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探析
作者: 刘惠娟 宋新硕 邓华[摘要]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对高职学生提出新的心理期许,也对高职院校心理育人提出新的时代要求。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面临着社会支持与环境建设的欠缺、校方主导与家企助力的缺位、工作氛围与教学模式的浸染以及社会转型与制度规范的冲击等方面带来的诸多挑战。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从微观上完善社会支持系统、中观上构建“学校—家庭—企业”增能系统、外观上建立健康和谐的纽带系统以及宏观上健全政策体系保障系统,以助力心理育人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心理育人
[作者简介]刘惠娟(1991- ),女,山东威海人,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在读博士;宋新硕(1987- ),男,山东菏泽人,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邓华(1977- ),男,重庆人,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重庆 4007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重庆市“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20-GX-045)、2020年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青年项目“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项目编号:KJQN202004102)和2020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双元育人’模式下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研究”(项目编号:GY201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06-0094-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创新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要求职业院校、家庭、政府以及社会等多元主体必须共同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要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上的教育合力。本文力求从高职院校心理育人的角度出发,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探讨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内外因素,并基于此提出高职院校心理育人的实践路径。
一、高职学生心理发展现状及生态系统理论的内涵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生理、心理发展变化的关键阶段。生理变化所导致的压力和社会期望会增加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不稳定性,使他们产生不可预期的消极行为。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受现有条件和人员的限制,心理育人工作出现“真空地带”,学生的心理问题伴随而生。笔者以SCL-90、贝克焦虑和抑郁、人际关系综合诊断和社交回避与苦恼等量表对重庆222名高职学生进行抽样测评。SCL-90测评结果显示,4.05%的学生被筛选为阳性患者,需进一步评估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贝克焦虑和抑郁量表测评结果显示,患有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的学生分别占到32.43%、8.11%和1.8%;患有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的学生分别占到17.12%、48.65%和34.23%。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测评结果显示,在交谈、交际、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方面存在困扰的学生分别占到8.11%、13.51%、4.51%和2.71%。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测评结果显示,41.44%的学生存在轻度社交回避及苦恼,15.32%的学生存在严重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大学生群体中最主要的心理问题是焦虑症、抑郁症以及社交障碍。
生态系统理论奠基人尤·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强调个体发展的主要影响来源于自然环境,并无时无刻不在与周围“情境”发展着交互作用。在《人类发展的生态学》中,他把这些环境看作一组相互嵌套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是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微系统是指个体直接面对和接触的系统,如父母的言传身教、朋友间的互帮互助、学校教师的悉心指导等;中系统是指微系统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包括家校沟通、校企共育等;外系统是指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学校与实习单位的领导机构等;宏系统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及政治体系等。此外,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模型后期还加入了历时系统,把时间维度作为研究个体发展中心理变化的参照体系,强调将时间和环境相结合来考察个体发展的动态过程,如社会经济地位改变、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等。生态系统理论从时间与空间双维度分析环境对个体影响的新突破和新成果,对高职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相应策略的研究起到极大的启迪作用。
二、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的挑战
个体心理本就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个体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环境系统作用的必然结果。大学生心理发展不是系统中某个单一因素孤立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开展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必须研究影响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
1.社会支持与环境建设的欠缺: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微系统的挑战。第一,家庭生态系统。家庭是影响个体心理发展十分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家庭不但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而且是个体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基地。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教养方式、父母文化程度、亲子沟通频率等都对子女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性意义,是个体成长过程中强有力的情感、行为和工具支持。然而,在现代家庭中,多数父母尽最大努力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文化教育,却很少关心他们的心理成长,更谈不上积极引导子女正视心理危机,并传授给他们一定的调节方法。
第二,学校生态系统。学校是除家庭环境以外对个体影响最大的微系统,学生心理健康直接受到学校心理物质环境、心理规范环境以及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心理物质环境包括学校建筑、心理健康中心、心理治疗设备、心理测评工具等学生心理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学校开展心理育人工作的基本条件。心理规范环境是通过行为规范、活动准则等制度性的设置和要求来保障学校心理教育活动的开展和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获得。心理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师生关系、校风、班风、教学气氛等方面。
第三,同伴生态系统。同伴交往是满足社交需要,获得社会支持和安全感的重要源泉。张宇等人对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同伴关系、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水平和同伴关系质量对其心理健康状态具有积极影响,即同伴关系越好,自尊水平越高,个体心理越健康。此外,纪林芹等人对青少年早期攻击行为与同伴关系的研究发现,高攻击性个体的同伴关系更加紧张,常常表现为高拒绝、低接纳、低友谊质量。因此,同伴关系缺失或不良使个体缺少同伴之间的情感交流、信息沟通和榜样示范,从而影响个体的情绪与人格。
2.校方主导与家企助力的缺位:高职院校心理育人中系统的挑战。第一,家校互动乏力。Rothon等人通过对家校互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与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显著正相关。此外,刘衍玲等人针对家校合作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发现,与学校单一教育的模式相比,家校联合培养对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效果更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部分家长本身难以适应新时代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变革,心理健康素养不高,把心理育人工作看作学校的单方责任,自己成了“甩手掌柜”,难以与高校形成合力,对孩子心理发展缺乏日常监督与科学引导。
第二,校企协同不畅。大部分用人单位把高职生视为廉价劳动力,将他们与本科学生区别对待,在制度上更倾向于保护本科生的利益,“漠视”高职生的权益。国家规定实习单位在学生实习期间要与其签订就业协议,在高职生面前却被附加上取得毕业证的前置条件。此外,企业对学生在实践成长过程中的心理教育问题缺乏全方位的深入思考,学生实习期间的心理问题很难在现有体制模式下得到有效解决和调适。
3.工作氛围与教学模式的侵染: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外系统的挑战。第一,父母工作状况的影响。晏宁等人在家庭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现状调查中指出,农村籍父母以及没有固定职业城镇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如焦虑、抑郁、强迫、偏执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问题突出。此外,有研究发现,兼职工作的母亲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亲子互动、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从而能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家庭养育环境,进而更有利于子女心理健康发展。
第二,劳资关系氛围的影响。劳资关系氛围是指员工间以及员工对领导层互相尊重、信任和合作等方面的感知,影响着组织内个体的行为、态度和信念等。显然,劳资关系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实习的积极性、忠诚度和幸福感。例如,Dastmalchian等人研究发现,良好的劳资关系氛围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心理安全感和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心理安全感反过来又影响个体的内在动机和角色定位,即个体心理越安全,参与企业管理的意愿越强,劳资关系氛围就越好。此外,良好的劳资关系氛围对学生注入心理积极因素、减低离职率的作用同样毋庸置疑。
第三,课程设置与教师素质的影响。合理的课程设置和优质的教师资源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整体起步较晚,工作机制不完善,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职业认同度不强,心理育人成效不明显。高职院校心理育人课程建设存在教学内容上供求关系失衡、教学师资上能力结构失调、教学方法上师生互动失效以及教学评价上效果反馈失真等内在制约因素。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诊治轻预防、重咨询轻发展,对学生心理发展教育不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突出,心理育人的过程性、目的性、有效性难以得到保障。
4.社会转型与制度规范的冲击: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宏系统的挑战。第一,城乡差异的心理印记。户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带来城乡居民群体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城乡学生在人际关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和自我适应等方面的心理素质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农村大学生经历的生活事件更多,如家庭贫困、父母外出务工、家庭支持稀少等,因此更容易产生自卑、抑郁、焦虑等隐匿的消极情绪。
第二,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心理制约。心理育人工作的稳步发展需要立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及系列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实施,为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对政府的工作职责、高校的工作义务以及心理障碍的诊疗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然而,我国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立法的相关工作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多为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立法的专业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不强。此外,部分法律法规中相关话题还存在争议,国家层面也缺少对心理健康教育规章规范的统一标准。
第三,社会转型发展下的心态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此外,《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等文件也多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培育新时代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然而,转型时期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情感的过度消费导致有些青年存在“负能量”,折射出青年群体在深刻社会变革中的“中国式焦虑”“防御性悲观”“相对剥夺感”等复杂的心态困境。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的实践路径
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不仅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个体的心理健康成长并非某个单一子系统或子系统单一因素独自作用的结果,而是系统中各因素综合交互影响的产物。这就启示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微观、中观、外观以及宏观等方面构建起覆盖社会、企业、学校、家庭以及个人的多维立体心理育人生态系统模式。
1.微系统: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第一,重视亲子关系培养,建立家庭归属感。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要以有效的亲子沟通为切入点,进行心灵的交流、情感的交融与思维的碰撞。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家长鼓励孩子善于表达内心的想法、态度、情感。通过倾听与观察,家长从孩子的言谈举止中感知他们的困惑与无力,并因势利导地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实现优质的双向沟通,不断提高孩子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同时,家长在亲子关系的培养过程中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做善于发现美和弘扬美的“啦啦队”,而非铁面无私、不讲情面的“裁判”;做坚定维护个体尊严和合法权利的“律师”,而非评头论足、指手画脚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