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融入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实践路径

［摘 要］桂林既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文化、历史悠久的廉政文化，又有被誉为“中国传统词学最后辉煌”的临桂词派，还有民俗文化和道文化等，这些资源均可用来充实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教师通过课堂讲授与讨论、课外阅读与探索、文学历史现场教学等，在教学实践中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能够让学生更好地领悟古代文人的精神和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为推动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地方文化；桂林；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3）24-0106-0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2］，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诚然，一座城市蕴含了灿烂的文化，我们应该付诸实用。面对桂林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本地高校教师应该将其当成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用传统的、特有的本土文化元素充实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学该如何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讲什么，怎么讲？教师要把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提炼出来，即回答“讲什么”的问题；要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从而达到凝聚思想共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进而丰富历史文化滋养的目的。

在广西桂林这块土地上，有着突出的山水文化、丰富的廉政文化，清朝末年还出现了引领全国词坛的临桂词派，以及有史料记载的民俗文化、道文化。

一、桂林山水文化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桂林山水文化基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而生成，包含山水的物理形态、山水之中传达的精神价值，和山水诗歌等共同构成一个文化体系。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杜甫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都是描述桂林的诗句。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多的文人来到桂林，留下他们的印迹与诗词篇章。

（一）赞桂林整体山水之胜

北宋时期的李师中于嘉祐三年（1058年）到桂，为官四载，有诗词文多篇，其中《蒙亭记》一文赞美桂林地方美好、山奇水秀，然似被天地密藏，待人发掘。

黄庭坚于崇宁二年（1103年）因“谤国”的罪名被贬广西宜州。途经桂林时，泊舟榕湖北岸，留下《到桂州》一诗，描绘了桂林的景色和诗人的心情。

南宋时期，范成大于乾道二年（1166年）出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知府，后作《桂海虞衡志》（《志岩洞》一篇中记录了读书岩、伏波岩、叠彩岩、水月洞、龙隐洞、龙隐岩等诸多景观），并在《志岩洞·序》中说：“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 ［4］南宋诗人刘克庄曾以“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概括桂林山水的特点。

（二）形成“二十四岩洞”“八景”景观文化

南宋赵夔曾于绍兴末年游桂林，遍访诸岩洞，写下了《二十四岩洞歌》，吟咏伏波岩、读书岩、叠彩岩等十二岩和栖霞洞、白龙洞、水月洞等十二洞，并分别予以品评，专咏桂林岩洞奇观。

元代吕思诚提出“桂林八景”，以八首诗分咏桂岭晴岚、訾洲烟雨、东渡春澜、西峰晚照、尧山冬雪、舜洞秋风、青碧上方、栖霞真境。

清代朱树德描绘了续八景（叠彩和风、阳江秋月、壶山赤霞、独秀奇峰、北岫紫岚、榕城古荫、南溪新霁和五岭夏云），并为十六景各赋五言诗一首，续八景每一景配小文，简单介绍景观风貌和人文历史。之后，他将描摹的十六幅美景和诗文汇成《桂林八景图说》。继元代老八景、清代新八景之后，当代发展成新二十四景。

（三）吟咏著名景点

桂林美景吸引了众多文人的目光，其中有些景点颇为突出，如訾洲。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期间，曾赴桂林参加桂州裴中丞主持的游宴活动，作有诗文，其《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称赞“是亭之胜，甲于天下”［5］。后世文人题写訾州者颇多。张孝祥、刘克庄、张釜均有赞美訾州之篇章。其他如还珠洞、山风洞，文人题写也比较多。

为了更好地欣赏山水，文人政客们特意修建亭台楼阁，如逍遥楼、湘南楼等。李彦弼有《湘南楼记》，写登临气势宏伟的湘南楼就可以把桂山漓水的千姿百态尽收眼底。刘克庄有《中秋湘南楼饯张昭州》，元代伯笃鲁丁有《逍遥楼》。他们的诗篇都记载了逍遥楼这一历史名胜的魅力。

秀丽奇特的桂林山水同文人雅士的诗文一起构成了桂林的山水文化，这是桂林文化的瑰宝。

二、桂林廉政文化

桂林于奇山秀水间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廉政文化是极为突出的。宦游桂林诸人之中，清官廉吏辈出，他们重民、爱民，对老百姓进行文事教化、德治教化，匡正世风民俗，留下了为官清廉、为民造福的好名声。我们可以从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中感受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一）清廉为政、爱护百姓

唐宋时的桂林被视为蛮地，充盈着会伤人性命的瘴气。北宋名臣、龙图阁学士梅挚于景祐元年（1034年）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知府，让他对瘴气有了深刻的认识。梅挚认为，官场腐败比自然瘴气更可怕，由此写出了针砭时弊的《龙图梅公瘴说》。此文得到清廉正直的官员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影响深远。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晞颜以其“深入瘴乡”的经历，深感梅挚箴言，将《龙图梅公瘴说》刻于龙隐岩，以警世人。他还写了一篇文字两倍于正文的跋文，对“五瘴说”予以阐释。他认为，即便是京畿地区之人，只要沾染“五瘴”也会死于非命；如若没有此“五瘴”，所谓瘴乡也如同中原地区。“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 ［6］读者自明。

李师中在桂先后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等职，他在审理刑事诉讼时深感民治之重要，于是写了一篇《劝农事》，并将这篇文告刻在龙隐岩中，不仅教育民众，而且指出地方官员要对本地治安状况负责任，需以友好亲善的态度做好民众的教育和引导工作，这体现出李师中重民、爱民的思想。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于淳熙二年（1175年）到桂林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四年，颇有政声。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弘扬先贤正统文化，通过教化手段来治理社会，以改变当地落后的社会风俗。他亲书孔子《论语·尧曰》“问政”一章作为座右铭，悬挂于官署厅堂之上，与官员们共勉。此外，他还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詹仪之就任静江知府，他将张栻所书《论语·尧曰》刻石于普陀山弹子岩，意在让各级官员存念于心。

南宋名臣方信孺于宋嘉定六年（1213年）春到桂林任提点刑狱兼转运判官。其父方崧卿在此前20多年曾在广西任转运判官，多行善政，赢得了民心。为了褒扬父亲的美德、彰显父亲的功绩，也为了警示自己，方信孺请被贬谪到融州（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易祓书匾，将“世节堂”三字刻于龙隐岩和龙隐洞之间小路旁的岩壁之上，以示世代永葆节操。而此路正好是官员们出东城观稼、履行劝农公务的必经之地。方信孺在任期间，的确做到了“政简刑清，所至不扰”，不以政扰民，使百姓安居乐业。

（二）重教化、兴教育、正士风

南宋诗人范成大于乾道七年（1171年）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乾道九年（1173年）到任。范成大主政桂林期间，修缮古迹，褒奖士类，曾在伏波山登山道上依崖临水建癸水亭，作《癸水亭记》，传递出收复失地的志向和信心。范成大注重兴教育人，以地方官身份宴请中试举子，并作《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赞美桂林人杰地灵，夸奖新科举子们才华横溢，鼓励他们继续奋发进取，饱含父母官对举人们的殷切期望，希望广西多兴文事，教化边民以图发展。

南宋的王正功于庆元六年（1200年）赴桂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权知府事。次年乡试过后，在为新举人举办的鹿鸣宴上，王正功赋《鹿鸣宴劝驾诗》二首，歌颂桂林自然之美、人才之盛，并劝勉学子未来再创佳绩。而其中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成为千古绝唱。

三、桂林文学流派

自宋代江西诗派之后，地方文学流派蔚起。而文学家、文学流派的出现和成长，必须以厚实的文化土壤为依托。广西历来偏处一隅，旧时是瘴疠丛生、贬官流放之地。梁启超说：“广西崎岖山区，去文化圈绝远”［7］。况周颐也在《粤西词见·叙录》里用“地偏尘远”“地又卑湿”来评价广西。但广西人具有对开拓发展的追求。“广西地处偏远，于是有志之士更渴望走出广西、争锋中原，如此的渴望成就了在开拓中求发展的粤西精神。”［8］已得青山绿水滋养的杰出词人，在清代从临桂一隅走向全国，到晚清出现了在全国引领词坛风气的广西人王鹏运和况周颐。在二人影响下，形成了地方文学流派——临桂词派。

临桂词派在晚清民国时期兴起，因该派创始人、领袖王鹏运和主将况周颐均为广西临桂人而得名。叶恭绰曾以“桂派”称之，蔡嵩云沿用这一称呼，并给予高度评价：“清词派别，可分三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 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 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9］

以王鹏运为首的桂派，词格“高”，词法“严”，是晚清唯一的一个词派，是当时的“词学正宗”。广西之所以在晚清出现了引领全国的词学流派，同广西这片土地以及在广西播撒过文化种子的人密切相关。这片由北回归线横贯而过的土地，峰峦清奇，江山秀丽，颜延之、元晦、柳开、柳宗元、苏轼、秦观、黄庭坚、范成大、张孝祥、解缙、王守仁、徐霞客、于成龙、康有为等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过国家级的汉代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出现过中国第一位著书弘扬佛教的牟子，这片土地还养育过唐代著名诗人曹邺、曹唐及历史名臣周渭、蒋冕、袁崇焕、陈宏谋。

就词体而言，唐宋元三代的广西词学创作呈沙漠化的状态。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才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蒋冕。他以勋业、理学著称，官至户部尚书，也是况周颐《粤西词见》中收录的唯一一位明代词人。清代粤西词渐有起色，从乾嘉年间的谢良琦、冷昭、朱依真到道咸年间的龙启瑞、王拯、苏汝谦、周尚文，已是“派别具存”，再到晚清的王鹏运，更是“大昌词学”，临桂词派自然而然地形成，只是到王鹏运时更加壮大、成熟。广西前辈对况周颐词学之路有重要影响，“况周颐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词学理论，之所以有当时词坛翘首的地位，之所以会成为临桂词派的核心人物，就在于他是有根基的，他的词学素养、词学观是有广西地域文化渊源的”［10］。

临桂词派的产生发展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同粤西、北京、上海三地的地理空间对应。粤西是一片偏远淳朴的乡土，为临桂词派产生的渊源所在；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是临桂词派的发展壮大之地；上海作为新旧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是临桂词派的影响延续之地。走出广西，走向全国，对王鹏运、况周颐、临桂词派意义重大［11］。

19世纪中叶，时事剧变，文化转型，传统学术和文艺通过革新、演变，亦随之转型。临桂派词人拟将歌词创作用于社会实践，跟上变革潮流，但又不脱离传统的承续。临桂词派标举重、拙、大宗旨，于突破与坚守中，增强歌词创作对于社会变革的适应性，既为传统词学创造最后的辉煌，又为传统词学的转型寻找出路。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词学史上最后一个词学流派，代表着中国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在词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12］。

四、桂林民俗文化、道文化

流觞曲水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大型民俗活动——修禊。从唐代起，文人墨客南来桂林，便将这一民俗介绍到了桂林。李彦弼的《八桂堂记》记载了时任广南经略使的程节筑圃为堂、种植丹桂、兴建山水园林并命名为“八桂堂”之事，其中写到桂林绝景之一的流桂泉：“轮吸清漪，筒奔迅注，泛兰舟而载雕觞，环嘉宾而算醇醪，是为流桂泉也。”［13］文人雅士流觞曲水，平民百姓亦来此游赏胜地，参与修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