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气象和贵族精神

鲁迅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的信是现存鲁迅书信中较早的一封。信里难得的写了他到仙台留学的情况，“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从信上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功课有物理、化学、解剖等，这些课程，尤其解剖等医学课，对鲁迅的思维习惯影响颇大，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很深的印迹。外语则有德语、拉丁语。鲁迅归国后，翻译了很多德语作品。可以说，德语是他日语之外使用最多的外语了，影响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亦可谓深矣。

许寿裳是鲁迅一生的友人，也可以说是鲁迅早期的贵人，没有他的帮助，鲁迅可能就终老绍兴了。现存鲁迅致许寿裳的书信，最早的是1910年，写于辛亥革命之前的这些书信，大都叙述自己在故乡的工作，以及孤独、寂寥，可看出鲁迅期待许寿裳的援手。他在信中说：“越中棘地不可居。”1911年7月的一封信里又说：“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鲁迅现存的给许寿裳的下一封信，就一下到了1916年。许寿裳推荐鲁迅去教育部工作，前后应该有好几封信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一、“我很憎恶我自己”

阅读鲁迅书信，晚年的部分尤其让人动容，甚至心疼。其实，早期的鲁迅，人生才刚刚展开就已经对世事绝望至极，感觉他似乎就没有青春，一下就进入了中年，可能与家道中落和包办婚姻大有关系。1924年9月24日，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我很憎恶我自己。”“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这是难得的自剖之言，也可以看出，其时鲁迅的心理是不太健康的。李秉中是他信任的弟子，所以才敢袒露心胸。他还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是已经写出《狂人日记》的鲁迅，已经名满天下的鲁迅了，内心还是如此绝望。

鲁迅生前是批评了很多人，但如今剥离具体语境，读者只看见他的批评，感觉到刻薄，但看不到那些人的阴险和无赖。比如梁实秋说鲁迅拿卢布，张资平说鲁迅“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陈西滢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本的抄袭”等，都是极其可恶和阴险的。鲁迅一辈子记仇，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在1933年11月给姚克的信中说：“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鲁迅没有政治势力，而且在不断地自我放逐，在很多的势利眼里，是可以欺负的。而像胡适之先生，身居高位，手里有很多资源，他们就不敢那么放肆了，这也是中国文人的通病。

鲁迅现存的大量书信，少数纯属事务性的，三言两语交代清楚，绝不拖泥带水，但大多是绝佳的文章，情感深厚、火热，文字劲爽、犀利，直陈时弊、月旦人物，毫不隐讳，嬉笑怒骂，任情而行，读来甚是过瘾。比如，在给郑振铎的信中，他就多次讽刺顾颉刚，言语之激烈，可见仇恨之深。这也不能完全怪鲁迅，顾颉刚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本的剽窃”，确实过分。但顾氏很聪明，只是私下说，让陈西滢公开说出来。前几年，大家读《顾颉刚日记》和他女儿的回忆录，才落实了此事。鲁迅生前肯定知道这个内幕，但因为没有铁证，只能旁敲侧击。鲁迅一直到去世前一年在给台静农的信里还说：“山根阴险，早经领教，其实只知树势，祸学界耳。”

还有一些人，比如施蛰存，本来鲁迅也没有想着和他计较，只是对他让青年从《文选》《庄子》里找词汇不太同意，就在文章里偶一涉笔而已。结果，施蛰存一再纠缠，鲁迅不禁反感，就骂他“洋场恶少”。在致姚克信中，鲁迅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

这话说得就很平和了。我们如今重读施蛰存的那些反驳文字，确有一点“恶少”之味。

二、“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

胡适和弟子保持一定距离，弟子们对他基本是仰视的。但鲁迅把自己和弟子烧到了一起，而且基本是投入多，回报少，比如对徐梵澄就是如此，还有萧军、萧红、叶紫等，他都多次资助。须知，鲁迅不是胡适，手上没有雄厚的资金可供支配。1935年，叶紫写信给鲁迅，说自己挨饿了，希望鲁迅问一下郑振铎，他的一篇小说发表了没有，或者问一下内山书店，他的小说集《丰收》可不可以算一下账，如果以上两项都无办法，就请鲁迅借他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鲁迅回信说：“郑公正在带兵办学，不能遇见；小说销去不多，算帐〔账〕也无用。还是第三条稳当，已放十五元在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

读到这里，真是无话可说。谁还能说鲁迅没有温暖，只有仇恨呢？叶紫的小说集《丰收》，鲁迅写了序，但小说集卖不动，也不是鲁迅的责任。叶紫如此理直气壮，也不知道“壮”自何来？

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即失业，遂向鲁迅借旅资三十元回广东。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现在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时为1934年1月。我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心情很是不好。这些青年为什么自己不去挣钱，都去要鲁迅的钱？向一个以稿费为生的老人要回家的旅费，不知怎么能张开嘴？

鲁迅是不好为人师的，但在日常书信里，面对晚辈，尤其弟子，多有金针度人的地方，都是极好的教育文字。而且鲁迅写作书信时，很少想到去发表，所以，尽可以放心写去。杨霁云编辑《集外集》，想收致李秉中函，鲁迅就拒绝了，说：“实则我作札甚多，或直言，或应酬，并不一律，登不胜登，现在不如姑且都不收入耳。”

他给杨霁云的信，讲如何编辑《集外集》，真是讲得好。文字温和、平静，对于哪些篇目收入，哪些不收，还有哪些是记忆中的失收文字，都一一告诉，没有一点架子，有些自己手头有的，还专门抄下来，寄给对方，甚至都不要版税。后来，可能杨霁云再三坚持吧，在后一信，鲁迅写道：“如有版税，给我一半，我也同意，大约我如不取其半，先生也一定不肯干休的。”语气颇为轻松、诙谐。

还如，他给姚克书信，说到所谓学者，架子都很高大，鲁迅幽默地说：“我以为也不妨拜访几位，即使看不到‘学’，却能看到‘学者’，明白那是怎样的人物，于‘世故’及创作，会有用处也。”这话，我以为是非常到位的。我的学生有时听了某些大咖的演讲，发现很让人失望，就颇为烦恼。我就告诉他们，很好呀，你可以知道原来也有名不副实的情况，一则提高自信，二则开阔视野。

鲁迅和萧军、萧红的书信，幽默、风趣，没有一点刻薄气。可见鲁迅对可造之才和懂得礼节的青年，还是很有爱意的。萧军、萧红给海婴送了个小木棒，鲁迅回信感谢，文字就很温暖，而且幽默动人：“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读鲁迅书信会发现，鲁迅对不太熟悉的人，都称先生。在刚开始与萧红通信时，鲁迅称其为“吟女士”“吟太太”。萧红对此称呼表示抗议。鲁迅回信说：“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式，所以我不用。”此信末尾为：即请俪安。然后，鲁迅还在“俪安”两字下面一行画一个箭头，写上一句话：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时为1934年11月。可以看出鲁迅对他们的信任和言语的幽默。

但对某些想利用他的人，那真是不给面子。比如对于金性尧就是如此。他们来往信件不多，鲁迅就下逐客令了：“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对于某些不太熟悉的青年，或者不同圈子的，或者直觉不好的青年，他也是冷若冰霜，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比如王志之，鲁迅与他通信也有多次，但似乎不太喜欢。他说：“介绍稿子，亦复如此，一样的是渺无消息，莫名其妙，我夹在中间，真是吃苦不少。自去年以来，均已陆续闹开，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一筹莫展的。”这个拒绝就很直接，但看鲁迅对待萧军、萧红，还有叶紫等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是热情如火，甚至用自己的稿费，去为他们出书，还引介他们进入上海文坛。王志之大概情商确实比较低，还是什么别的缘故，肯定是做的有些事惹鲁迅不高兴了。比如，他推荐周作人的学生龚梅生，希望鲁迅和他通信，这确实有点过分。鲁迅回信说：“和龚君通信，我希望从缓，我并无株连门生之心，但一通信而为老师所知，我即存从中作祟之嫌疑，而且大有人会因此兴风作浪，非常麻烦。为耳根清静计，我一向是极谨慎的。”

鲁迅对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弟子，那种热心，真是可以付出生命的。瞿秋白被逮捕、被害后，鲁迅一直积极奔走，出版他的遗文。也为国民党的残暴而愤怒。他给曹靖华的信中说：“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并说：“中国是对内特别凶恶的。”这已经是1935年6月了。冷峻的文字里，是深厚的情感和愤怒，也显示了他过人的眼力。

鲁迅对瞿秋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俩年岁相差近二十岁，但有相似的经历，都是大家族破落户出身。瞿秋白是常州人，他们家曾占了半个常州，故被称为“瞿半常”，而且他的艺术直觉极好，鲁迅在致萧军信中说：“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我曾从旧书店买过一册瞿秋白翻译的《茨冈》，普希金的长诗，译文真是精彩，我读了一遍，就一直忘不掉。

三、“可是气象多么的阔大”

读鲁迅书信，就可以看到他做事多么认真、仔细。比如，和朋友讨论关于编辑杂志、木刻等，版式、价格、纸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比如，和郑振铎商量印制《北平笺谱》等的来往书信，可以看到他对宣纸、印刷流程之熟悉，至于版式、封面设计，鲁迅自是大家。

鲁迅先生做了十四年公务员，经常考核绩优，教育部裁减人，也轮不到他。概因他做事能力强、认真、仔细。这些优点，可以说贯穿鲁迅一生。我们看他的书信、手稿，多么干净，可以想见，他的心是多么静。

书信，一般都是一次写就，不会多次修改。我们看鲁迅的书信，文字之好，和他的文章没有差别。甚至由于是私人交流，文字更加放恣，越加犀利，甚至刻薄。当然，该深情的时候，也情感浓得如酒。比如，1934年6月21日，给郑振铎的书信中，批评林语堂提倡小品文，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加犀利、精准，他说：“但，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

在1934年6月18日，给弟子台静农的书信里，鲁迅表现更加恣肆。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这等于在讽刺林语堂学养逼仄，井底之蛙了。鲁迅给陶亢德的书信，也是应付的居多，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1935年，他给吴渤信中说道：“至于《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可见鲁迅先生对陶亢德编辑杂志的整体评价。

1935年3月，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还说：“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可见鲁迅的厌恶已经很深了。

1935年9月，鲁迅给李桦写信，谈及木刻，他说：“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憾。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由此可见，鲁迅讨厌明、清，是由来久矣。

鲁迅的书信，短则几十个字，长则上千字，应酬文字不是很多。他乃性情中人，容易相信人，书信下笔很是放松，和他的杂文不太一样。尤其对可以信赖的朋友、弟子，那更是文字飞扬，敢怒敢骂，文字似乎在纸上飞起来了。所以，他的书信也是非常好的文章，没有结构而结构井然；没有章法而章法自在。短短一封信笺，咫尺千里，天地宽阔，自有一番让人震惊的气象。这种一气呵成的文字，文不加点，但又无字不稳，真是绝大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