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发生与儿童早期学习

［摘 要］ 在儿童早期认知研究中，知识的发生或初始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缺乏应有重视的问题。本研究联系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观点、福多和平克尔的模块说、格尔曼的骨架原则等，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解释，并初步探讨了儿童认知发展和早期学习机制的某些核心问题。从根本上看， “初始状态知识”的实质是人类个体心智从一开始就具备底层的、领域特殊的初始结构、骨架原则或约束，以保证婴幼儿在口语、面部识别、客体永久性、空间记忆、数量关系、工具使用等领域迅速而卓有成效地学习。

［关键词］ 知识；儿童；早期学习；柏拉图问题；模块性；先天性；领域特殊性

长期以来，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与学习的基本理论问题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涉及或者本身就是“发生学”或“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问题，如模块性、领域一般性和领域特殊性、关键期或敏感期、儿童语言获得的机制、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早期大脑的发育问题等。这些“发生学”或“初始状态”问题有着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遗憾的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对儿童早期心理发展与学习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在儿童早期教育实践中所起的指导作用还远未如人意。以婴幼儿语言学习为例，婴幼儿在其他认知能力都极不成熟的情况下，基本掌握母语，而且第二语言（L2）的学习能力也远高于成人，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被哲学家罗素（Russell）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称为“柏拉图问题”。[1]尽管许多人，如乔姆斯基、福多（Fodor）、平克尔（Pinker）等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要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仍然有极大难度。本文从乔姆斯基对“柏拉图问题”的回答入手，借鉴福多和平克尔的模块论、格尔曼（Gelman）的骨架原则（the skeletal principles）和斯贝克（Spelke）的核心知识观（the core knowledge）的相关思路，对知识发生问题以及儿童早期发展与学习①的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一、儿童知识的发生

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开始，人们就对一个关于认知的神秘问题感到极为困惑：人们为什么能够在他们所得到的极为有限的信息基础上获得那么多的知识？特别是“对研究人类理解的科学家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我们的心智如何从如此之少中获得如此之多。我们建立了丰富的因果模型，进行强有力的概括，同时构造强的抽象，而我们的输入是稀少的、乱哄哄的且充满歧义的”。[2]哲学家罗素是最早（1983）提出“柏拉图问题”的学者，他指出：“既然人们与世界的接触时间短暂，观察事物又不免带有个人偏见和局限性，那么人们又是怎样得以获知他们的全部知识的？”[3]乔姆斯基则把“柏拉图问题”引入语言研究中，在其《语言知识：其本质、起源和使用》一书开篇，乔姆斯基就提出了两个十分有趣同时令人不解的问题：“多年来我一直被关于人类知识的两个问题所吸引，第一个问题是，在材料如此有限的条件下， 为什么我们能知道如此之多。第二个问题是，在材料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知道如此之少。”[4]乔姆斯基把第一个问题称为“柏拉图问题”，第二个问题称为“奥威尔问题”（Orwell’s problem）。这一问题也被称为“刺激的贫乏”（the poverty of the stimulus）、“缺乏负面证据”（negetive evidence）②或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logical problem），即语言学习过程中，由于输入数据存在缺陷，儿童所接触的语料中，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建立某些语法规则。比如说，掌握母语的时候，儿童并不知道他听到的哪个句子是对的，哪个句子是错的，而这并不妨碍他掌握正确的表达方式。这一问题引起了哲学家（如Goodman和Quine等）、心理学家（如Shepard和Vygotsky）、语言学家（如Chomsky、Jackendoff和Pinker）、计算机科学家（如Angluin、Smith和Michaelski）的广泛兴趣，他们对此提出不同的解释。心理学家谢泼德（Shepard，1987）就把“柏拉图问题”称为心理学的核心问题。[5]

乔姆斯基学派秉承柏拉图和笛卡儿的观点提出的“天赋论”或“内在论”，是对“柏拉图问题”的一种回答。乔姆斯基（1986，2000）在不同场合都以儿童词汇习得为例反复说明“柏拉图问题”，特别是“负面证据”已成为他的理论的普遍性的主要支柱。平克尔（1994）在《语言本能》一书中则从进化、历史、解剖、生理和儿童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语言的获得（language acquisition），认为语言习得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和特殊的内在机制——他将其称为“语言本能”——的基础上的。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乔姆斯基是借“柏拉图问题”质疑以斯金纳（B.F. 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外源论），但实际上，“柏拉图问题”涉及知识论的根本问题，“在乔姆斯基的某些著作中，人们可以找到19世纪哲学—心理学家的影子。乔姆斯基和斯金纳的争论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何种理论与数据最相符合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是外源论和内源论世界观之间根本冲突的重现”。[6]“柏拉图问题”的实质就是对人类知识持理性主义与内源论的主张。“与主张经验世界对感官施加影响并将其看成是心理状态的决定因素这样一种外源论看法相反，持内源论观点的人认为个体可以随意构建和理解来自环境或是来自记忆的感觉信息。因而，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就被置于个体内部。”[7]

本文在系统分析相关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儿童知识的发生并试图解答其对思考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和学习的意义。如何理解儿童知识的发生，不仅对我们理解哲学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的某些核心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入理解儿童早期学习更是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

二、乔姆斯基对知识发生问题的回答——先天语言能力

儿童如何获得（acquired）语言？这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的观点，儿童掌握语言无非是在某种条件反射下而建立起来的“习惯”。换句话说，语言行为是个体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因而儿童的语言能力是通过外部信号的反复刺激、不断强化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斯金纳著名的“强化说”。乔姆斯基猛烈抨击了斯金纳的“强化说”，他指出，儿童不断创造与他们听到过的完全不同的新的句子，这不可能单纯归因于模仿，也就是所谓的“条件反射”的结果。有大量的证据[8]说明人类在习得和使用语言能力方面所具有的稳定和普遍特征：（1）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会使用与人类一样的语言；（2）几乎所有的人在四五岁时都掌握了自己的母语；（3）各种语言能力的发展阶段和语言技巧的获得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几乎是一样的；（4）儿童接触到的语言素材非常有限，很少或没有得到别人对语言错误的纠正，可是操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似乎不怎么费劲就能轻而易举地习得复杂的语言技巧；（5）不管是说任何语言的人，其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对以前从未听过的句子做出正确的判断。

乔姆斯基认为，这些普遍特征表明一定有某一种遗传因素对我们的语言习得起作用。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人类大脑的一部分，即所谓的“语言机制”，是特别为语言设置的，正常人都具备这一机制。语言学习必定基于一个非常强有力和特定的天生的基础，一组需要参数设置（parameter？鄄setting）与填充的普遍规则和偏好。这就是说，人类的婴儿天生具备了学习复杂语言的能力，而其他动物却不具备这一能力。人脑的“语言初始状态”——我们的遗传结构，是普遍语法（UG，universal grammer）研究的课题。在人类的经验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言语状态叫“内化语言”，是生成语法中的某一特定的知识系统。普遍语法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因此普遍语法中所阐述的规则或参数是所有人类的语言和生成语法中的有机成分。

UG理论可用来解释儿童为什么不会犯某些类型的语法错误。例如，儿童学会使用“I surprised myself”这样正确的英语句子，他却不会说出“Myself was surprised by I”这样不合英语语法的句子，尽管没有人告诉他这样的句子不合英语语法。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大脑中有一整套内化的深层语法规则，这样他就能区分上述句子中正确和不正确的语法转换。行为主义者却声称儿童是依靠聆听和模仿成人才学会正确使用语法规则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儿童接触到的语言素材非常有限，而且有许多错误，甚至支离破碎，他们对有些词的形式和意义以及更为复杂的表达法也几乎没有接触过，可是儿童却可以按照头脑里所构建的规则去理解和使用无限多的新句子。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行为主义者对此无能为力。

在乔姆斯基看来，UG是一部有关“我们生物属性的理论”，这一属性能设定各种人类语言的基本框架，它提供了有可能成为人类语言的选择范围，这些选择范围叫作参数（parameter）。各种各样的具体语言，如法语、英语和日语都是从这种生物属性中构建出来的，并遵循普遍语法中的各种原则。不仅如此，乔姆斯基还为这种生物属性提出了有力的逻辑论证，他指出：“在研究身体成长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明显。人必定会长出胳膊和腿，而不是翅膀。缺乏适当的营养，或处于有其他缺陷的环境里，胚胎可能完全长不出胳膊和腿，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不可能使它长出翅膀。如果身体成长仅仅反映出环境的属性，我们就应该是无定形的动物，各不相同，体能极为有限。既然我们的生物天赋是错综复杂和高度明确的，我们生长的方式所反映的就不是物理环境的，而是我们的核心本质的属性。我们因而成长为复杂的生物体，具有十分明确的物理属性，各自的基本属性相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心智的发展符合相同的逻辑。”[9]乔姆斯基所持的理论依据其实很简单，他认为，如果没有先天因素，没有遗传的基本结构，我们的认知好比混沌的无形之物，无定形的环境只能让我们产生无定形的东西。这类似于哲学家康德（Kant）的立场，即需要先天图式为后天经验提供框架。值得一提的是，皮亚杰（Jean Piaget）也是认可生物结构和认知结构的部分同构性的，否则他也不会把心理学和生物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应当看到，乔姆斯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够回答“柏拉图问题”，他的理论观点很难证实或证伪。这种“语言本能”立场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究竟“语言本能”的机制是什么，它如何起作用，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因为“语言获得机制是由生物学赋予或者说语言获得机制是作为自动的心理或生理‘模块’存在，对心智如何解决基本的归纳问题于事无补”。[10]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能力说对语言学、心理学乃至认知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乔姆斯基和豪瑟、费奇、杰肯道夫（Hauser， Fitch & Jackendoff）等人一道转向用递归（recursion）来解释语言的创造与生成，限于篇幅且该理论与本文主旨关联度不大，故此对其不做展开论述。

总之，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柏拉图问题”其实是知识来源问题，而在发展心理学、语言学乃至认知科学领域，“柏拉图问题”实际上就是儿童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初始状态”或知识发生问题。而知识的发生乃至于“新的行为形式的产生对于全部发展科学而言是最重要的一个未解决问题”。[11]同时，在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看来，理解复杂的发展系统如何“无中生有”的起源问题是发展科学的核心。20世纪后期以来，知识发生问题在发展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也得到极大关注，出现了福多、平克尔、戈普尼克（A. Gopnik）、斯贝克、格尔曼、艾尔曼（J. Elman）等一批认知科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语言发展领域的“柏拉图问题”能否合乎逻辑地推演到儿童认知发展的其他方面。下面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福多的模块论、格尔曼的骨架原则以及斯贝克的核心知识观等理论对儿童认知发展中的这一“难问题”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