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部《出使须知》及其他
作者： 赖某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列强逼迫以及了解外情的需要，清朝有必要派出驻外使节，但派什么人担任驻外使节、出使人员如何遴选、需要带什么衣物、旅途中有何注意事项、觐见驻在国君主要行什么礼节、与外国人交往要注意什么等，朝野一无所知。即使是派驻国外的早期外交官们也感到一片茫然。例如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对国际交往礼节不是很熟悉，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廿四日当其得知第二日要觐见英国君主时，想询问觐见时的有关礼节，恰好使馆工作人员、英国人马格里外出，“一切无从考究”，实在是难为了郭公使。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罗列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有多条便与外交礼仪有关。无独有偶，第二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因要带夫人上任，行前特意咨询熟知国际法的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不熟悉西方礼仪，长期困扰着晚清外交官。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蔡钧《出使须知》出版，才有了第一部中国人所写的出使指南，为外交官们提供了出使的参考借鉴。
蔡钧（？—1908），字和甫，号勉善。众多工具书称其为浙江仁和（杭州）人，不知依据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呈甄别道员履历单》，称蔡钧“直隶大兴县监生，原籍江西上犹县”。另，蔡钧所著书均自署“燕山和甫”，显然，燕山即代指“大兴”。
光绪七年（1881年）秋，蔡钧随郑藻如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驻美3个月后，前往西班牙使署任参赞。因水土不服，加上应酬繁多，至光绪十年十月初因病乞假言旋。《出洋琐记》《出使须知》即为根据此次出使经历而作。
蔡钧1897年7月以后任上海道台，1901年又以四品候补京堂任驻日本公使，1903年7月被清政府召回。
《出使须知》：晚清第一部出使指南
《出使须知》堪称晚清外交官的出使指南或出使手册。在此之前，专门论述使臣的著作只有翻译过来的《星轺指掌》等书。《星轺指掌》中文版最早刊行于1876年，首次将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包括西方的外交礼仪与外交谈判方面的基本知识，国际关系准则，各国外交机构、使臣、礼仪规范等，是中国近代翻译西方国际法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万国公法》）。书中论述非常全面具体，包括外交缘由、公使之职、使臣之等级、使臣职守、出使人员、使臣眷属、使臣与礼节、使臣之权利、使臣免税、通使礼节等。
早期中国外交官的出使日记，虽然也有关于出使的注意事项，但只有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介绍。《出使须知》则是最早、最全面、有系统的专门著作。开篇即交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作为外交官，必须熟知礼仪交际，否则“苟或稍有疏失，必至贻笑于邻邦”，何况“入国问禁，入境问俗”，亦是使臣应该注意的。全书不分卷，共31条，其内容主要有：出洋应预备官服；多准备便服；行李应包装坚固；多带中国特产以便赠送外国人，还有坐火车/轮船、举办茶会/舞会/宴会的注意事项。使臣到驻在国后，应联络各国公使；多与驻在国官绅交往；将每年商办事件汇辑成书，以便后来出使人员有章可循；使臣应当学习外语，以便应酬；使臣宜洞悉外情，“刺探外情，是使臣第一要着，即第一急务。盖使臣为朝廷耳目之所寄”。此外，还对领事、随员、翻译的应行事宜、应酬之道、职责等条分缕析。现在详细摘取几条，看看出使人员应该注意些什么。
关于与西方人交往、应酬的礼节礼仪，作者认为西方人直率、喜欢整洁、讨厌喧嚣。交往时如偶然咳嗽，应当以手帕掩口，不可涕泗横流，更不能随地乱吐；与妇女坐谈，不可吸烟；无论男女，皆握手为礼；一切应酬，切不可有寒酸羞涩之态，否则会被人轻视。
关于呈递国书，作者详细写了英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美国呈递国书礼仪。大致是，使臣到该国后，先拜访外交大臣，约定呈递国书的日期，届时该国以车来迎接。呈递国书时，应当对国君行三鞠躬礼节，之后使臣双手捧读汉文颂词，接着翻译再读西文颂词。该国君主答以颂词，并慰劳数语，使臣鞠躬告退，典礼结束。但是不同国家呈递国书时礼仪有细微差别，英国较为简朴，俄国较为隆重，美国则呈递国书后，总统亲自和使臣握手，然后告退。
关于使臣是否应该熟练使用外语？作者的主张是，应该学习，以方便和外国人交际应酬。作者到西班牙任参赞后，即聘请人教西班牙语和英语。他对自学英语、法语的第二任驻英公使曾纪泽非常佩服，说：
闻朝廷遣曾袭侯出使英法俄等国，每到一处，即为其人敬重，事后尤称慕弗置，则以袭侯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与其人会晤，彼此寒暄，如出肺腑以相示，又留心于西国律例公法，遇交涉事件，必援证诘驳，殊无游移之见，虚浮之谈，故西人敬之畏之，恒以胆识兼优相推重，而不敢有所挟制把持也。
书中内容看似琐细，但对于初出国门的外交官则很实用。例如外国人喜欢中国瓷器，可以多带点以备赠送；坐船时要带上茶壶痰盂，以便晕船时呕吐；当时欧洲火车上多数没有厕所，经过村落时常停车三五分钟，以便乘客上厕所。诸如此类的记载甚多。正是因为《出使须知》有着实用价值，是出使人员的必备之书，晚清名士王韬在为该书所作《跋》中称颂备至。
《出洋琐记》：关于内政外交的真知灼见
早期中国驻外使节是采用兼使制，而不是西方通行的专使制，即一个使臣往往担任驻几个国家的使节。例如驻英公使兼任驻法公使，驻美公使兼任驻日（西班牙）、秘（鲁）公使。驻美公使要处理的外交事务横跨三洲（北美、南美、欧洲），所以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的日记就叫做《三洲日记》。由于驻美公使所管的地域实在太宽，因此时有鞭长莫及之感，难得去一次西班牙，更别提有多了解。例如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仅仅到西班牙去呈递过一次国书，出使日记中对西班牙没有只言片语。蔡钧作为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的参赞，长驻西班牙，为他详细、全面了解西班牙提供了便利。
蔡钧的《出洋琐记》由序、海外邮程纪略、日都风俗纪略、出使联络略述、各国风俗略述、日都小驻纪略、自日旋华节略、奏疏条陈附录组成。主要讲述海外游程、西班牙及其他游历各国的风俗、驻扎西班牙期间的基本情况，以及驻外使节的酬应礼节、衣服器用、外事职责、基本素质、使署随从人员的行事准则等。
《出洋琐记》记述了西班牙各方面的情况，是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较为全面、详细的著作。他介绍西班牙的历史和风俗：“向与葡萄牙并为一国，号大西洋”，“俗尚丰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华美，其积习然也”。娱乐活动方面介绍了“欧扒拉”（即opera，歌剧）及歌剧院、“茶会”（即party）、“加非馆子”（咖啡馆）、“斗牛之戏”、“女子入场多戴面具”的“跳舞会”、“嘉那华会”（即carnival，嘉年华）。还介绍了西班牙政治制度与政党、国会、贵族及君主制度等社会政治情形。在蔡钧之前，黎庶昌曾在西班牙做过外交官，著有《西洋杂志》，但其中关于西班牙的记载，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无法与《出洋琐记》相比。
作为《出洋琐记》附录的“奏疏条陈”部分，收录了蔡钧在回国后所撰写的奏疏一篇与条陈三件，对当时清政府内政外交问题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其中，“代呈奏疏”一篇就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问题提出“法有内难三，有外难三，有必败之道三，我有得天者二、得地者二、得人者二，有可胜之道六”，认为“法人虽悍，断无能为，中国虽孱，确有可恃”。他分析法国已呈骑虎难下之势，此时宜派一“威望素著之臣”带领熟悉洋务及各国语言文字的外交官到各国进行外交活动，“请各国评断曲直，或和或战，付之公论”。另外，“常派水师兵船游历各处”，认为此举“一则易通外国之气，一则可练水师之才，中国去外洋之商民，亦易保护”，可谓一举多得。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展开外交活动以及派遣中国舰队出访来达到军事威慑的建议，在当时是颇合时宜的正确主张。
分别题为 “敬陈管见四条”“再陈管见”“续陈管见”的三件条陈，就若干重大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关于使臣的遴选，他说“虽贵乎正途人员，而必深悉外情、熟稔洋务者始可当其任。近见出自甲科者，大都以文章华国。其自视则甚高，而所以浃洽邦交、辑睦邻谊以相周旋而联络者，则恐未之讲也”，对于早期外交官多从甲科中选拔不以为然。他建议“遴选使臣之法，首以通达外情、晓悉洋务、熟谙西律、兼识方言为上”，具体选举之法，“须由南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秉公保荐，无论其阶级之崇卑、资格之深浅，破格擢用，不拘一途”。使臣必备的素质是，“为使臣者，无过亢，亦无过卑，尤必时与西人晋接以通彼此之情”。这一建议出自他从事外交工作的切身体会， 《日都风俗纪略》介绍了西方如何遴选使臣：“西国遴选使才尤为慎重，必家资殷实、兼通数国方言者，方应皇华之选。盖出外使臣，贵乎能支持大局，通达时务，联络情谊，以固邦交”。
关于创办外文日报、与西方国家展开舆论战的建议，他认为舆论的作用甚至比“铁舰、兵轮”更大：
中西交涉之事，西国民人有从旁持公论者，每以中国为曲而以己为直者何也？盖惑于先入者为之主也。中西交涉事起，其始必先载于日报。主笔者为久居中国之西人，往往扬外而抑中。观其所论无难，曲直混淆、是非倒置。又其平日之间，所载中国公私大小各事，多涉刺讥而津凌侮。自不知者观之，不难为其所惑，况未至中国之西人乎！其轻我中国也，积渐而然，诚无足怪。今莫若反其道而行之，亦于要处隐设西字日报，藉以维持公论，久之，自可回西人之心而为我用。而于交涉之事，彼自不敢肆其簧鼓。此之谓战胜于笔舌之间，而其为用实隐胜于铁舰、兵轮也。
晚清提出与西方国家展开“商战”“工战”的比比皆是，但提出进行舆论战的则以蔡钧为最早，充分说明蔡钧的敏锐眼光。
由于没有外文报纸，晚清在国际舆论宣传上非常被动。例如，八国联军侵华便与英国《泰晤士报》《日日电报》的失实报道密切相关。明明是德国驻华公使被杀，上述两报却报道说是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皆被杀害，甚至还说各国公使在临死前将妻子先行杀害。如此耸人听闻的不实报道对西方采取一致行动、入侵中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洋务大员盛宣怀反思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也说：
此次北事糜烂，虽属当道误为拳匪所惑，然人心积愤，实由民教不和而起，而传教之足以酿成大祸，虽西人亦著有先见之论。惜我华人无人能知之，亦无人能言之者。其故由于公家无西字报章，于事机之来，绝无主持正论，开导西人，使知肇衅并不在我，而曲伸其致愤之故，徒令外人訾我为野蛮而莫之能辨（辩），殊可痛也。
蔡钧为盛宣怀所拟《派员在上海创设并督办西文报馆札稿》亦云：
此次北方肇衅，实由于民教不和，积愤而起，而中国竟无西字报章声明此意，徒令外人逞其一面之词，群起相责。而我民之历年被抑于传教之民，冤愤情形，莫之能诉，甚非持平之道。兹拟于上海创设西字报馆，查有某道堪以派委督办。除购制机器等费由该道自行捐办外，必须另筹常年经费，方能持久。查外洋官报皆由公家按月津贴，着上海道于抽收码头经费项下，每月拨银一千两，作为西字公报经费，交由某道收支，即着该道妥慎经理，仍将开办日期具报云。
“某道”即指蔡钧，只是直到蔡钧在1905年乞休后移居上海，才创办中英文合刊的《南方报》，1908年2月停刊。
此外，关于聘请西方“律正”（律师）办理中外交涉事宜，怀柔“远人”（洋人）为我所用，“执公法”（运用国际法）处理国际纠纷，都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出洋琐记》曾刊载于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该报从光绪十年三月底起，分13次刊载，时间长达月余。次年，该书由王韬在上海创办的弢园书局出版。但出版不久，因书中有与洋人“抱腰接吻，相向挥泪”（见《出洋琐记》之《自日旋华节略》，原文是：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返国时，“车将展轮，诸友纷然执别，或有抱腰接吻以致渥爱者”）等记载，遂遭朝廷官员弹劾，该书不久被清廷查缴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