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擅长“新旧调和”

章士钊和辜鸿铭、杜亚泉、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张君劢、梁漱溟等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倡言“调和论”的代表。早在1917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章士钊的“调和”思想便已初露端倪。1919年9月章士钊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所作的演讲，及同年10月在《新闻报》发表的《新思潮与调和》，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调和”观念，至此章士钊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晰的“调和”理论。其后，无论是“以农立国”方案的提出，与新文学阵营的“文白”之争，还是晚年倾尽心力结撰的文体杂糅的《柳文指要》，“调和”可谓贯穿于章士钊思想的始终。正如辛亥老人苏渊雷所说：“章行严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反袁；不加入同盟会，又冲锋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独立精神啊！”世纪老人章士钊的形象多元且复杂，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同样丰富多彩，绝非用“复古派”“反动派”“文化保守主义”等单向度的词所能笼统概括。

一

章士钊二十岁之前生活于长沙，二十岁以后辗转于各地，足迹遍布天下。如果从地理意义上来看，章士钊的人生轨迹是以湖南为原点和出发点的，因而他的身上自始至终携带着湖湘文化的基因。章士钊并非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辈世代以务农为业：“寒门累代为农，亦至吾祖始读书，求科名，以传其子孙。”父亲芗坪公充任过乡中里正，后来以为乡亲看病为业。因此，与近现代史上的学者、作家多出身于名门望族不同，章士钊文学和文化观念的形成并不像俞平伯、巴金那样主要受到家学渊源的滋养。章士钊的“湖南人性格”多半是受到了近现代的湖南先贤及同乡的影响。湖南先贤有勇于任事、吃苦耐劳、不怕困难、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点，近现代时期又以曾国藩声名最为卓著。少年章士钊在湖南读书期间，即对曾国藩仰慕有加，他坦承曾有光大湖湘文脉的雄心壮志：“愚年十七八，学为文章，读曾文正公所为《欧阳生文集序》，略以想见近代文艺之富。家数之出入，辄不胜向慕，而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外出求学和步入社会以后，他又结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兴并与其成为至交。黄兴磊落的襟怀、任劳任怨的行事风范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最为章士钊所钦佩：“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其余湖南同乡如杨毓麟、杨昌济、宋教仁、龙璋等，对章士钊的人格和文化观念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章士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远离家乡的，因此他身上所具备的湖湘文化特征并非绝对“纯正”，而是充满了“调和”色彩。湖湘精神是文化底色，它塑造了章士钊的基本性格，而外出求学游历则拓展了他自小在小农环境中形成的封闭视野，是他得以“睁眼看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关捩。有学者认为，章士钊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有力传承者和践行者，而且是湖湘文化的“反哺者”，他使湖湘文化呈现出一些新质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具体而言，一是“弱化质直，提升柔和”；二是“克制激情，偏向理性”；三是“长于笃实，善于鸣高”；四是“淡化权术，秉持公心”；五是“公交私谊，舍利取义”。如果按照时间顺序为章士钊一生的主要踪迹绘一幅地图，那北京、天津、广州、香港、桂林、川渝、西北等地都是重要的“节点”，其中又以京津、川渝、粤港、桂林为主。这些地区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各有特点，它们与章士钊身上的“湖南人性格”相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使得章士钊身上产生了一种“调和”或“杂糅”的气质。

诗学家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认为，按地域传统可以将近代的诗人划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六个特征鲜明、区别明显的流派。如果按照这种而今已发展成为“文学地理学科”的视野去观照章士钊的文学风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以湖湘派的风格为底色，同时杂糅了河北派和西蜀派的特点，这些杂糅的风格又以“阶段性”的呈现方式存在于章士钊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汪氏在论述湖湘派时说：“故向来湖湘诗人，即以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具竟体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诗人，举莫能外也。”虽然这段论述是针对湖湘诗风做出的判断，但“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具竟体芳馨之致”又确实与章士钊“复古”的文学观和高标的文格若合符契。与湖湘地区不同，河北地区山川气象雄阔，燕赵之人性格亢爽豁达。章士钊长期在京津生活、讲学、为官，他的政论文高屋建瓴的立场和兼容并包的风格，很难说与那段时期在河北一带的经历毫无关联。同样，在川渝躲避战争的近十年间，章士钊的诗词创作又明显呈现出蜀地“崎岖”和“青碧”的特点，在桂林的词作更是像桂林山水那般柔波荡漾、旖旎多情。章士钊在欧洲的游历也不容忽视，甚至这段历程还对他“调和”思想的强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三次欧游，章士钊目睹了欧洲在一战后的混乱景象，思想由此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主张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政治制度，转变为因地制宜，提倡“以农立国”。他说：“此次游历欧洲，调查欧洲各国战后状况，所得感想，与十余年前留学欧洲所得感想不同。十余年前归国时，以为欲使中国平治而富强，但须采行列强政治制度，如议会、内阁、总统、联邦等等。及此次欧战后，再到欧洲，尽心调查各国战后状况，始悟根本上，吾国与欧洲各国有一大不同之点。”而且游历期间，他还同陈源等人一道与戏剧家萧伯纳、小说家威尔士进行过交流。这些西方文化名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怀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愈发坚定了章士钊立足本国文化的“调和”立场。

二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卒于1973年，这样的人生跨度，即使放眼整个近现代文学界也是不多见的。而且章士钊能够在不同时代之间自由辗转，甚至可以称得上“游刃有余”，这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一定称得上屈指可数。

章士钊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清王朝治下度过的，他对专制王朝深恶痛绝，曾于二十二岁（1903）时发出“愿从天假杀人柄，豖尽中朝旧辈流”（《哭汪希颜》）的呐喊，应该说，专制时代的亲身体验让章士钊本能地排斥“好同恶异”，并对“有容”的政权心生向往。步入社会以后，章士钊带头闹学潮，积极参加革命。1912年，章士钊被委任为机关报《民立报》主编，他常常以监督者的姿态提出与国民党相左的意见，却因此遭受毁谤和攻讦。这个章士钊曾为之耗费巨大心力并充满祈望的政权，在排斥异己方面竟与刚刚葬送的封建王朝如出一辙。于是章士钊愤而辞职，创办《独立周报》，并在《章行严与杨怀中书》中斥责道：“夫民国者，民国也，非革命党所得而私也。今人以国民之资格，自活动于其国，宁得以非革命党之故，而受人无理之排斥。”1914年，他又作《政本》，系统阐明自己反对“好同恶异”的立场。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文学和新文化思想从“萌生”到“狂飙突进”，正是章士钊“新旧调和”文学、文化观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晚清时期，旧文学的霸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这时候的章士钊是以“趋新”的姿态“登场”的：“白话文者，举世不为之日，愚曾发愿为之。”这一时期，章士钊撰写了《中等国文典》，主编发《新青年》之先声的《甲寅》杂志，并在古文内部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文体革新（胡适语），是新文学当之无愧的先导。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伊始，章士钊以沉默的姿态对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冷眼旁观”，并未像林纾和学衡派那样急于论争。直至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业已取得胜利并接近尾声之际，章士钊才为保存国粹主动参与论争。用章士钊的话说，他反对的不是白话文本身，而是白话文倡导者“好使人同己”：

昔苏子瞻与张文潜书有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呜呼！子瞻岂料文字递衰，下至白话，吾人将移其言以病某氏哉？“自由”云者，以人己共由而得是名。吾以自由往，而人以专制来。奈之何哉？人或罪愚以政治之力，摧毁白话。果真为之，愚之肉安足食哉？

概言之，章士钊在任何时代总是以“调和”或“边缘”的姿态面对文化和文学主潮。这种近乎标签化的姿态和立场，既是他的主动选择，也是所有以“单一”面目出现的时代现象对他的赋予和追加，对此理应保持警惕。

三

章士钊说他“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即使被认为最难打交道的陈独秀、章太炎和李根源，他也能与他们“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孙中山亦曾对章士钊的“号召力”称赏不已：“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1949年，章士钊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托，和江庸、邵力子等以私人身份赴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和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毛泽东、周恩来委以两岸“和平专使”的重任，这些评价或事件是对章士钊人脉和交友能力的高度认可。章士钊一生胸襟博大、待人以诚、与世无争，正是这些良好的品行使他赢得了丰富的亲缘、学缘和宦缘。丁仕原《章士钊与近代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按照不同群体详述了章士钊与辛亥名人如黄兴、章太炎、于右任，与北洋权贵如袁世凯、岑春煊、段祺瑞，与共产党领导人物如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与其他社会名流如杜月笙、张君劢、萧伯纳、弗洛伊德等人之间的交谊。这样一个身份多元、性格各异、思想驳杂的朋友圈，对章士钊“调和”观念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在政论文写作方面，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个中高手，且是多年老友。章、陈二人互相激赏，他们共同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间的传承关系也已被反复论证。至于李大钊，曾担任过《甲寅》日刊的主笔，章士钊甚至曾为李料理丧事，二人间的情谊可想而知。陈独秀和李大钊对章士钊文化“调和”思想起到的是一“反”一“正”的强化作用。章士钊曾对陈独秀的性格有过精准的评价，说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相反，李大钊温和的品性则与章士钊比较接近：“李大钊者，字守常，燕产也，为人肫自谦静，雅善文章，愚友之数岁，风义弥笃。”在各自性格的主导下，陈独秀后来扛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文化“调和”论。而李大钊在很多问题上却与章士钊看法相似，他说：“盖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简言之，李大钊在正向意义上强化了章士钊的“调和”理念，而“狷急”且“好为断制”的陈独秀的文化理论不仅不能让昔日老友产生认同感，反而让他望而却步，进而固守自己的“调和”立场。此外，近现代以倡导“调和论”名世者还有严复、梁启超、李剑农、高一涵、张东荪、杜亚泉、梁漱溟等，有学者已经对章士钊与他们在理念上的相互影响关系及异同做过详细比较。

在写诗填词方面，章士钊与朱荫龙、汪辟疆交往较多，这两人兼容并包的作诗填词理念对章士钊的诗词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章士钊师从后学朱荫龙填词，深受其词风及作词理念的沾溉。朱荫龙是明朝靖江王十七世孙，有“桂林才子”的美誉。他治词以表现“真情”为主，有着立足传统、追求新变的词学视野。朱荫龙在引导章士钊走向词学之路时，经常向章士钊推荐各家各派的优秀词作，从不拘泥于一家一派。对此章士钊说道：“适游桂林，与朱荫龙琴可遇，琴可年未三十，治小学，勤文辞，都有条理，尤笃于词，承其先辈半塘、夔笙之遗风，颇以恢张广西词自任，则尽出所藏词类各种本子贶余。”从《章士钊诗词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朱荫龙曾向章士钊推荐过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清百家词》供其学习，此即朱氏兼容并包词学理念的直观反映。同样的还有汪辟疆，汪辟疆曾在《甲寅》周刊连载《光宣诗坛点将录》，对近现代诗人进行风格定位和排序。抗战期间，汪辟疆又对原作进行改定，其后章士钊索去善本，就其师友及所知者作《论近代诗家绝句》一百四十六首。虽然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旨在论诗，章士钊的《论近代诗家绝句》旨在论人，但在开放包容的论诗理念上是一致的。

在小说理念方面，与章士钊相互影响的主要是苏曼殊。苏曼殊在近代小说史上位置显赫，他的作品《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等为代表，上承古典小说言情题材之余绪，下开现代批判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之先河，作品的新旧“调和”色彩是显而易见的。章士钊与苏曼殊交情不浅：“章士钊大苏曼殊三岁，自1903年在上海相识后，或聚或散，始终保持着联络，当然还有他俩共同的好友陈独秀，三人性格差异很大，却能长期形影相随，和睦如初。章氏晚年以诗自娱，写了大量诗词，关于曼殊，目前我看到的就多达二十七首。”除了这种融洽的关系外，章士钊的《双枰记》在主题上一言以蔽之曰“直吾国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意蕴，与苏曼殊的小说都极为相似。若从刊载时间来看，《断鸿零雁记》为1912年，《双枰记》为1914年，《绛纱记》《碎簪记》分别在1915年和1916年，发表时间前后相连，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苏曼殊的《绛纱记》正是刊载于《甲寅》杂志，章亦曾为苏作序表示赞赏：“昙鸾曰：‘为情之正’，诚哉正也。吾既撰《双枰记》宣扬此义，复喜昙鸾作《绛纱记》，于余意恰合。”这说明二人在小说创作理念上确实多有契合之处。