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逻辑旨归、行动路径与现实思考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示范校、骨干校建设形成的创新发展共识基础上，以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为宗旨，高职教育遵循以强化类型特色为基点、提升服务能力为导向的行动路径，开启了创新发展历程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随着教育、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的快速变化，高职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变革培养方式，破解教育供给单一性与社会多样化诉求的矛盾，跟上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积极应对社会挑战以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成为高职教育未来创新发展的路径指向。

[关键词]高职教育;创新发展;逻辑旨归;行动路径;现实思考

[作者简介]潘海生（1975- ），男，甘肃民勤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慧（1994- ），女，内蒙古包头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谱系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JZD055，项目主持人：潘海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20-0005-08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不断演进，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塑造发展新优势进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直接、紧密的教育类型之一，唯有持续创新，提高其在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过程中的人力资源保障水平，才能有效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高职教育是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服务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其创新发展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职业教育价值创造功能升级的迫切要求，更是引领职业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梳理与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逻辑与路径，对于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新时期创新发展的方位、方向及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逻辑旨归：以质量为引线推进高职教育创新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短期职业大学以来，我国高职教育经过40多年的发展，逐步从探索创建、规范调整、规模扩张、示范改革走向创新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紧密围绕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质量发展”为基线，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开启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一）发展基础：示范校、骨干校建设形成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是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项目建设引领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十年，也是奠定高职教育创新发展重要基础的十年。为更好地提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力，2005年国务院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形成示范引领作用，逐步提升全国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与水平。2006年印发的《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重点支持100所高水平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选择500个左右办学理念先进、产学结合紧密、特色鲜明、就业率高的专业进行重点支持”①，标志着我国高职教育正式进入以专业建设为载体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国家在示范校建设项目基础上于2010年又启动了骨干校建设，以扩大国家重点建设院校数量，加快提升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充分发挥高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项目制”改革计划对“巩固高职教育地位、稳定高职院校群体、形成职教类型特色，提升职教人才培养质量、办学能力、技术实力、社会影响等”②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成为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典型，引领了全国高职院校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此外，2006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③，进一步肯定了高职教育的重要地位。同时，对高职内涵建设给予全方位指导，明确指出“高职教育发展面临职业性不突出的问题”，应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来解决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结构、培养过程、实训基地建设、监督评估等问题。该意见要求的改革内容涉及人才培养工作各环节，尤其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高水平专业教学团队、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做出部署，对高职教育深化创新发展起到了指导与引领作用。

（二） 发展指向：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高职教育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涵盖多重内涵，其中的关键之意在于要求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求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既诠释了“国之大计、教育为本”的发展理念，也指明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路向，更明确了各级各类教育转型创新的任务。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再到党的十九大强调“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对职业教育发展速度与质量的要求也更高。

加快发展并不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既是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与现代化全局的高度，对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问题做出深刻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行动指南。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与技术技能人才，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也是贯穿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的生命线。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升质量为核心，实现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宗旨，更是新时期高职教育的内在要求。

二、行动路径：强化类型特色为基点、提升服务能力为导向

高职教育长期面临追求“高等性”还是坚持“职业性”的两难境地，部分高职院校为增强竞争优势、吸引生源而过度追逐“高等性”，进而成为普通高等院校的“压缩版”，导致高职教育的类型特色不鲜明、服务能力不强。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职教育始终以强化类型特色为基点，以提升服务能力为导向，以期实现类型与层次之间的有机统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以内涵建设为驱动，强化高职教育类型特色

1.理念突破：确立“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长期以来，尽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并将其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职业教育的定位仍模糊不清，导致高职教育无法充分有效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④，确立了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这映射出我国教育理念的重大转变，从思想上破除了“重普轻职”“职教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与认知，并以类型理念指导实践，行动上把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区分。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再次强调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基于法律层面赋予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合法性保障，从根本上扭转了职业教育定位模糊的局面，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

2.类型坚守：以“育人为本”深化“产教融合”办学模式。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不仅关涉教育问题，也事关经济问题。高职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既要解决多元主体参与办学的实效性问题，也要将其发展核心放在育人上，打通学校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之间的鸿沟。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异质性与跨界性成为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而不深的核心原因，制约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并实施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政策，带动高职院校探索多元办学路径，推动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如建立了一批产业学院、企业学院，组建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与试点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等。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呈现出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社会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此外，推进高职院校“三教”改革，使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教材是高职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载体，教法是高职院校“三教”改革的路径，教师改革则通过变革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质量评价方式来实现。教师队伍的素质决定教材与教学改革成效，关系到“产教深度融合工作最后一公里是否打通”这一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从2012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2016年印发的《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2017年印发的《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2017—2020年）》，再到2019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逐步完善了职业院校师资培训工作并将其制度化。此外，《实施方案》还提出“建设一批高水平、结构化的教学创新团队，培养一批‘双师型’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助力‘三教’改革建设”⑤。在全面推进“三教”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与高职院校联合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产业学院、技术技能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产教融合联盟、技能培训基地等多种途径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这些平台作为一个有效载体，使企业作为重要主体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课程内容研发、教学环境建设、工匠精神传递以及人才培养评价与选择。由企业技术人员与高职院校教师共同组成的专兼职师资队伍也逐步建立，并通过开展联合教学，为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有效整合提供了桥梁与保障。

3.制度创新：提质路径由“试点探索”走向“综合改革”。相比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的基本能力建设薄弱，这也成为其办学质量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是，高职教育与区域产业的互动紧密，人才培养主体与情境的多样化导致制度设计、资源配置与考核评价等错综复杂。为解决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问题，由示范校、骨干校建设实施项目治理所衍生的“培优”模式成为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典型的是教育部、财政部等围绕高职院校建设实施的四大建设项目，如2015年启动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9年实施的“双高计划”以及部省共建的“高地建设”行动、2020年启动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此外，分批实施的现代学徒制试点、1+X证书试点等工作也通过“试点探路”“重点培优”等方式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既延续了培优的传统发展优势，又将“提质增效”作为其创新发展主轴，实现了从“典型突破”向“整体提升”的发展思路转变，形成了在整体提质增效基础上的重点培优模式，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创新环境。

（二）以需求为着力点，持续提升高职教育服务能力

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对教育的需求以及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高职教育逐渐从传统的以“人才培养为主”向“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兼重”转变，深化其“高等性”属性，补足其质量与创新短板。

1.提升服务学生发展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一，培养层次由“专科层次”上升至“本科层次”。党的十九大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实质指向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高职教育的吸引力不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升通道狭窄，学生发展受限。职业本科教育作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打破职业教育学历“天花板”，有效缓解了民众的升学焦虑，满足了人民对职业教育的高层次需求。事实上，广东、江苏、天津等地21世纪初便开始探索专科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联合培养“4+0”“3+2”等模式，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在《实施方案》指导下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已达32所，通过高职院校升格、独立学院转设以及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三条路径盘活教育资源，拓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主体。2021年教育部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总体原则、基本条件、设置程序等做出相关规定。随后正式启动了职业院校设置本科专业工作，标志着经过多年探索，局部实践的职业本科教育走向科学规范的全面实践阶段。同年颁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⑥，在规模与质量平衡的过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教育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