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神话·民俗与王官
作者: 吉胜利绪 言
“民俗学”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它其实是民间文化的外在习俗的总汇。在这里,不但囊括了文化、艺术、思想等等,而且汇聚着先辈们的继往传承。
目前我们似乎正处在所谓“全球化浪潮”的温室世界,人们对以往的忘乎所以,使之既不是现代主义,又赶不上后现代的末尾,这可以说是人类丢弃习俗后所造成的悲哀!习俗、风俗、民俗,它们是真实生活的显现,这里面的“俗”,其实是“真”,它涵盖了生命及其价值。人们处于都市化机械的状态中,就难免出现庄子所谓的“机心”,然而,任何人都不能完全超越或脱离时代。因之,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古来而一致的?这其实就是民间文化——其表象,就是民俗。民俗,是习惯、风气的综合表现,它映射并包容了洲域、国家、民族和地方的本土化特色,是基于生命最初本原的状态,从心理意识渗透在语言、文化和举止当中,将自身乃至民族、区域的意识诸形态表露无疑。我们最大的错误在于“邯郸学步”,自以为超前,而实则忘乎所以。
民俗不但是一门学问,而且涉及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区域文化和地方特色等诸多方面,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人文学说。什么是人文?人文其实就是生活。不同的是,它是主客观和想象、现实统一之后的状态。也就是说,道在日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就是因为它是民俗,是日用,所以它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
对于一种浑然一体的状态而言,它是不会也不可能产生较大背离人性轨迹的逆差,因为它所营造出的是内外谐和的“绿色循环”机制。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不外乎两点:一是指它对外部世界的溶解而非背离;一是指它对精神世界的谐和而非变异。只有融会于自然世界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理想境界。只有主客观谐一而非背反,才是人文的民俗化辩证法。“民俗性”是非宗教非哲学的,它就好比大海里的水,尝一滴而知其味。从根本上讲,民俗是人性发展史程的刻度,标志并标注着每个特定历史环境及其演变的过程,是非物质状态的活化石。在它的里面,储存并保存了丰富的各民族乃至本区域的特殊性,是人类演变总过程的缩影。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民俗丰富的疆域。在这里,有着上下不止五千年的历史,浩瀚而宏大的民族融合,更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罕见的。我们不得不说,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是中国民俗的融汇法,由它们共同谐和并辩证了统一史。也只有一个共同融汇并包容生命乃至文化的民族,才是挺立人性史程的中流砥柱。它向世界所展开的不仅是浩瀚的历史画卷,同时具有五千年的中和思想,从民俗以至点滴描绘并勾勒出了一个东方人文的理念,是人格标志文化、民族和气节的典范。它以“人生”为敬畏,以现实生活为宗教,在“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念当中,以人文展示宗教、哲学乃至日常,所以它是“人而神的民族”——《周易》:“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正是由于我们是注重“生”的,所以,我们向往阳光而丢弃阴暗——“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这是民俗辩证的特色。《周易》讲:“生生之谓易。”“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得女,故谓之少女。”可见,人与万物是匹配的,是以人为万物的一分子,这是古人的自我辩证。在这种辩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了生死,了解了“活”的意义,所以民俗中积淀着精神。若从精神层面阐述民俗,这既是寻找古文化的根本所在,也是探寻未来人心理演变的先遣。从这里,我们势必能够掘取到人性不同以往的理念,而且,它是特立于以往其他诸如宗教、政治等形式之上,独以“过活”为主题简显着复杂而多彩的世界。
总而言之:民俗与世界,民俗与国家,民俗与个体,是一个环节相套的问题,犹如连环锁链一般,既是单独的,也是一体的,又是人性的。我们只能从人性史程的解析中,截取当中的环节,由点及面,从人性线脉理清历史图腾,在兼容并中包概述笔者所能认识到的一切。
民俗与神话
民俗史往往是神话史。每个民族均有其自己的“创世纪”。在它们那里,人的一切皆来自“神”的安排,是一种无法想象的规律引导并指挥着地上的一切。而这样的神——它就是“天”。
不言而喻,天、上帝、地狱、佛陀……都是拟人化的。他们总体代表了人类仰望星空后的遐想,是心理孤单所造成的想象空间逆差。它所折射出的是人类情感的、意象的表达。也就是说,人性不单是两性,而是三性的。当然,所谓“第三”是指心理而言。它代表了早期人类的意识朦胧状态:是自我心镜呈像的底版直摄。
(1)盘古的原型
在中国自古就流传着“盘古开天”的故事。《文艺类聚》中引《三五历记》云:“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卓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盘古死后与天地相融,而后女娲捏其灰烬以成人。因此,人形亦与天地相似,属小宇宙范畴——中医。诚然,在古人那里,人神是0(零)距离接触的,他们仿佛如影随形,是彼此的本原。
其实,人的本原就是0的状态,借言之,即如同鸡子一般。它其实和传说中的盘古一样。我们在母亲子宫中的每一天,亦即如同盘古生长的每一天,伴随着生命的初始,我们进入并开创了自己的世界。当然,这样的世界是主客观并行的——心理的与外在的。外在的原始世界枯燥而乏味,既缺乏乐感,也缺乏美感,或者,古人就根本不需要这一切。但是,人是因思考而进化的动物;他的想象是他的本能反应。所以说我们以自己为原形,并塑造了一个盘古的经历。
在民俗中,就曾经常出现各式不同的“抓髻娃娃”形态。他们或男或女,却总是仿佛与鸡有关,并脱胎于鸡子。譬如说,许多的抓髻娃娃都是四肢撑开的。从意象上讲象征着顶天立地,是一个小盘古的化身。它既代表了生殖文化的内涵,也包藏了神话创世纪的特色。在抓髻娃娃的身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人性、心理与图腾的完美结合。由图来展现心理诸意识的表象,这是从古至今的人类的共同艺术情怀;在这里,美、丑、意象紧密地相结合,与传承交织并融合为生命的礼赞。
所以,神话的传说其实并不遥远,它就潜藏在每人的生命历程当中。抓髻娃娃既代表了盘古式的原型,也代表了人类每时每刻的繁衍过程,是每个生命体成长的缩影。说它阳刚代表男性,说它阴柔代表女性,说它第三性则是代表着它的心理已成为意识,并由意象显现为图腾——这方面指远古人而言。
图腾崇拜是由自然崇拜尤其是动植物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信仰。“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族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属”。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是盘古或抓髻娃娃的亲属,而他们则是我们的保护神。这也就是图腾崇拜的真实意思。原始人决定了自己的图腾信仰,也就决定了自己的族徽亦或名称。因此借言之——抓髻娃娃其实就是“生殖文化的图腾”。从谐音与谐意上来讲,它都包含有男女生殖以及繁衍的暗示,《周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不同的是,后者已趋于理性来思考问题。
(2)龙的真谛
龙,是一种完全由人脑臆想出来的生物,这仿佛是事实,但它总归存在着各类的拼贴,是集合而完结的意象整体。在中国,民间民俗神的组成其渊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源于原始自然崇拜的“自然神”,一类是来源于亡人鬼魂的“人鬼神”。而“龙神”则是单独这两大体系之外的;它有自己的属性。
在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中,就曾发现三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不少学者看后认为,这些龙、虎、鱼、鸟等,皆为当时的图腾标志。南宋初人罗愿在《尔雅翼》讲:“角似鹿,头似蛇,眼似兔,劲(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可见,龙是杂取诸种生殖力强或勇猛刚健的动物而成的神兽,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崇拜的集大成者。
《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帝王世纪》云:“太昊庖羲氏,风姓,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这也就是说,龙是由变而化,由化而转,最终结合于人,是古代王权的一种象征。当然,也由于我们都是“三皇五帝”的子孙,所以美其名曰“龙的传人”。
再者,《诗经·小雅·斯千篇》讲“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表明蛇——龙文化曾经有过女性代言人。而传说中的女娲就是“人蛇合体”的。这也就表明为什么:伏羲与女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它说明龙、蛇、人是作为心理符号的;是抽象意义与心理意象的结合。反之,伏羲与女娲又是两性不同外形的图腾轮廓,或换言之,中国人的“民俗创世纪”源自于生殖的感悟。
据实而论,龙这一艺术形象若从红山文化发现的玉龙算起,距今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了。那时人们因繁衍后代的重任而崇拜强盛的繁殖力,他们祈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从而生命不止,人道不息,在波澜中建构大海般的生命体。龙之所以具备无数的特征与寓意,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从分开来讲,它的传承在中国民族文化中有两条线路:一是攀缘皇权,成为了官方文化的龙——王官学;一是在民间自发地发展演变的龙,它仍带有某些原始的意味——民俗学。王官文化与民俗文化时时都处于相互交流之中,分离不是绝对的。(当然,这是下篇所要论及的)。
又,《周易》“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诚然,它是以品德而论之,这仿佛是在寓意着君子的操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载,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可见,龙也是对“隐君子”的一种拟称。它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因此,又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把握。
说穿了,龙在理念中其实即一种对变化的总称;它表示“周而复始”的意味。《中庸》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就是这个意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所以说,龙其实是精神与心理的双重产物,它多多少少代表了某种境界,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总归是统一的。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纯然于变化,是中国人理想当中最生动的“意象”。《周易》讲:“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样的“象”就是意象。
总之,龙是由无数的变化而来,无数的变化而去,《周易》“群龙无首”,是表明它仅存在于理念当中。因此,它好像是君子,好像是圣人,永远处在会意的状态。
(3)人与神的意象
人与神——这其实是一个从人到神的故事。在中国,无数的神都是由无数的人晋升而成就的,他们代表着后代子孙对他们的敬奉——封圣。孔子是一位私立教师,但他被人封为圣人;而孟子继其后,也作了亚圣,这是人而神的中国特色。它说明中国是人文信仰的民族,是精神理念对先人回眸,在脑海中追溯伟大及其崇高,而后,灌注于子孙的心灵寄托当中。
譬如就黄帝而言,有关他的故事就有着不同的版本。一则是《史记》讲:“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另则是《黄帝内经》言:“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可见,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这最后一句“成而登天”;它表明黄帝由人而神了。这样的神,其实是对先人的追思,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寄托法。不同于西方的是,它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后人对这种存在过的辗转传述,使之变为演义及小说的形式,经由夸张之后潜存于民俗、民风和日常理念当中。
换言之,这样的“神”也就是鬼。《礼记·祭法》讲:“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祭义》篇:“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诚然,在这里,“生”与“鬼”,一则是气,一则是归,人与自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作为“神”它是一种引申,作为“鬼”它是一种归依,都是精神意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