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外学生交换：历程、特征与影响

摘 要：民国时期，我国先后与美国、德国、印度、法国等多个国家签署学生交换协议，双方互遣学生，成为近代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外学生交换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兴起、发展、衰退和再兴四个阶段，其中各类大学、文化教育机构、各国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的中外学生交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交换的国别及参与高校多元化，交换生的类别及攻读专业多样化，交换的管理方式渐趋规范化。民国时期的中外学生交换，促进了其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培育了一批骨干人才，对丰富高校人才培育模式、推动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与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中外学生交换；留学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文化教育交流；民国时期

中外学生交换是指根据一定的教育协议，国家或高校间把本方学生相互派到对方学习的一种教育交流活动。作为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生交换顺应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与融汇。民国时期，我国先后与美国、德国、印度、法国等多个国家签署学生交换协议，双方互遣留学生，书写了世界教育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拟对民国时期中外学生互换的演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厘清留学生交换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基本特征和历史影响，为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借鉴。

  一、民国时期中外学生交换的发展历程

近代留学教育发展浪潮汹涌，我国大量学子赴洋留学，然而外国来华学生人数却寥寥无几，这种留学规模不对等的发展现状，促使我国开始探索发展留学教育的新模式，以谋求在国际教育交流中的平等地位。1923年，郭秉文在出席万国教育会议时提倡，将“交互留学”作为“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1]的重要措施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展合作外，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着外国学生来华求学。在中外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交换留学生最终得以开展，经历了兴起、发展、衰退和再兴的过程。

（一）中外学生交换的兴起

近代以降，出于传播教义的目的，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华，教会教育随之兴起。进入20世纪初，教会大学异军突起。教会大学移植西方办学模式，教学质量较高，大都能得到中外人士的认可，成为中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随着“庚款兴学”的广泛开展，我国留学教育方兴未艾，诸多高校以多种方式鼓励学生远赴海外负笈求学。在此背景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学生互换开始兴起，并在教会大学中首先扩展开来。

燕京大学与美国高校和教育机构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该校新闻系成立伊始得到密苏里大学的帮助，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1929年，燕京大学新闻系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制定了交换学生协议。双方协定每隔两年互相派遣一名研究生到对方院校修习新闻学。密苏里大学第一次派遣葛鲁甫（Samuel D.Groff）来华交换，燕大则选派卢祺赴密苏里大学进修，这是近代中外交换学生的开端。第二次双方交换的研究生分别是白雅各（James D.White）、汤德臣。随后，燕京大学拓展了与美国高校的学生交换渠道。1935年，燕大同国际教育局磋商了与美国大学互换学生的规定，“凡本校毕业生、研究生及第四年级学生，每年愿担负外国学生在本校留学时之学膳宿费用者，均可报名为交换研究生，由本校组织选拔委员会，选定拟送之学生，再向国际教育局请求”[2]。该规定在交换生的资质条件、选拔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外学生交换制度，为后继工作开展提供了借鉴参考。随后，燕大派出的交换生是社会学系张世文、哲学系严群；国际教育局派遣来华的交换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珍妮特（Janet Steinberg）和休伯特（Hubert Joseph Freyn），分别主修心理学、欧洲语言。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共同组建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学生互换方面亦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该社自成立后，积极推行两校研究生互派工作，以促进人才交流与学术研究。燕大派往哈佛的交换生有齐思和、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等十多人，研修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哈佛派遣来华的交换生有魏鲁男（Ware James Roland）、舒斯特（Schuster Carl）、施维许（SwisherEarl）、毕乃德（BiggerstaffKnight）等十余人，从事中国历史、艺术、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哈佛燕京学社开展的学生互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且主要集中于研究生层次，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总之，燕京大学不仅开启了我国与外国交换学生的先河，而且奠定了民国时期高校开展中外学生交换的领先地位。

岭南大学作为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同美国高校也保持着较深的合作情谊。1919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承认岭南大学有同等程度的毕业生“得直接入研究科”[3]。同时，檀香山学生曾多次来岭南大学求学，成绩优良，受到社会人士认可。1932年，岭南大学与夏威夷大学商定了交换学生办法，双方互派男生、女生各两名，于大学二、三年级互换学习，其学费和课程按照原校的规定不变。随后，岭南大学重新修订了学生交换协定，扩大交换学校的范围，促使更多高校纷纷与其商议学生互换合作。1933年，岭南大学接受外国交换生一名，即“美国檀香山威尔逊氏”；1934年，来校交换生人数“增至十人”；1935年，交换生数量升至二十五人。[4]这些交换生来自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太平洋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均品学兼优，与岭南大学学生享受同等待遇。1936至1937年间，岭南大学与美国、加拿大二十所高校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一共招待了三十二位交换生”[5]。同时，岭南大学也积极选派交换学生出国进修。1935年，该校派出十名学生出国交换，其中赴菲律宾八人、赴美国两人。可见，岭南大学率先与国外大学进行本科层次的学生交换，且互换学生规模较大，涉及高校较多，教学形式特色鲜明，为中外本科生交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中外学生交换的发展

有了教会大学的初步摸索，国立大学逐渐意识到学生交换对人才培养、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性，开始与外国商讨交换学生事宜，其中尤以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互换研究生最具代表性。清华大学多次聘请德国专家来校讲学、授课，同时常年派遣师生赴德交流学习，与德国高校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加之当时中德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的研究生互换合作。1935年，在接到德国远东协会公函后，该校于1月4日召开校评议会，“原则通过德国远东协会与本校交换助教及学生”[6]。随后，清华与德国远东协会多次接洽，双方就交换生的修业年限、管理机制、生活保障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4月24日，清华校评议会修正通过了《国立清华大学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该校随即开始组织留德交换生报名工作。经考核遴选，学校通过了第一批赴德交换研究生人选，分别是外国文学系季羡林、哲学系乔冠华、心理学系敦福堂。同年9月，德国方面计划遣送三名交换生，但实际上只有两名来华，即克林梅克（Klimmek）、安梅（Emme）。按照预定协议，清华于1936年秋季继续向德国选送交换研究生，第二批入选学生分别是土木系伍正诚、机械系吕凤章、电机系娄尔康、政治系陈耀庭以及经济系戴鸣钟等五人。同时，德国选派沃尔韦贝尔（Wullweber）、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塞尔迈耶（Sellmeyer）、伦特罗特（Lentrodt）等四人到清华交换学习。[7]

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互换研究生的成功实践，为国立大学与外国互换学生树立了典范，对后继中外学生交换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一，国外更多高校开始与清华大学洽谈学生交换事宜。1936年，法国大使来华访问，提出法国大学与清华互换研究生。后经清华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自下年度起，由巴黎大学与该校试行交换研究生一名”[8]。1937年，在意大利留学的研究生杨凤歧致函母校清华，称意方愿意仿德国之例与清华互遣研究生。清华校评议会商议后，认为“可行并照德国例办理”[9]。其二，德国亦开始与我国其他高校磋商互换学生合作。因与清华交换学生取得良好成效，德国于1937年决定扩增交换生名额，“自本年起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交换学生五名”[10]，专业包括电机机械、应用化学等。

除了国立大学外，政府层面亦开始开展学生互换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两国关系颇为密切，开启了政府层面交换留学生的先河。1934年，德国洪堡基金会“拟派康达女士来华研究中国文学及美术，请中国酌予补助费，同时在同样条件之下，亦请中国派一大学生赴德研究科学，以资交换”[11]。国民政府对此事表示赞同，决定从当年七月份起为康达提供每月一百一十元的补助，期限为一年。随后，康达赴北平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艺术。我国则选定留德学生李诗长补此空缺，洪堡基金会“拨一百十马克，为中国在德国研究学术之资”[12]。这次学生交换是由德国基金会先提议、中国政府后议定，说明我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交换学生出国研究的重要性，为此后政府层面学生互换的实施进行了初步探索。

1936年10月，德国学术交换处向我国驻德大使馆致函，请求与我国高校交换学生，“中德两国正式订立交换学生合同；德国由学术交换处，中国由教育部主持之”[13]。教育部将函件抄发给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及上海医学院，征询各院校的意见。浙江大学旋即答复愿意与德交换学生，经教育部审定，其交换生名额为一名，交换日期自1937年8月起。于是，该校组建了交换留德学生审查委员会，专门议定选送标准，对报考学生进行考察，最后商定王曰玮入选。[14]中央大学亦表示愿意与德国合作，并召开校务会议定选送办法，规定交换生的身份“限于本大学助教及技术人员”[15]。该校还建立了中德交换学生试验委员会，负责交换生选拔工作。可见，在政府主导下，中外学生互换的规模扩大，参与学校更多。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我国陷于战火纷飞的境地，高校被迫流亡迁徙，使得此次学生互换计划被迫搁置。1937年10月，《申报》称：“德国与中国、德国与日本，均定有相互调遣学生留学办法，茲因远东时局紧张业已停止派送”[16]。上述中德交换协议虽中途流产，但实为中外政府订立学生互换协议的一次有益尝试，为后续政府层面的学生交换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外学生交换的衰退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袭，我国各项事业遭受巨大冲击。我国留学教育亦跌落低谷，中外学生交换一度停顿。但随着战局形势日益明朗，为了进一步增进国家间交流与合作，同盟国家建议同我国互换学生，其中中国与印度交换研究生，开启了中外学生交换衰退阶段的新发展。

1942年5月，印度教育司司长沙金特来华访问。他归国后致函教育部，“特请我国教育部选派大学毕业生十名赴印研究，由印政府给予奖学金”[17]。教育部随即复函答应，并计划在我国各高校设十名印度研究生学额。后经两国政府商定，中印于1943年互派十名学生交换学习，“两国学生出国旅费，由派遣国政府担负；留学期间学费、生活费等，则由留学国家担负”[18]。我国选派十名赴印交换生，分别是胡汝楫、王汉中、魏珪孙、欧阳中庸、卢浩然、汤迪宝、池际咸、赵硕欣、甘其绶、沈锜等，专攻工程学、印度哲学、文学等专业，经印度政府分送到各大学研究学习。印度来华学生有沈苏美、甘尚书、许鲁嘉、佘亚梅、叶夏克、狄光锡等十人，研习农业、历史、化学、数学等学科，由我国教育部分派到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从事学习研究。这批交换生的留学费用全由选派国承担，免除了交换生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提高了高校学生出国交换学习的积极性。此次中印互派学生之举，完全由两国政府牵头议定并最终得到落实，是民国时期政府开展学生交换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四）中外学生交换的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