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生命力

摘 要：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赞誉，其描写的古老村族凝聚着乡土中国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在儒家文化维系下的白鹿原，保留着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社会秩序。白嘉轩牵头翻修祠堂、建学堂，朱先生编写《乡约》以正民风，都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集中展现。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无形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促进个人的自我完善，延续着一个家族、一个村落的精神血脉。接受新思想的新青年虽然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但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爱国明理、舍生取义的内核，在抗日救亡中体现出家国一体的凝聚力。探究《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有利于更好地发掘与传播关中平原的民俗文化和乡土社会中的传统道德。

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儒家文化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讲述了白、鹿两个家族的兴衰史，透过半个多世纪的家族故事，管窥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学界对小说《白鹿原》的研究多集中于叙事层面、美学风格以及文化“寻根”方面。张冀认为：作者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这四个兄弟较量下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李清霞认为：《白鹿原》文本的美学风格随着文本叙事话语节奏和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超越了作者的艺术构想，即从传统悲剧的崇高走向了现代悲剧的荒诞。[2]傅燕婷从民间信仰入手，分析了《白鹿原》为代表的“新寻根文学”这股民间文化思潮的再发展。[3]本文致力于探究《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发掘关中大地蕴藏千年的民族文化积淀，以期更好地传播关中平原的民俗文化和乡土社会中的传统道德。

一、宗族对儒家文化的自觉传承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阐明了血缘维系着乡村的社会关系：“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4]《白鹿原》中的乡村社会关系主要由有血缘的宗族关系构成，血缘决定了白鹿村稳固的乡村社会结构，其秩序的运行依赖于儒家宗法伦理对族人的柔性规约。因此，宗族中话语权的掌控者会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儒家文化。

《白鹿原》中白秉德、白嘉轩等人掌握着一定的宗族话语权，是乡村秩序维护与传承的主体。他们主持教化、祭祀、诉讼等事宜，将宗法伦理凝聚到一系列礼俗文化与宗族制度中，用于规范约束族人的日常行为和维系乡土社会文化秩序。他们倡导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道德，维护着白鹿村的仁义、安宁、繁荣。如族长白嘉轩带领族人重修祠堂供奉先祖，铭记祖先筚路蓝缕创业的艰辛和勤俭仁厚的美德，向后辈讲述白家的发家史——“木匣子”的故事，教导族人克勤克俭、忠厚仁义。在中国古代儒家伦理中，尊祖敬宗、追忆先祖的家族观念十分重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5]。虔诚地追念先祖可以让民风民德变得仁厚。白、鹿二姓的祠堂作为儒家宗法制度实施的现实空间，是传统宗法社会对一族众人进行管束、礼仪教化与规训的场所，其作用在于继承和传播儒家文化，在一个家族的范围内实现仁治。作为一族之长，白嘉轩在祠堂前惩治各类不良行为、严厉惩罚触犯禁律者，将祠堂作为道德教育的基地，匡正了白鹿原的风气。同时，祠堂内设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等，以推行仁义、践行仁义、匡正世风，形成了一种儒家文化氛围，让勤劳俭朴、孝悌仁爱、诚信重义等传统儒家道德世代相传。

二、“修身齐家”——儒家文化对人格与家风的塑造

透过《白鹿原》中人物的成长轨迹，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如小说主人公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理想的化身，他用毕生践行了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他的人格与思想的形成，建立在对儒家文化的领会之上，这种领会有一个由浅至深的过程。青年时代的白嘉轩尚未成为一个仁义持重的族长，那时一个普通村妇将原本抵债抵给鹿子霖的六分地卖给了白嘉轩，掀起了一场一地多卖的纠纷，白、鹿二人互不相让，白嘉轩持有卖地契约，敢于据理力争，而这时的鹿子霖认为“倒是不在乎李家寡妇那六分地”，此事关乎脸面、威严以及宗族权力，想与羽翼渐丰的白嘉轩一较高下。在他们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之时，关中大儒朱先生出面调解，给较量争斗的双方各一封信，劝二人豁达处事、仁义待人，从而使二人豁然开朗，消解了矛盾。二人受到了朱先生的点拨，决定行仁义之举，各退一步，同时放弃李家寡妇的六分地，又各自接济她一些钱粮，让她渡过眼前的难关。李寡妇为此感动不已，又羞愧异常。白、鹿二人也互相致歉，重归于好。这一举动化解了二人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儒家以德报怨的美德，也践行了乐善好施的仁厚，真正做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儒家文化提倡的“修身”，是通过对个人人格的塑造，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塑造良好的家风、族风，从而实现“齐家”。作为白家的家长，白嘉轩秉承“耕读传家”的家训，从来不因家境富裕而娇惯子孙，要求孝文、孝武和自己一样，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读圣贤书。为让他们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让他们翻山越岭地去换粮，以长辈的亲身示范和严格要求，敦促他们形成农耕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作为一族之长，白嘉轩在朱先生的帮助下编写《乡约》，整合民间儒家文化规范与乡民生活准则，明文规定如何践行儒家文化，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以此来规范族人言行。于是，白鹿原的祠堂内每天晚上都会聚集念诵《乡约》的族人，村民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由此形成良好的家风、族风。白鹿原的《乡约》这一“修身”准则，使族人、乡人明理厚德，维持了宗法制下乡村农耕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使仁义白鹿村声名远扬。

三、“学为好人”——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

小说中黑娃的性格与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转变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追根究底在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黑娃被捕后，白嘉轩不计前嫌地求情，希望能保释黑娃，并且坚信这次保释后可以让黑娃“学为好人”。白嘉轩说：“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瞎人就是在这个当口学好的。”白嘉轩的仁厚，朱先生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对他不住口地赞扬：“以德报怨哦嘉轩兄弟！你救下救不下黑娃且不论，单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这种以德报怨的仁厚之心，极易感化赤子心肠、快意恩仇的黑娃，尽管在此之前他对白嘉轩有畏惧甚至仇恨，在这一刻也会转变为感恩之情，为“学为好人”奠定心理基础。

传统儒家的美德使人产生尊崇和向往，即见贤思齐，从而起到教化的作用。黑娃娶的第二任妻子高氏是老秀才的女儿，自幼成长于书香之家，对儒家文化耳濡目染，她温柔庄重、知书达理，对黑娃的改变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娶亲时斯文的女方家庭和隆重欢庆的仪式都让他对不光彩的过去羞愧不已，他在新婚之夜对妻子忏悔说：“娘子，你知不知道我以前不是人，是个……”而高氏对黑娃说：“只看今日往后，不说今日以前。”这一贤淑明慧的形象让黑娃产生了读书修身的渴望，同样她也支持黑娃读书，鼓励黑娃不要因为自己念书晚、悟道迟而丧失信心。

学堂作为传承儒家文化和实现道德教育的中心，为黑娃“学为好人”起到了促进作用。黑娃怀着虔诚之心走进朱先生创办的白鹿书院拜师，而朱先生秉承“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仁者爱人”的道德修养，收下了这个弟子，并给他题字“学为好人”。于是黑娃开始了读书修身的生活，晨起舞剑，诵读《论语》。白鹿书院教育中有着丰富的仪式活动，比如拜师、晨诵、讲会以及祭祀先圣先贤等，这些庄严肃穆的仪式触动和净化了黑娃心灵，起到“正心诚意”的作用。朱先生教导黑娃知行合一，“学到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是不再做混账事”。读书修身使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在朱先生的引导、规训与亲身示范之下，黑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儒家经典中先圣先贤们的言行从内而外地陶冶着这个曾经“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书院里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模范人物，他们为人师表的庄重与博学让人心生敬意，使黑娃直观感受到人格和道德情操的魅力，从而促使他见贤思齐，着意学习与效仿，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教育作用。

洪子诚先生谈到《白鹿原》时指出，其“寄托着作家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的信念”[6]。黑娃在受到传统道德的引导并发生转变之前，生命中充斥着野性的原始力量，他的选择和行为受本能力量支配。在受到以德报怨的感化、人格魅力的触动以及规范系统的书院教育后，这一人物的品格迅速发生转变，真正做到了“学为好人”。黑娃人格的转变恰恰反映了儒家文化与传统道德润物无声的影响力。

四、“家国一体”——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白鹿原》中，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新青年虽然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但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爱国明理、舍生取义的内核。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们与万千中华儿女一起，勇敢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体现了民族血脉中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白鹿原》中的新青年如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生长于传统守旧的仁义白鹿村，成长于忠孝仁义为纲的古老宗族，在朱先生、徐先生开办的旧式书院中熟读四书五经。他们到外界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后，像一株长势迅猛的侧芽，源自白鹿原的根脉，既眷恋又“破坏”着原有老去的枝干。他们对白鹿原人秉承的传统道德熟稔于心，却能用尖锐的眼光看到其中不合时宜的因素，看到对人的天性的压制、对自由进步的阻碍。他们怀揣民主、自由的理想进行了一系列抗争，渴望改造自己的家族，改变自己的家乡。如鹿兆鹏回到白鹿原上倡导“扶助工农”，将黑娃送进了“农讲所”培训，在短暂平静的白鹿原又掀起了一场“风搅雪”——闹农协，处死三官庙的老和尚和碗客，把白鹿仓的总乡约田福贤推上戏楼，要求他向所有的白鹿村村民公布历年争皇粮的账目；再如白灵拒绝包办婚姻，亲自给定亲的王家写下退婚信，并大胆离家出走，勇于打破陈规、反抗不公。这种理想和抗争是出于对家族、家乡的热爱与眷恋。他们虽然反对传统文化中落后、糟粕的部分，但是欲革新社会，先从革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做起，仍体现着儒家文化中“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理念。

在战争爆发后，尚在读书的白灵表现出了与年纪不相符的镇定和大义。她和鹿兆海一起在城墙根下抬尸首、挖深坑，白嘉轩几番要求她回家避险，她都毅然决然留下，称这些人为了保卫全城百姓牺牲，怎么能让他们孤独地在墙根下躺着腐烂。后来，她和鹿兆海相继在战争中为保家卫国牺牲，这两位新青年在民族危难中，虽然有着不同的革命理想，但爱国精神同样坚定不移，体现了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为此，关中大儒朱先生也对他们感到敬佩万分，亲自为兆海题写“砥柱人间是此峰”“白鹿精魂”。鹿兆海牺牲后，朱先生打破了白鹿原上辈分的限制，亲自迎接英雄鹿兆海的灵车，坚持为他整夜守灵，认为“民族英魂是不分辈分的”。

朱先生没有一味停留在丧失族中亲人的悲痛中，也没有畏惧西安城炮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危险，他对无济于事的繁琐公祭会流程感到十分厌恶，对苟安现状的皮匠夫妇小市民嘴脸感到厌烦，他认为“祭奠死者吓不跑倭寇”，决定不惜一己之身勇上战场。他的民族大义引起了广泛共鸣，一起编修县志的老先生们一齐要求同赴战场，在公祭会上发表抗击倭寇的宣言。年迈的他们尽管无法真的走上前线，但是他们的民族正气震动了整个白鹿原，经报纸传播后，更是在华夏大地知识分子间激起了取义成仁的决心。朱先生得知茹师长和北山红军谈和共同抗日之后，感到十分欣慰，并在苦心编撰的县志里对全面抗日表示高度肯定。这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大义，正是儒家文化中“家国一体”的具体表现，体现了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五、结 语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回望了古老村族世代秉承的耕读传统，寄托了对儒家文化维系下田园牧歌式乡村社会的向往与留恋。小说中白嘉轩、朱先生等人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儒家传统，通过修祠堂、立《乡约》、办书院等措施，在白鹿原形成了一种儒家文化氛围，让勤劳俭朴、孝悌仁爱、诚信重义等传统道德得到传承。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新青年虽然反对封建礼教的枷锁和束缚，但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爱国明理、舍生取义的内核，体现了民族血脉中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在白鹿原这片深厚的土地之上，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无声地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促进个人人格与修养进行自我完善，延续了一个家族、一个村落的精神血脉，体现了儒家文化强大、恒久的生命力。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冀．民族的秘史与寻根的迷途：论《白鹿原》的叙事图景与陈忠实的精神危机[J]．文学评论，2020（1）：92-100．

[2] 李清霞．从崇高到荒诞：《白鹿原》的美学风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5）：69-73.

[3] 傅燕婷．寻找民间的“金枝”：《白鹿原》中的民间文学思潮[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5）：159-160.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7-88.

[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6.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