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底线教育，不应处于隐秘的角落

我始终认为，教育应该坚守生命在场的观念。这些年，国家积极推动各项教育变革向纵深迈进。但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变革之路依然道阻且长。钱理群老师曾提道，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想，在探索生命化教育的实践路径过程中也须如此，从能改变的地方开始，并强调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们应当坚守的生命底线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拥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有活下去的意志，并且怀有对其他生命的敬畏之情。教育者首先要帮助孩子守住这样的底线，而后才有可能引导他们迈向更高层次的目标，促进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在生命现场思考底线教育

1993年起，我开始进行生命化教育的探索，与朋友一同探讨教育的价值向度与终极使命。那时，我每年都会去大约上百所中小学听课，观察教育现场、聆听教育故事。与今天相比，当时的教育方式较为粗暴，体罚、辱骂以及当众严厉的批评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生命现场观察到的儿童处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关注孩子们的生命状态，注重对他们进行生命教育。在2001年出版的《唇舌的授权》一书中，我深入探讨了该如何认识生命、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等议题。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佩戴红领巾被视为一项重要要求，忘戴则意味着可能会被扣分、遭受批评。那天，一个孩子因忘记佩戴红领巾而非常不安，在紧张、焦虑之际，看到教室外一棵树的枝丫上摇曳着一条红领巾。他仿佛看到了希望，未曾多想就爬上了走廊的护栏，努力伸手去够……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孩子不慎跌落，当场丢了性命。

不少人读完这个故事，不禁会问：为什么孩子会不顾生命安全爬上护栏？在学校的某些角落，难道存在着比丢掉性命更可怕的事情？

书中不乏此类以生命为主题的故事，有的来自我个人成长中目睹的现象，有的发生于我孩子的成长过程，还有的则是我在走访各地学校时观察到的真实情景。由于这些所见所闻，我产生了一股萦绕于心的深沉忧虑：我们的孩子到底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教育又何以至此？

审思生命底线缺失的家庭原因

无论个体的生命形态如何，有什么样的健康状况、智力水平和个人成就，最基本的前提都是保持生命状态的存续。保障孩子的生命并让他们珍视生命，这本就应该作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底线指标，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个体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与发展。

若要探求孩子欠缺生命底线的原因，除了持续的“教育内卷”，以及学校中过于严苛、划一的要求之外，家庭无疑是最应审视的场所。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不幸事件发生的根源，往往与个体的成长背景紧密相关。

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稳固的亲密关系至关重要。若他们缺乏基本的温暖与支持，则难以建立与他人乃至自我的良好关系，在面对挫折时，也更易陷入自暴自弃或极端化的情绪。然而，在家庭环境中，孩子所遭受的心灵伤害似乎不留痕迹。更棘手的是，家长可能对孩子持续的异常状态缺乏足够的警觉。如孩子不愿上学、失眠或声称生病，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发出“求救信号”。但不少父母会对此表示反感，甚至严厉地加以斥责，而这很可能会加速悲剧的发生。

一天，外婆像往常一样准备送小A上学，她却怎么也不肯去。“我不想上学，不想起床。”小A始终这样回应。外婆无计可施，只好向小A的父亲求助。父亲听罢，情绪激动地冲进房间，严厉地训斥了她一通，扔下一句：“如果不去上学，那就再也不用去了！”就摔门离开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父亲离开家不久后，小A就选择了结束生命。

许多家长常常疑惑：在气头上说出些严厉的话或许无可避免，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格外敏感脆弱？我们要知道，现在孩子们的自尊程度、情感需求较以往更高。孩子们或许可以承受身体上的痛楚，却必须维持心理上的安全。更好的做法是避免过度惩罚，并在批评孩子时详尽地解释原因。

此外，家长的行为模式和处事态度会对孩子产生深刻影响，构成家庭教育的价值体系支柱。如今，核心家庭结构较为普遍，家庭教育的重心集中在孩子学业和日常照管上，亲子间面临着情感疏离的挑战，家长往往较少与孩子进行深入对话、细心引导和亲身示范。

隔代教养中，父母的教育缺位也值得关注。以上海某校校长的调查为例，该校超半数家庭属于多代同住的状况，约25%家庭由祖辈承担教育职责。而家庭中，长辈们关注的大多还是孩子们的学业，对价值观的引导不足。应作为主要教育者的父母，普遍存在职责缺位的问题，家庭内部未能达成教育共识。而从生命教育的维度来看，祖辈更容易对孩子心软，在他们出现不尊重生命等错误行为时，也很可能受到祖辈的过度袒护。

何以避免生命底线的缺失

从几个关键教育场景来看。首先，切勿在公共场合伤害孩子的自尊。当他们感到十分难堪时，很可能会出现极端反应。如一位母亲在学校扇打孩子耳光，导致孩子情绪失控跳楼的社会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这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还有一次，我去往某个城市进行生命教育讲座，过程中，当地教育局副局长突然匆忙离场。后来了解到，原因是一位学生由于成绩下滑，被老师在走廊公开批评了近一节课。这个原本各科成绩不错，内心骄傲的孩子，最终以跳楼的方式了结了生命。因此，教育者必须注意，在批评孩子时要选择适宜的场合和表达方式，避免使用羞辱式语言，以更理性、平和的态度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其次，青春期的孩子变化显著，需要我们特别关注。青春期往往是孩子的“危险期”，他们面临着更显著的情绪波动、生理变化、人际冲突以及学业压力等多重挑战。如果没有妥善应对这些挑战，他们很可能出现冲动性自我伤害或其他不良行为。教育者应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身体发育、社交能力及学业进展等状况，及时预防潜在问题。此外，孩子进入青春期前的准备也至关重要。在幼儿阶段，母亲的爱能为他们奠定情感基石；在学龄前，家长应亲身示范和引导，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及人际交往习惯；青春期初期，则需特别关注孩子自尊心的培养，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价值认知。

最后，要开展常态化的生命教育，而非事后干预或掩藏事实。近年来，儿童自杀问题颇为严峻，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今年五一假期也发生了多起悲剧。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甚至对这类事件产生了麻木感，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恐惧。我经常想，不少学校在这方面的警觉性似乎不足，往往等到悲剧发生后才开始应急干预，有时甚至不采取任何行动，任由事件淡出公众视线。诚然，开展生命教育，让孩子直面死亡并非易事，且有不少人担忧会诱发更多悲剧。然而，具备文化自觉的教育体系不应回避这些问题，而应预防并遏制悲剧重演。因此，学校应将生命教育融入日常校园生活，使生命自觉意识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促进每个生命体的成长与觉醒。比如教学与育人的过程总伴随着特定情境，课堂上每天都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事件，教师如何应对这些情境对孩子起着重要且直接的启示作用。

从关键教育主体来看。家长应创造稳定的家庭环境，陪伴、关爱、鼓励孩子。即便肩负着现实的压力，也应尽可能探索利于团聚的生活方式，或是利用现代通讯、书面沟通的方式缩短与留守儿童（及隐形留守儿童）的心理距离。在教养方式上，需严而有度、就事论事，以理性温和的态度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不足，而不放大他们的错误。此外，父母还要承担起家庭主要教育者的角色，保证家庭内形成教育共识。

学校须深入研究儿童教育。学校管理者需思考，课程与教学能否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乐趣、成长愉悦和人际交往的美好？思考孩子们能否从教师身上汲取生命能量？教师要思考，如何以恰当的态度应对学生面临的问题？我想，教师若能广泛涉猎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生命科学、人类学等相关著作，深入认识儿童的发展需要，在教育实践中就会更加敏感细腻，更懂得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此外，无论家长还是教师，都要以积极的态度培养孩子多元开放的思维，帮助他们接纳自我、理解变化。若他们能拥有更广泛的认知资源，就能更自然地与外界进行开放式对话，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而非陷入严重的精神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