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身份与文化共识：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现实进路

摘 要

国家认同是个体对个人身份与集体归属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辨。在媒体工具广泛应用、多元思潮泛滥及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个人逐渐产生群体身份缺失、归属力弱化、精神游离的认同危机。对此，必须把握“历史—当下—未来”这一主线，挖掘共同经验，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的认同问题，以群体身份与文化共识实现“我者”与“我族”的自我判别，探究新时代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进路，推动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

国家认同教育；高校；群体身份；自我归类理论

作者简介

岳曈昕，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郭明飞，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作为地域、血缘、社会生活、政治、民族乃至思想的“明晰边界”，不仅是个体对物理空间的划分依据，也是群体利用生物性、文化性、政治性因素辨清“我者”与“他者”的抽象工具。国家认同是个体对个人身份与集体归属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辨。在媒体工具广泛应用、多元思潮泛滥及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个人逐渐产生群体身份缺失、归属力弱化、精神游离的认同危机。因此，从群体身份与文化共识入手，探究新时代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进路，是关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时代课题。

一、国家认同教育的当代价值

“国家认同教育向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必然涉及对于国家认同的要求与引导，都要把形成和促进国民的国家认同作为重要目标。我国的国家认同教育包含着对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基本国情及党的基本路线、形势政策认知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国家认同教育也引申出了针对当下社会的当代性阐释。

（一）价值意义：效能感激发与个人情感再唤醒

大学阶段不仅是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期，也是其认同养成与信仰蜕变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科技腾飞与社会进步，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积极态势。但也有少部分青年群体，在偶发的不规范、不公平、不透明境遇下，逐渐形成了参与热情不足、参与动力欠缺的政治漠然心态，失去了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甚至走向了国家的对立面。因此，以高校国家认同教育为抓手，激发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与主人翁意识，实现参与感、荣誉感、归属感及责任感的四重提升，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之举。新一代大学生是在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成长的，易于形成天然的爱国情怀与家国认同，在政治参与效能感的激发中实现个人认同情感的再唤醒。

（二）现实意义：人才争夺战与国家软实力建设

大学生如何看待个人的国民身份，如何看待自己的祖国，不仅关乎其自身的成长与发展，更与国家的人才队伍建设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与我国如何在新的时代浪潮冲击下保持竞争力息息相关。在国际争端愈发激烈的当今世界，对于高端人才的争夺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其中不仅包括对于人才的培养比拼，更包括对人才价值观念、心向所属的认同争夺。大学生作为国家持续发展的庞大储备力量，对祖国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如何，势必会影响其未来规划，会决定其未来是否愿意为国家服务，这对国家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实现大学生群体的高水平国家认同，就是抓住高等人才为国效力的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让人才愿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就是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三）未来意义：统一思想共识与民族目标实现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群体能够保持高水平的国家认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高度的效能感投入复兴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各项事业走上新台阶，更加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大学生是思想先进、富有激情而又容易躁动的群体，有时会因心理发育尚不成熟、思辨能力尚未养成，被不良思潮带着走，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面对别有用心者的攻击与抹黑，要通过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疏纡解困，排解大学生在面对形势与政策问题时的不解与困顿，使其将个人的情感归属、发展轨迹、未来选择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将个人的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结合。

二、新时代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现实藩篱

当前，我国的国家认同教育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上均取得了较大成效，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提升。但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国家认同教育也在新的社会实际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带来风险与挑战。

（一）方法失当：旧式教育灌输与文化共识的衰弱

长期以来，高校国家认同教育更多偏重于单纯的知识性传递与讲授，仅是将国情知识碎片化地灌输给学生，而未使其拥有转化、贯通的价值中介，忽视了对于学生的情感倾向、身份认同以及集体共识的牵引与构造。国家认同不仅表现在对于形势政策的了解与掌握，更是在熟知国情的背景下对自我国别属性进行主动归类的情感过程——这并非是国家对个人无条件的、单向的压迫，致使个体对所处国家产生“承认”或“服从”，而是认知主体在课程学习与生活实践中，基于不断改变、逐渐积累的主观认识与理性判断所作出的客观选择。

偏重于知识存储与信息传递的国家认同教育，难以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进行培养，也难以通过参政能力的培育激发其参与志趣，将其引入政治生活并形成区别于他国的政治优越感与认同感，从而构建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念。如果仅让书面考试成为评判国家认同的测度标尺，即预设了要以学生对于国情知识的存储量为标准，对个人国家认同程度及教育实效进行评判，不仅使分数实质上拥有了解释国家认同的权威与资质，也使重知识、轻情感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得以固化。

（二）媒介失语：传播技术更迭与群体身份的瓦解

新式传播技术通过人机交互、机机交互的新模式、新样态，为国家认同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环境与教育场域带来不同程度的更新与发展。但也正因世界化与无边界的特性，大学生的交互超越了时空限制，脱离于教育主体所构建的认同环境，“扭转了大学生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认同观或自然认同观”[2]，为潜存于心的群体身份及国家认同带来内隐的消解风险，为高校国家认同教育带来新挑战。

新式传播技术不仅开辟了新技术下的媒介渠道，也使得旧式的政治传播系统边界得以拓展，将以往只潜存于各国内部的政治图景进行外拓。原本的单一国家政治体系被卷入世界化的传播媒介，青年被越来越多地吸引至跨国交错领域，在同质化的聚合式叙事下潜在地消解自己对本民族、本国的接受与认同，原有的群体身份受到冲击，甚至使得“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处于次要位置”[3]。此外，网络的虚拟性、碎片化特征又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主体身份不再是现实社会中的较稳定状态，而是被不同虚拟场域中所订立的虚拟形象与交往身份所取代。固有身份被打破，就在事实上切断了现实政治主权、群体身份、历史文化及道德风俗的有效联结，致使在这一系列因素之上构建起的国家认同呈现多重趋势。

（三）话语失调：价值转换真空与多元思潮的冲击

新时代的大学生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过程中逐步成长的一代，其心理动态与价值取向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呈现出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内在思想冲突及个人本位价值，新时代青年既表现出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整合的正向张力，又抱有满足自我价值的个人主义倾向，形成了心态转换期中的巨大价值真空，极易被多元思潮干扰。在社会阶层与价值诉求日益多元的现实情境下，发源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风俗、认同特性、价值理念及群体边界正随着文化的多元变化而应时转换。而这一价值转换也势必会对现有的国家认同建构造成冲击，无形中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因素进行瓦解。

在全球化日益演进的趋势下，大量来自境外的愚昧、颓废、庸俗的文化不断涌入，为大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良思潮销蚀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念差异上找寻弱化国家认同教育的楔子，企图动摇“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思想根基。更有部分西方国家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向我国青年群体大肆传播历史虚无主义、“超国家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利用价值转换真空来颠覆学生的思想，模糊国民的群体边界，企图造成国家认同建构的崩溃。部分学生在负面思潮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形成认知偏差，产生对于国家、政府权威乃至政治信仰的认同危机，甚至成为反华势力的“助推器”。

三、新时代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四重进路

国家认同作为个体对所属国别的感性归依与自主选择，是公民在对个人身份与集体归属的自主感知与开放探寻过程中进行自我定位的最终结果。作为个体内在的价值评判与精神实践，国家认同必须要以教育为介体，搭建起个体间、个体与国家间的圈层联系，超越单一个体的视角，从“历史—当下—未来”这一主线挖掘共同经验与群体共同特征，以文化共识与群体身份实现“我者”与“我族”的自我判别，从而推动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一）“我是谁”：判别自我的个体身份

“认同”（Identity）一词本身便含有“本体”“赞同”“同一性”之含义。约翰-特纳提出的“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强调社会群族中的个人会“不自觉地”“自动地”进行分类，并以此为依据确定自己的群体归属和群族特性。而自我归类的前提就是对自我属性有明确的认知。大学生对“我是谁”“我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追问，本身就是对个人身份及所属国家国情现状的探寻与了解。在发问与探索中，学生能够逐渐明确自身所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及自身所处物理空间上的中国领域。在领土主权、身份特性及精神象征的影响引领下，构建大学生个体内在的国家认同，使其对自我国别属性进行主动归类，并表征为对祖国地域、文化、历史的热爱，对国家利益的主动维护及由此生发的为国家自觉奉献的奋斗情结。

在这一过程中，高校理应实现多学科的共同教化，构建一体化的协同育人新机制，对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育目标等进行革新，在完成国情教育的同时，使学生充分了解政策背后的实质内涵，着重唤醒其自我审视意识，从而激发其对于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国家认同教育不仅要在知识的传输与存储层面帮助学生认清现状，了解自我与国家的基本特征，而且要从方法论层面着手，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与理解问题，理性地看待国家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从而破除迷思，形成自觉抵御不良思潮的精神力，明晰自己在国家发展中的应尽责任与坚定使命，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建构。

（二）“我们是谁”：明晰边界的群体身份

认同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中，天然便包含了寻找与他人的差异，从而确定“我”为什么归属于“我们”的理论逻辑，是“根据他人与自我的相同与相异来对他人进行分类”[4]的比较性活动。个体通过对“我者与他者”“我族与他族”的区分，生成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实现认同从身份界定、范围划定到行为表现、价值判断的现实表征。思考“我们是谁”，实质就是以明晰的群体边界来划定自身的群体所属，强调自己联结于群体内部的共同特质，赋予自我以内族成员的身份体征，进而在社会空间中对自身进行定位与归依。

放置于高校国家认同教育当中，强调明晰的群体身份，就是要以在历史沿袭中依据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血缘谱系、宗族脉络、地缘关系、通用语言、风俗习惯、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为纽带，将青年联结到同生共长的共同体，充分挖掘其与国家成员间所共有的自然特征、文化特质与国家特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这一共同特质与群体身份，对“我国”与“他国”进行区分，“在推动个体在归属、内化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家本身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理解”[5]。在内外比较的基础上认清本国在文化构造、文明样态、国家制度及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先进性，增强大学生对国家的文化骄傲与深刻自信，从而实现国家认同的构筑与唤醒。

（三）“从何而来”：追寻共同的历史脉络

“历史意识是构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国家意识、爱国情怀的一个最基础的承接面”[6]，而内化于历史脉络中的中华文化与过往经验，则是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共同脉络与认同之源，是全体国民共同累积而相互联结起的内心情感。正因为这一情感要素表达，我们对国家的认同，也并非单纯物理意义上的地域空间概念，更包含有对生长故土的追思及对同族聚集土地的热爱，是对所处地域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共通语言等的骄傲与认可，更是超脱于现实领域，转入认知精神向度的判断与升华。而在国家主体的长久历史中不断沉积的文化性要素，则成为构建青年国家认同的有力联结，其潜藏在文化精华中的共同特质与共同经验，也成为国家认同凝聚的思想基础，其中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为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