玛指了指窗外，蒙古跟你老家比，哪个更漂亮？

这回我算明白她的意思了，但我不喜欢她话里那种莫名的优越感，这让我很不爽，但没流露出来，我有点不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告诉巴达玛，蒙古跟我老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光，各有特色，没啥可比性。我问她有没有去过湖南？她说没有，中国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内蒙古、北京和山东，最远到过深圳。

在蒙古，会说汉语的人不少，但像巴达玛这样说得溜的却不多，这家伙不但汉语说得好，而且对中国人也很了解，就凭这点特长，她跟中国人打交道得心应手。很多来蒙古的中国人，也愿意找她这样的蒙古人，不为别的，就是沟通起来顺畅。

巴达玛终于不再说话了，车队继续往前走。对面偶尔有车开过来，大概是我们的阵仗有点大，会车时，对方司机都会好奇地打量我们一番。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算是有条正儿八经的国道，但千万不要对蒙古草原上的国道抱有过高的期望。所谓的国道，也就仅仅两车道，刚出乌兰巴托路况倒还不错，随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路面开裂，坑洼不平，这显然是因为被各种车辆碾压且年深日久缺少维护所致。这样的路况，加上有大货车，车队的行进速度并不快。近看，这七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但远看，在广袤的大草原衬托下，就如同一支玩具车队，在缓慢蠕动。

二

我在乌兰巴托的首饰店位于百货公司附近，前临乌兰巴托最热闹的恩赫泰万大街，后面可以通往戊兹嚓嘎商业街，附近有许多酒吧、西餐厅、咖啡店和蒙古餐馆，当然还有其他店铺，是个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首饰店以卖银饰为主，兼顾加工，可到后来反过来了，变成了以加工为主，银饰品反而卖得不太好了。店里请了个翻译，叫其木格，老家是乔巴山的，在中国留过学，汉语说得还不错。其实来乌兰巴托一段时间后，我的蒙古语就基本能应付日常生活了，之所以还要个翻译，是觉得店里有个蒙古人照应，那些喝醉了的酒鬼不敢来捣乱，再就是生意忙的时候，也可以帮着打打下手。

我店铺的房东索伦嘎是开副食品店的，她店里卖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食品，蒙古本土的食品只占小部分。实际上，我这个店就是从她的副食品店分出来的，之前的店面很大，卖东西的地方只占了不到一半，我以每月五十万蒙图的价格租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做了隔断又开了门，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店铺了。大多数情况下，看店子的是索伦嘎和大女儿其其格，有时小女儿苏布德和上中学的儿子铁木真，也会帮着看店子。

生意偶尔不忙的时候，我会站在窗口往外看，看对面那些或绿或黄的老旧住宅楼，看窗外走过的穿祥云纹饰袍服的蒙古人，看大街上各式各样的老旧汽车。乌兰巴托甚至还有那种带“辫子”的老式电力公交车，这种公交仿佛是进入暮年的老人，蹒跚地行驶在路上，只要稍微颠一下，车顶便火星四溅，还啪啪作响。有时候走着走着，那“辫子”突然就掉了下来，车子立刻就趴了窝。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时光倒退的错觉。只有那些酒吧、咖啡馆、西餐厅、大型广告牌，以及混杂在传统蒙古服饰中的时髦男女，才让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

我好像忘了说，我是怎么来乌兰巴托的。我来乌兰巴托，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在老家做生意亏了很多钱，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只得投奔在这里发展的老乡浩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可能就在这里一直干下去，干个七八上十年，再回去东山再起，我是这样打算的。但后来，一个蒙古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有一天，在我的首饰店左侧，隔着五六个门面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家博彩店，当然不是澳门那种高大上的，只是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小店。所谓博彩，其实就是用吹球机吹出六个带数字的乒乓球，猜中四个以上视为中奖，猜中六个是一等奖，奖金一百万蒙图，相当于人民币三千多元。这个玩法跟国内的双色球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双色球是七个球，他们的是六个球，算是改良版的双色球吧。

我每次路过博彩店门口，都看见里面有很多人，我猜想生意应该还不错。我原以为，智商要充电的人，只有国内有，没有想到国外一样不缺。其实也难怪，是人就都有贪婪之心。不愿付出汗水，想碰运气走捷径，好像是地球人的通病。

蒙古和广东一样，店都开得很迟，我的店一般在十点左右开门。那天上午，我刚打开店门，正在整理工作台上的工具，外边突然进来个人。我抬头一看，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大脸，颧骨很高，典型的蒙古人长相，女人涂着厚厚的脂粉，眼睛周围画着一圈深蓝色的眼影，有点像熊猫。

女人扬了扬手里的一万蒙图，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我打招呼，说要换零钱。

她说话的口气以及汉语的标准程度，让我以为她是在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给她换了零钱后，我问她。

她笑笑，反问道，我看起来很像中国人吗？

我看着她，点点头，说像。

她摇摇头说，那你真看错了，我可是地道的蒙古人。

老实说，我来乌兰巴托也有段时间了，就没见过有几个蒙古人汉语说得特别好的，她的汉语标准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中国人。见我很好奇的样子，她解释说，年轻时一直跑中国做生意，故而学会了汉语。

原来她是隔壁博彩店的老板，叫巴达玛。她告诉我，这个店是她跟一个姓陈的中国人合伙开的。随后，我就见到了她的合作伙伴，来自山东的陈叔。

生意不太忙的时候，陈叔会到我店里坐一会儿，聊聊天。陈叔问我怎么会想到来蒙古开店？这话我一时还真不好回答。我能说因为在家里做生意失败了，来投奔这边的老乡？肯定不能这样说。出门在外，没必要跟萍水相逢的人说这些，说了也没人会同情，说不定还会看不起你。我轻描淡写地告诉陈叔，有老乡在这边发展，就过来了。

我对陈叔的生意也有点好奇，不知道他是如何跟一个蒙古女人混到一起的。陈叔说，是他老乡邢总介绍的，邢总多年前来蒙古做生意，很早就认识巴达玛了。我又问他为何要找一个蒙古人合伙。他说像这样的生意，一个中国人肯定做不了，必须找个当地人，正好老乡邢总给他介绍了巴达玛。

很快，我跟陈叔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几乎天天都来我店里喝茶聊天，有时候后面还会跟着个女的，很年轻，顶多三十出头。陈叔也不避讳，说是他的女朋友，叫图雅。陈叔交代我，如果图雅哪天问起他的年龄，要我说三十八岁。看我有些狐疑，陈叔解释说，图雅曾经问过他多大了，他当时跟图雅说的三十八岁。

我点头答应了，又傻里傻气地问陈叔到底多大了？陈叔倒也不隐瞒，说五十八了。一口奶茶差点从我嘴里喷出来，我心想，陈叔也真敢忽悠，五十八岁竟然说成三十八岁。不知道图雅是不是真信，要真信的话，那她的眼睛要去动手术了。不过说老实话，这种事在这边很常见，也不算新鲜事。

隔三岔五，我也会邀请陈叔到我住的地方聚聚餐。有一次，酒酣耳热之际，我问陈叔，开博彩店应该很赚钱吧？陈叔微微一笑，放下酒杯说，跟你们几个小老弟不说假话，这玩意要说不赚钱那是假的，但要是说赚大钱，也是假的。我有些不解。陈叔说，主要是蒙古人没有多少钱。再说蒙古人不像中国人有耐心，如果中奖的不多，慢慢地就没兴趣了。所以，他们只能隔段时间就换个地方，这是他们换的第三个地方了。

大概是因为关系密切了，陈叔有天居然告诉我一个秘密——吹球机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只不过要稍微采取点技术手段。至于是什么技术手段？我没有问，这毕竟是人家的生意，不便问也没有必要问，没想到陈叔却主动跟我说破了这事。

原来，乒乓球都是可以做手脚的。具体怎么做呢？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用针在乒乓球上扎个洞，然后把细铁丝穿到球里面。因为孔非常小，加上乒乓球又不透明，根本看不到半点痕迹。吹球的时候，有铁丝的球因为重量的关系，自然沉在底下，没有铁丝的球就被吹出去了，这样就做到了人为控制号码。而且为了不让人怀疑，一天要换好几次乒乓球，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