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大学知识生产

摘   要：当前，各国政府和高校都在积极推进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高等教育改革。文章基于对当前世界生产体系与知识体系之间密切联系的分析，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应从多方面入手。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扩展对技术的理解，不仅要从物质生产，而且要从改善人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角度理解技术和发展的本质，还要求人们重视以知识应用来维护文明传承、促进不同时代知识的交织互鉴。STEM教学和科研的核心在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待学科知识的作用，重视高与低、新与旧技术范式的结合。人文学科则应避免过多受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走向综合化、博学化的人文知识门类，服务于对人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丰富理解。交叉学科研究宜以研究为核心，在学科知识的最前沿，在哲学的鼓励和促发下，让不同学科知识摩擦产生新火花。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是，应鼓励大学之间的协作而非竞争。中法教育文化交流要汇集多方力量，避免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尝试建立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促进深度合作。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教育改革；知识体系；高等教育合作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7.01

一、可持续发展对高等教育转型提出要求

在国际组织的引领下，各国高校在促进各领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政策和专门行动计划。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2030年在全球实现全民优质教育的目标，并通过子目标（SDG 4.7）提出培养全民可持续素养的目标，即“到2030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1]。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50的大学中，已有43所大学正式发布了37份全校性可持续发展规划或报告、6份气候行动专项计划。[2]高校促进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策与实践领域的热点议题。这一议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涉及环境、经济、组织机构、文化、学术研究等领域。

对于可持续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凯伊主任研究员从哲学基础上分析了知识与生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指出，从古典时期以来，西方哲学始终启示人们，知识反映着世界的运作方式，既包括物质的、经济的世界，也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例如，19世纪以来，知识体系一直为各阶段的工业革命服务，以帮助促进变革；在这方面，知识的进步为建立追求富裕的生产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3]知识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其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关于生产的思维方式。在经济、社会、智力方面，甚至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它甚至不仅是一种关于生产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促进生产发展、复杂化和集约化的思维方式。要将生产系统转变为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范式，使人类社会的生产体系真正获得持久性力量，就必须调整知识的方向，不仅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面对当前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凯伊提出，目前的生产体系与知识体系都受到生态危机的挑战，为应对生态危机，生产体系和知识体系都要进行可持续化转型。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的知识体系已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带来的新挑战。目前的困境是，一方面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环境正面临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保护环境的实际行动总是治标不治本。造成这一矛盾局面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知识体系三部分组成的整个综合性系统都是为了无限扩大物质生产服务的，我们拥有的是一个过度生产的（hyper-productivist）系统。我们无法从实践的角度将经济、管理和大学教育分离开来，不改变整个系统，就无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要求高等教育转型。

二、知识体系转型具有多面性

凯伊认为，有效的知识体系变革可能涉及三方面。

第一要改变对技术的看法。我们应该使用“技艺”（technique）代替常识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从而扩展对技术的理解。在英文中，技艺指个人做各种事情的技巧和能力，既包括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也包括从事广泛意义上的其他活动的能力，如艺术活动和人际交往。技术专门指用于生产活动中物质转化和能量强化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因此，凯伊强调技艺，认为人们不应仅仅把技术看作是为生产服务的东西。法律和经济学也是技艺，它们本身不是生产性的，但有助于组织和调节生产——它们是组织的技艺。技艺的第三个层面是人类化技艺（techniques of hominization）——使人脱离动物而成为人类的东西。[4]这使得人们也要转变对发展的认识：既然技艺包含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层面，发展在本质上也不应仅为扩大物质生产服务，还应为文化适应和自我实现服务。例如，扫盲使更多的人具备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虽然它与物质生产的扩大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显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里，知识与技艺是一体两面的：知识是技艺的思维内容，技艺是知识的现实表现。知识只有在技艺中才可以被教和学。

根据以上分析，技艺包含生产、组织和个人三个层面，而作为技艺一部分的技术也不仅仅等同于它的形而下功能（demiurgic function）。三个层面的技艺共同的本质特征是，都能使人类更好地理解他们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甚至更好地扩大和延伸这种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观念和建立时间观念的方法，就谈不上“可持续的”发展。技艺的基本使命是：让人们熟悉空间和时间，更好地在世界中生活，而不是与时间和空间疏离。凯伊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法语表达（développement durable，语义上更强调长期、持久）比其英语表达（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语义上更强调维持、平衡）更为可取，因为它将持续时间及其构建的时间问题置于生产系统变革的核心。

总之，只要知识涉及技艺的任何一个层面，就必须以培养和丰富人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为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凯伊看来，技术恐惧症与技术狂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憎恨理性、拒绝科学的观点与依赖科学进步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对立，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事实上，人类的出现本身就是在技艺的保护下发生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技艺无关，因此人们不可能脱离技术，也不应惧怕和排斥技术，但不能认为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把技术纳入更广泛、更社会化和更人性化的技艺概念之中，才有可能使其得到真正地应用。同样，人们也无法脱离知识来丰富自身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但是，如果知识仅仅是为了对世界进行分析和改造，却不为人们提供与世界更好地相处、在世界中更好地生活的工具，我们就无法依赖知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重视以知识应用来维护文明传承。知识不仅服务于生产，也服务于保护和传承；不仅服务于自身的传承，也服务于文明的传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致力于将其时代的新知识用于完成这一任务。这种对知识的要求不仅适用于人文科学，也适用于其他学科。例如，网络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生产，还可以在保护城市安全、保存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作用，现代技术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应受到重视。

第三，要促进不同时代的知识交织互鉴、有机结合。即使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现代社会赋予了知识不断求新的时间取向，但更要注意到知识并不具有相同的时间起源：有古老的知识，也有较新的知识。古老的知识不一定过时，如罗马法；而较新的知识也不一定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如20世纪中后期基于考古和人类学发现而产生的结构主义思想。知识的诞生深受时代的影响，也会跨越历史产生新的变迁：成文法律诞生于古典时期，一直到十多个世纪之后，政治经济学才诞生，18世纪的魁奈和亚当-斯密把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于古希腊，在20个世纪后，莱布尼茨通过对通用计算的研究，提出了用计算和自动方法理解世界。科学研究的未来往往展现于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大学也需要实现新旧知识的交织，这对于不同学科、不同知识之间的熏陶是必要的。这要求教育体系具备交织不同时间框架的能力，关注新旧知识的传承。新知识往往是对旧知识的复兴，是对旧知识意想不到的和迄今未知的潜力的再发现和再表达。为了将知识的不同时间性（temporalities）交织在一起，我们在教育中需要有时间感和持续感，没有时间感和持续感，也不可能有“持久”（durable）的发展。

三、STEM教育具有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代表了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凯伊强调，要使STEM教育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在教学方面需要三个先决条件。

其一，从整体的角度看待技艺问题，即不仅从STEM对经济生产的影响，而且从STEM对社会组织和人类发展的影响的角度思考和教授STEM知识。

其二，不能被“技术一元论”迷惑，即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主导技术，它决定着其他技术的模式和对象。例如，当前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被认为会改变其他技术，颠覆所有的实践。而培养技艺范式的多元性，将高科技和低科技结合起来非常重要。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即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时代，有三种技艺范式并存：炼金术、机械和建筑，正是这三者的结合成为现代理性的起源。将技艺问题归结为单一主导技术的霸权，有可能扼杀人类的创造力。促进多元性是创新的条件，多元性能促使新的交叉（bifurcation）出现，这些交叉能产生新的智慧，进而引导技艺发展进化（morphogenetic）的过程。

其三，要注意到技艺模式的多样性反映出的时间框架的交织。事实上，每一个技艺点（technical site）都是技艺的“拼贴画”，从最古老的技术到最新的技术，层层叠叠。人们通常倾向于用现在和未来的眼光思考技艺问题，将古老的技艺排除在外。然而正是古老的技艺和技术满足了人类大多数的需求，而它们的起源和历史意义已经被忘记，更糟糕的是，人们甚至蔑视这其中的智慧。凯伊强调，任何变革都意味着各种范式的交汇和叠加，最新的范式并不是对最旧范式的单纯抵消。

简而言之，所有时代和所有文明都孕育了独特的技术文化，大学有责任将其正规化并传授给学生，以激发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学科的技术智慧。正如古生物学家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在其著作《手势与言语》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技艺是人类诞生的一部分。[5]

四、人文学科可在可持续发展要求下

实现转型

在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危机逐渐成为热议话题。从全球高等教育来看，人文学科发展也面临挑战，一些国家的高校频频缩减人文学科招生规模，甚至关闭某些人文学科的专业。凯伊认为，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包括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要求，西方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也需要改革。他认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自认为优越的意识形态使它们无法完成了解世界和培养社会文化的使命。在这些领域，来自权力意志的要求扼杀了来自知识自身的要求。正如近期欧洲大选的结果所揭示的：意识形态要求与人们的常识相冲突，知识的削弱就更加明显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其他国家，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都不再有前途。

凯伊强调，人文学科需要走向综合，更关注博学和有人文关怀气质的知识门类，这些知识需要大量的技术、努力和时间才能掌握，因此更能抵御意识形态的俘虏。例如，古代语言、稀有语言及其语法研究；处于人文科学和新技术交叉点的考古学、编纂学和生态学；有助于传承的知识，也就是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这些要求苛刻的学科需要学习者深入了解文明的源头，遵循高度正规化的研究规程，有助于揭示不同形式的智慧随着时间推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这些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智慧资源。

凯伊的研究关注技术、美术和生产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如果说美术（fine arts）在文艺复兴这一西方思想史的关键时期占据了重要地位，那正是因为随后的几个世纪确立了技术理性的原则：规划、合理的设计方法、数学在设计中的应用、形式的智慧。意大利词语“disegno”（设计、草稿）既被理解为规划，又被理解为绘画艺术的绘画，就体现了这种原则。“Disegno”不仅是提炼和美化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研究和理解现实的一种工具，达芬奇的绘画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代表艺术作品等同于技术产品。艺术作品比技术产品都更能获得时间和空间的智慧，并使时间和空间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丰富和稠密，从而使人们更容易驯服和驾驭时间和空间。美术、时间文化和空间智慧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仅是文艺复兴艺术的特点，也是现代艺术运动的特点，在建筑和其他艺术领域亦是如此。建筑比人类精神的其他任何形式都更能体现发展的持久性，如果说建筑是一门重要的艺术，那正是因为它将艺术与技艺交织在一起，是艺术作品与技艺产品的结合。这也是因为它既能将空间转化为时间性，也能将时间转化为空间性，从而把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表现出来。人文学科正是需要以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对时间与空间智慧的展现作为范例，服务于对人与时间、空间之间关系的丰富，而非意识形态的争斗，只有这样，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